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丹尼尔?B.克莱因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评介（下）

愤世嫉俗还是接受现状

? 索恩?基克加德（Soren Kierkegaard）讲述过的一个影响了一些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态度的寓言：
“据说曾经有两个英国贵族在路上策马前行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大呼救命的人，他的马带着他狂奔使他陷入一种随时可能跌落的危险。其中一个贵族转向另一个贵族说道：‘我赌100几尼（guineas）他会掉下来。’‘就这样说定了。’另一个回答道。带着这个赌注他们策马疾驰以便赶在收费站（tollgates）开门之前阻止任何其他的车辆进入那条失控的马匹所在的道路。同样的，尽管没有那种英勇的、百万富翁似的胆识（spleen），但在这种深思熟虑和明智的年纪，我们至少都像一个充满好奇的、评断审慎的、老于世故的以及有足够的力量下一个赌注的人。”
??很多经济学家都看到经济学的巨大力量在于它能在发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的同时还能使其他人信服，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却认为经济学家没有责任一定要让经济学的一般原则运用于政治经济体系。如果要想使经济学界的判断能力和权威得以改善和提升，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那些拥有良好判断能力的经济学家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工作。但在自由主义者居多的经济学界存在着一条裂痕（rift），一条范式化研究和非范式化研究――一种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之间的裂痕。有时从事范式化研究的经济学家会轻视那些非范式化研究，认为他们“不科学”，只是一种“鼓吹”（advocacy）似的的政策工作。他们常常有（或者希望有）在受人尊重的学术圈工作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在两个相互冲突的个人目标之间挣扎：是赢得学术尊敬和认同，还是赢得意识形态上的尊荣和赞许？
那种向内的转变经常是成功的。尽管正在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不会反对明智政策，经济学家却抛弃了他的意识形态关注（ideological interests），忽视了那些能够改善明智政策的研究主题。他用下面的一种观点来正当化他的选择，即不断发展的科学最终能够比那些只会鼓吹的政策建议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而且科学是“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的。但是正如格雷厄姆所说，“当然，那种认为科学家应当完全不受价值判断影响的断言，即使能实现，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潜在的价值判断终究会偷偷摸摸地钻进来，而在于这些潜在的价值判断都是没有检测过的，因此结果也就是没有价值的。格雷厄姆讽刺地指出了这种内心信念的弱点，“有些作者满足于断定科学仅仅与手段有关而与目标无关，认为最终目标的确定应该留给那些适合于作价值判断的人，而不管这些人是谁。”格雷厄姆的观点值得和乔治斯蒂格勒的放在一起阅读，斯蒂格勒写到，“对于什么是有美德的或正当的，经济学家没有特别的专门知识来识别它们。”
??格雷厄姆指出那种向内的转变必然要依赖一种信念，即学术制度是被智识力量和利益机制所推动的，而经济学家就像杂货商一样，通过满足消费者各种即定的口味（格雷厄姆所说的那种“目的”）来最好地服务于社会，在一个高度劳动分工的体系里扮演固定不变的角色并且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慢慢变老。但是，当然了，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从事足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学术产业”的、一种必要的经济学。再重复一遍，问题不在于经济学家继续持有一种信念和作出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这些潜在的信念和价值判断都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ill-considered）。
?? 格雷厄姆那句挖苦的“不管这些人是谁”直接瞄准了这一错误。正如本书的作者们所指出的，各种社会目标并不是由那些承担这一任务的专家们确定的，而是由民主社会中愚昧的民众决定的。这里的“消费者”并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他们只是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无知地和疏忽大意地作出真正选择的普通人。相信在哪些应当是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中的专家们决定的和哪些应当是普通决策者应该知道的之间有一种有效的联系，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伟大信念。
本书中的好几篇文章都指出接受现状只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表现。对于学界的职业规范而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常被忽视或者被三心二意地坚持着，而愤世嫉俗却是普遍存在的。作者们讨厌这种倾向，他们的回答是清晰的：“不管他们是谁”中的他们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这一回答有助于消除那些仅仅是由心地善良的好人作出的决策所带来的损害和达到一种明智。
??格雷厄姆争辩了经济学家知道现状如何运作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经济学家要引导社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就必须探讨“事物能够如何和应当如何”。格雷厄姆说，经济学家“不仅要有分析能力，更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从当代的经济学文献中，我突然想到一个相关的例子：对中央银行体制某一特定方面进行技术性分析的文章有如汗牛充栋，但是注意到如下问题，首先，中央银行业务是否应当存在，然后，自由放任制度（laissez-faire）下的银行业如何运作的文章却相对很少。那些研究重要的政策改革以及探讨政权体制在实践中如何运作的工作经常被轻视为“不科学”、“不缜密”、“一种推测”或者“不现实”。

