山西票号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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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与货币金融运行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票号产生的前提，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是票号产生的基础与保障，而遍布各地的商业机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熟悉金融业务的专有人才也是票号产生的基本条件。
        一、贸易的发展
        晋商的活动区域，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晋商经营的范围包括盐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干鲜果业、饮食业、典当业、铜业、洋货业等等，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南洋各岛、日本、朝鲜等等，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晋商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票号的产生，随着往来贸易的日益密切，银钱现金的需要大量增加。客观上需要一种比现金支付更方便、快捷、安全的支付方式。
        二、雄厚的资本
        票号是一种金融组织。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朝代，也不论是什么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拥有相当雄厚的商业资本。没有强大的资金作背景，票号是不可能生存的。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开设票号的必备条件。
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存量还多。曾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山西商人：“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
        三、良好的信誉
       “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者，信也。”现代信用制度是建立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金融法规基础上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并没有法律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票号要想以制度的方式建立起诚信守则，的确比较困难。这就要求票号有卓著的信誉，如果没有信用，顾客提不出来银子，就会失去对票号的信任，就不敢将钱存入，票号就无法经营。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尔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四、金融经验的积累
晋商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庄、帐局等进入组织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金融经验，而且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当铺是中国最古老的信用组织，清康熙年间，山西省有四千六百多家当铺，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到了乾隆朝，山西人开的当铺已经遍及长江以北地区。当时的一位文人说，全国经营当铺的“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
        经营当铺只是山西商人在金融业中的初步尝试，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筹集商业资本的需要。因为当铺自身本金很少，与它打交道的又几乎都是普通百姓。为了满足筹措资金，山西商人在清乾隆年间创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帐局。虽然帐局的出现，使原有的金融发展速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还是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做生意的特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的所有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之中，这就使它类似于现在的地方性银行，不能开展全国性的业务。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遍布全国，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务――票号。
（撰稿人：牛晓娟，本文资料来源于各大主流网站，经过重新编排，北京中恒远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创稿件，载请注明来源。文中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