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非经济学家

刘 建/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印度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很快即呈现出与中国同时崛起之势。在刚刚结束的2006―2007财政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而又在意料之中的9.4%。现在，印度和中国一样，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引起了整个世界的瞩目。

　　古老的印度文明所以一直具有非凡的生命力，能够历经劫难，踣而复起，一个重要的秘密或许就在于其文脉的绵延不绝。近数十年来，印度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不断涌现。1998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的经济学思想就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也许，他能在经济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是与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分不开的。他的不少有关文化的论著也已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将着重介绍他的人文思想。

　　文化上的多元主义与兼容并包

　　阿马蒂亚?森精通印度古代语言梵文，熟谙印度传统文化。他在梳理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之后深得其精髓，提出印度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兼容并包与宽容异说的精神是印度文化得以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并主张在当代印度继续弘扬这一民族精神。

　　印度文化拥有多个来源。阿马蒂亚?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文中指出：印度“一直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巴哈伊教徒等诸多教徒的共同家园。”多种宗教在印度的兴起和存续促进了印度古代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还有其他移民活动，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在八世纪开始在印度西海岸定居，比其他穆斯林国家经由西北路线前来进犯要早得多。每一宗教社群都千方百计在印度多宗教并存的背景下保持其特性。阿马蒂亚?森勾勒了一幅清晰的长卷移民图。这些不同的外来民族分别带来自己独特的文化，从而丰富了印度本土的文化，使之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印度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正是由于其来源的多样性。

　　印度所以能够形成如今的多元文化，与其历史上的文化宽容精神存在因果关系。阿马蒂亚?森在其多篇文章中一再颂扬的阿育王和阿克巴便是这种宽容精神的典范。阿育王于公元前272或273年至前232年在位，为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他在世时除半岛南端外已统一了印度全境。他在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之时杀人如麻，但在目睹生灵涂炭之后渐生恻隐之心，遂放下屠刀，皈依佛教。阿育王从此对外奉行和平政策，大力弘扬佛教，对内实行仁政，体恤民瘼。在他的赞助下，佛教的第三次结集在华氏城举行，从而使古佛经最后定型。这一宗教与文化上的盛事与稍后于他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形成鲜明对照。阿育王主张不同宗教和谐共处。

　　阿克巴则是印度近古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代皇帝，于1556年至1605年在位。他奉行开明的文化政策，主张不同教派相互宽容。他倡导坚持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进行对话。阿马蒂亚?森指出，阿克巴关于“追求理性”而非“倚重传统”的至关重要的命题，是处理社会和谐方面难题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大力举办充分说理的对话活动。这种在文化政策上的宽容直接导致莫卧儿帝国国力的强盛和文化的繁荣。随后，莫卧儿帝国与处于上升时期的清王朝同时创造了当时的经济奇迹，使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一半。阿育王和阿克巴的宽容精神和文化政策对于印度民族的影响是持久的。

　　阿马蒂亚?森研究印度古代文化传统意在匡正时弊。20世纪40年代印度分治时期，印度教派冲突严重。独立以来，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都曾爆发严重的教派冲突。阿马蒂亚?森对此感到殷忧难已。他在多篇文章中猛烈抨击印度教激进主义分子的许多错误做法，如篡改历史教科书，夸大印度教在历史上的成就，否认穆斯林对印度历史的贡献等。他认为，印度辉煌的文化，是由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印度人共同创造的，从而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他的仗义执言，他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的批评，使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气焰有所收敛，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业已得到纠正。

　　阿马蒂亚?森的文化视野是广阔的。他不仅反对印度教激进主义者的狭隘，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于1995年对“亚洲价值观”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少数东亚国家强调“亚洲价值观”的独立性及其与西方规范的区别，意在“为威权主义辩护”。他批评道，“在所谓‘亚洲价值观’的等级体系之中，新闻自由与基本的政治权力及公民权利被认为无足轻重。于是，抵制西方霸权――本身完全是一项可敬的事业――采取了从这一解释出发而为压制新闻自由和侵犯基本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辩护的形式。”他指出，自由、宽容与民主等价值观在亚洲特别是印度本来就有自己的传统，而并非西方的专利。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人为区分“我们的文化”和“他们的文化”是不足取的。在人员、思想、观念流动和传播迅捷的今天，各种文化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认为，一代名导拉伊所以能够取得世界性的成就，即在于他十分重视跨文化的交流，擅于撷取他人之长。他指出，“在我们的多样性和我们的开放性之中，体现着我们的自豪，而不是我们的耻辱。萨特亚吉特?拉伊如是教诲我们，而这一课对于印度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亚洲，对于世界，它也是极其重要的。”