菲尔布鲁克反击“现实主义”

?? 菲尔布鲁克的思想多次明显地被贬低为缺乏某种“现实主义”（realism）。他195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回应了他所遭受的这种“不现实的”指责，仅仅因为他提出了或者探讨了诸如自由放任制度下的银行业这样一些重要的政策改革。这篇文章言简意赅而且不太好读，因此，一些介绍性的评论或许对读者会有所帮助。
?? 想象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自由放任制度下的银行业如何运行的研究，并且争辩它带来的好处。他的同行们不是认真地考虑他的观点，而是简单地说其全部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且将它视为一种对自由放任的鼓吹而不予理睬。但是这些批评既没有解释他们所谓的“不现实”指的是什么，也没有解释这一指责如何正当化了他们对此观点的“摈弃”（dismissal）。菲尔布鲁克探求了“现实主义”未言明的那些正当化理由，然后回答了它。因此，他的工作是周密而清楚地表达他的对手们的观点，然后再摧毁这些观点。
菲尔布鲁克的对手，那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是模型建构专家，而是那些研究制度和政策论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菲尔布鲁克说道，或许那些现实主义者，抱有一种应当欣然接受社会中的每件事都是即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观点。但是，进行研究和提出建议的行动必须至少在这样一个假定上着手，即社会中的很多情形可能极容易受作为政策建议者的经济学家所影响。否则，整个经济学行业或许就没有任何价值和用途了。菲尔布鲁克指出任何一个政策的改变都要求“一种大多数人态度的改变”。因此，这种承认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论，即现实主义者必须认同菲尔布鲁克的假定――经济学家能够影响公众和政府官员，即使这种影响只是微弱的。
因此，现实主义哲学必须归结为一套政策改革是否在政治上切实可行的信念上来，它必须依靠一套和不同的改革建议相联系的可能性的信念。举例来说，自由的银行制度，不管看起来是多么值得追求，由于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极小，甚至讨论它都被认为是愚蠢的，更被视为一种非现实的方案而被摈弃。或者，非尔布鲁克说道，现实主义者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混合了现实可能性和改革可取程度的标准。“被称为‘不现实的’的都是一些不理会这一原则的人，可能还包括那些错误地认定了可能性份量的人。”读菲尔布鲁克的文章，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反对那种“现实主义者”相信的绝对可能性哲学（the entire probability philosophy）。他自己的观点是职业尊敬和荣誉应当给予那些研究值得追求的理想制度的经济学家，而不管这些制度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菲尔布鲁克的反击是丰富的，而且有多个面向（multifaceted）。在他这篇相当勇敢的文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举例来说，我们将认识到，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可能性其实依靠那些作为建议者的经济学家们如何提倡和主张这一改革。“然而，如果所有人都遵从‘可能性’原则，就没有人能在其他人（甚至差不多是全部？）提出和承诺（commit）他们的主张之前提出和承诺他自己的主张。”如果人们在同一时间作出选择，就每个人而言，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将是其他人正在猜测的经济学家们将主张的无穷无尽且错综复杂、相互缠绕的各种猜想的产物”。菲尔布鲁克指出如果科学就是科学家认为它们是的那种东西，而且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士，那么科学家们就是在玩一种有着坏均衡的“协调博弈”（a coordination game），一种特别突出它自己的焦点特征的均衡。菲尔布鲁克写到：“仅仅只是对现状的广泛支持会终结一种共同期望。”现状的焦点力量型构了职业（“科学”的）规范的演化，经济学职业遭受到了路径依赖理论称之为“锁定”（lock-in）的情形。菲尔布鲁克评论道：“带着‘事物就是这样的’的一种观点，没有对现状的明确的批评，也不管这些情形是否我们想要的，那种必定带来积极赞成效果的广泛的合作实践就这样发展起来了。”经验研究的经济学家耐心地去掉了有关现状的回归结果，却忽视了一种与重要的政策改革，比如，取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证券和汇率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政府拥有的学校和道路等等，之间的坦诚比较，即使这些改革看来或许是值得追求的。菲尔布鲁克的文章瞄准了那些在“实证分析”、“现实主义”、“科学”等等的名义下去掉了对现状政策的抨击的应用经济学家。