　　人文关怀与不平之鸣

　　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社会选择论和福利经济学，他对贫困问题和饥荒问题的研究，都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文化研究论文洋溢着同样的精神。他研究社会公正理论，勇于追求社会公正，从而成为当今正义的代言人和良知的化身。

　　阿马蒂亚?森十分关注印度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他在《印度：大与小》一文中指出，印度长期存在“引人注目的社会不平等”。印度民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的安贝卡在印度共和国成立前夕就曾指出，“我们将开始一种矛盾的生活。在政治上，我们将获得平等，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我们将遭遇不平等。” 阿马蒂亚?森认为，印度在社会平等或分配公正这些领域的糟糕记录的确十分骇人，“甚至在独立半个多世纪和践行民主政治之后，这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故。与阶层、种姓或性别攸关的不平等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存在下去，而不会由于对平等的承认或接受而有所收敛。”

　　印度独立以来虽然基本实现了政治平等，但“它决不会将政治的对称自动拓展为对社会和经济平等的促进”。而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是一种影响面最广也最为严重的不平等。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虽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也是十分突出的。阿马蒂亚?森在《与命运之神的幽会》一文中，审视了印度独立半个世纪以来三个领域的得失成败。这三个领域是(1)民主的实践，(2)社会不平等与落后状态的消除，(3)经济进步与公平的成就。他认为印度的民主实践是基本成功的，而印度经济发展的成就虽然不可忽视，但其“总体表现也许还无法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相媲美”。他表示，在社会不平等与落后状态的消除这一领域，印度的问题依然严重。不平等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和男女两性之间。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已经导致印度社会无形的分裂。一方面是为数三亿的中产阶级在经济改革中受益，一方面是五亿农民未能分享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他在《印度的阶级》一文中揭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不同层面，社会阶层的不平等造成弱势群体的作用现在“所受到的注意少得异乎寻常”，而对阶级壁垒的维护，“不仅来自老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来自新的特权阶层，这就使得任务的完成异常艰难。”阿马蒂亚?森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敲响了警钟，足以振聋发聩。

　　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存在着一定联系，但却并不必然如此。阿马蒂亚?森认为，“印度在消除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方面的缓慢进步所揭示的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如此，他对印度的民主政治依然抱有很大希望。他指出，“通过坚定不移的公共行动和参与性活动，可以使民主政治更为行之有效。尽管许多人主要是对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方面的进步缓慢觉得失望，因而表示对民主有挫折之感，但真正需要的还是对民主的更加生气蓬勃的实践，而不是让民主缺位。”这就为解决印度社会的严重不平等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性别失衡与性别歧视对男人的惩罚

　　对于一些影响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以往的研究似乎已经巨细无遗，不再有可以深入开掘的余地。然而，阿马蒂亚?森却能以其敏锐的眼光找到新颖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一些业已令人麻木不仁的重大问题。男女不平等是人类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的一个主要方面，涉及许多不同的问题。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妇女并不是社会提供的提高福利方面的帮助的消极接受者，而是社会变革的积极的推动者和促进者。然而，由于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导致了一些危害人类自身长远发展的现象，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男女性别失衡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的一些国家，人口性别失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一问题严重吗？严重到什么程度？阿马蒂亚?森在《女人与男人》一文中全面而犀利地剖析了这一问题。

　　阿马蒂亚?森指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性别不平等以妇女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和由此而来的男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优势这一野蛮形态出现。已经广泛观察到，在通常情况下，倘若保健与营养状况相似，妇女在特定年龄组的死亡率通常低于男人。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女性胎儿自然流产的可能性也往往低于男性胎儿。尽管在世界各地实际出生的男婴多于女婴，但在男人和妇女得到相似保健和照料的地方，男人的过剩逐渐趋于减少并在随后逆转。所以，欧洲和北美洲的人口，每有100名男子就有约105名或更多的女子。