特别地，经济学家应当做的更多吗？

部分除了赫特和哈耶克，本书中的作者都鼓励经济学家积极参与公共讨论。这就意味着一种从事一般的经济学教育的努力，即塔洛克所建议的和“扶轮社”（Rotary Ciubs） 成员的交流以及写一些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也或许意味着以一种政策建议者的身份为政策制定者写作；或者也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更多地集中于公共政策议题。所有的这些行动可能都比现在盛行的那种规范的职业研究更少一些范式化，然而，由于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我们就可以争辩说这些行动比那些高度范式化的研究工作更能增进社会的福利。
大多数作者都认为范式研究已经让经济学家们忘其所以了，因此，他们赞成在边际上进行一种更少范式化，更多一些政策导向研究的调整。但这样一种调整不是没有它的成本和弊端的。实际上，范式主义最大的价值就是为研究工作的评价提供了一种相对清晰的标准。在每一次博士论文答辩、工作申请、或者终身教职的评定上，相关的学术事务都要求一套相对于其他可能标准的、能够持续性地运用于减少那种令人恼怒的内部冲突的标准。没有共同的学术标准和价值，一个学术共同体就不成其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范式主义的盛行恰好是因为它迎合了这些制度功能。通过强调和推动这些工作，比如，为普通读者写作经济学文章，提供一些思想库的政策报告，向扶轮社成员发表讲演以及更少在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对范式强调的侵犯会导致一套更不明确的学术标准和一些更不准确的决策。学术经济学家应当发现这种转换的最优边际点，不是为了最大化他们自己的舒适和利益，而是为了使经济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学术成就能够意味着社会贡献

戈登?塔洛克的演讲，“如何兼顾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最早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为弗吉利亚理工学院的一次研讨会准备的（在随后的十几年里都没有正式发表）。他说，美德不是那种它不得不是的属于自身的报偿，向“扶轮社”所作的讲演足以证明一种职业上的成功。或许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情形有所不同，也或许是塔洛克想要掩饰那种为社会提供更多服务的事实，因此，当塔洛克在描述什么是他提出的“非专业的”提议时，他实际上相信那种充满希望的职业成功的许诺。
真正的要点是，经济学家有时完全可以不管职业上的考虑而应当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塔洛克说道：
“即使对你的职业生涯没有太多有益的作用，我还是要力劝你从事它……通过将工作集中于在你所在的地区撤消一些（浪费性的政府）机构和组织，你将为这个世界作出比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更多，实际上，非常多的贡献是可能的。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慈善形式，但是却是一种收获颇丰的形式。”
同样地，在向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毕业班所作的致辞中，谢林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对你们这些即将称为职业经济学家的人，我要力劝你们离开这里，投入到帮助人们发现各种“免费午餐”的工作中去。”本书的所有作者都非常敬重和仰慕那些能将经济学智慧带给普通大众的经济学家。这样做也许不能帮助你在专业上取得很大成就（甚至还有害于它），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却发现它会帮助你在另一个领域获得尊敬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