　　阿马蒂亚?森进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主要由于与正常的女性―男性死亡比率相比而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许多妇女根本不复存在”。“失踪妇女”这一概念，就是他用以通过聚焦那些妇女来说明“这一现象的凶残性质的”。他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妇女与男人的比率为标准(他的根据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在卫生保健、社会地位和死亡率方面，相对几乎不存在针对妇女的偏见)，以那里女性与男性的1.022的比率，计算妇女短缺国家失踪妇女的数字。根据他的计算，与男性人口相比，印度存在达9%的妇女“相对赤字”。这导致印度“失踪妇女”于1986年即已达到3,700万。同样，根据这位擅于数学的经济学家的计算，中国在同一时间点的“失踪妇女”达4,400万。如果将这些国家于1986年已在“失踪”的妇女的估算数字加在一起，全世界妇女短缺数量超过一亿。而且，这些数字在随着有关国家人口的绝对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造成亿万妇女失踪的原因何在？阿马蒂亚?森认为，“即使在人口统计领域，性别不平等本身不仅表现在死亡率不对称这一旧形式上，而且体现于旨在消除女性胎儿的以性别为取向的堕胎新形式上。这种‘出生方面的不平等’反映了这一事实：鉴于在许多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普遍存在喜欢男孩的倾向，许多父母希望新生儿为男孩而不是女孩。确定胎儿性别的现代技术的可资利用，使得这样的根据性别进行选择性堕胎成为可能而且轻而易举，这在许多社会已变得司空见惯。”他进而指出，这种做法在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特别流行，而且也开始在印度和南亚作为一种显著现象露出端倪。

　　阿马蒂亚?森将根据性别进行选择性堕胎称为对女性的“高技术性别歧视”。他指出，这种做法在婴儿出生时就改变了――而且依然在改变着――女性与男性的比率。欧洲和北美洲不存在显著的以性别为取向的堕胎现象。在那里，每100名男孩出生就有约95名女孩出生。与这一正常比率相对，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出生的女孩为92名，韩国为88名，而中国大陆在每100名男孩降生的同时则仅有86名女孩出世。这一方面，印度的情况也难以令人乐观。阿马蒂亚?森指出，印度六岁以下人口中女性与男性的比率，已从1991年时的94.5比100(与欧洲和北美洲的比率非常相似)下降到2001年时的92.7比100。他认为，这一比率的下降“基本反映了根据性别进行的选择性堕胎的蔓延和在出生方面的不平等，而绝非女童相对于男童的死亡率在上升”。

　　他注意到，全印平均数值掩盖了一个事实：在印度的北方和西部的数邦之中，儿童的女性与男性比率比全国的平均数值低得多，甚至比中国和韩国的数字还低。他进而质疑，现在是否只是“早期”，而随着性别辨识技术在全国日益得到广泛利用，印度的比率是否还会继续下降，以致赶上甚至变得低于韩国和中国的数字。阿马蒂亚?森从探讨男女平等问题入手，关心的却是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民族的未来。亡羊补牢，此其时也。

　　阿马蒂亚?森能够将学术论文写得深入浅出，甚至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在《女人与男人》一文的最后，转向性别不平等问题所导致的一个出人意表的“外在”后果。根据英国资料，戴维?巴克等医务工作者业已发现，婴儿的低出生体重往往与高血压、糖尿病及其他心血管障碍等成人疾病在数十年后的较高的发病率密切相关。他将“巴克命题”与在南亚地区观察到多种显著的与健康有关的规律性现象联系起来。这些现象是：(1)孕妇营养不足比率高；(2)婴儿出生体重不足发生率高；(3)营养不足儿童广泛存在；(4)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高。阿马蒂亚?森据此得出一个因果模式：“对妇女营养的漠视导致孕妇的营养不足，由此导致胎儿发育迟缓和婴儿体重不足，随后出现更大的儿童营养不足现象，而由于巴克提出的因果关系，在成人生活的后期导致心血管疾病较高的发生率。以忽视妇女利益为始的问题，以造成所有人――甚至在高龄之时――在健康和生存方面的苦难告终。”

　　对妇女的歧视主要来自男性。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独使妇女本身受到伤害，而且到头来使歧视者也间接得到报应。阿马蒂亚?森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男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比例远高于妇女，妇女的苦难(尤其是以孕妇营养不足为形式的苦难)最终对男人的打击(通过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甚至比对妇女的打击还重。忽视妇女利益引发的广泛惩罚，似乎以一种报复让男人自食其果。”这样的论证似乎足以说服所有歧视妇女的人，使他们迷途知返，尽心保护妇女，因为爱护妇女其实就是保护男人自己。

　　(本文由作者专为本刊写作，因篇幅所限，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亚太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