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的主要思想

社会选择理论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成果除了属于纯经济学领域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经济学和哲学交叉的领域。他对分配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非常关心穷人的福利。
　　 阿马蒂亚?森认为，当集体中所有成员意见一致时，集体做出的选择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当意见不统一时，就需要找到把不同的意见融合起来的决策方法。社会选择理论就是研究个人价值和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的学问，其基本问题是社会整体偏好能否一致地从个人偏好中得出，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得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评价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及借此采取有意义的社会福利措施。多数规则可能是人们最熟悉、应用最广泛的集体决策规则，但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这个规则有很多缺陷。首先是它可能让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除此之外，它还可能使策略性投票(例如通过不投自己偏好的选项)得利，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来得利，多数规则有时还可能产生不了明确的结果。例如一组人要决定在苹果、梨和香蕉中购买某一种，于是对这三种选择进行两两之间的投票表决，多数人在苹果和梨中可能倾向于苹果，但是在苹果和香蕉中可能又有多数人偏好香蕉，同时在香蕉和梨中也可能会有多数人选择梨，这样就不能产生明确的结果。这种情况在社会选择理论中称作“非传递性”，它有时可能使多数规则失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集体决策规则进行了研究，他设定了五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应该满足的条件，研究结果竟然是没有能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集体决策规则。这被称为“阿罗悖论”。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罗不可能定理似乎成为规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森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规范经济学跨越这个障碍向前发展，他的成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开创了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森通过研究指出，能否找到一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取决于如何设定人与人之间的可比性。有一些伦理原则被用来评价社会福利，如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等。森指明了这些原则的前提条件，即能比较各种社会选择为每个人带来的不同效用。社会选择理论后来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森的对个人效用的信息和人际间可比性的分析。

　　福利和贫困的指标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或者研究某个国家中福利分配的变化，需要一些衡量福利或收入差异的指标。建立这样的指标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在1970年前后，森和其他人一起阐明了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社会收入分配规则之间的关系。借此，森后来建立了合理的贫困指标和福利指标。

　　常用的贫困指标是收入低于预先设定的贫困线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但是这个指标没有理论基础，它也忽略了穷人之间的贫困程度的不同，例如如果社会最贫困的群体的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只要他们的收入没有超过贫困线，那么人口比例就没有什么变化。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森从一些合理的假设中得出一个贫困指数：P＝H［I+(1-I)G］。这里，H是低于贫困线人口的比例，G是基尼系数，I是对收入的分配的衡量，0
　　 人均收入等常用的社会福利指标仅仅体现了平均情况，因此，森在合理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标：y(1-G)，这里y是人均收入，G是基尼系数。森认为产生福利的不是一个人得到物质财产，而是其所得到的机会或能力。按照这个观点，收入的意义在于它创造的机会，但是真正的机会，或者能力，也依赖健康等其他因素。在衡量福利时也应该考虑这些因素。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就是按照这种思想设立的。森指出很多伦理原则都预先假定人与人在某些方面上的平等，但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同，分配问题从来不能完全地得到解决，在某些方面的平等却导致在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在哪个方面来推动平等和在哪个方面不得不接受不平等，依赖于如何评估福利的不同方面。森主张人们应该在个人的能力方面努力争取平等。

　　在森早期的论文中，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制造技术的选择。事实上，几乎森所有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都致力于社会最贫困人的福利。森1981年的著作《贫困和饥荒》是他在这个领域内最著名的研究。人们通常认为食物短缺是饥荒的最重要(有时是惟一)的原因，他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仔细研究了印度、孟加拉国和撒哈拉国家的一些饥荒情况，发现了其他的影响因素。有些现象不能仅仅用食物短缺来解释。森指出只有透彻地分析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不同团体和如何决定他们实际选择的机会，才能深入理解饥荒，才能找到阻止饥荒发生的办法，或者当饥荒发生时限制其影响。

　　著作点击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著作有：

　　《技术选择》（1960）；

　　《集体选择和社会褐利》（1970）；

　　《论经济不平等》（1973）；

　　《贫困的水平》（1981）；

　　《贫困与饥饿》（1981）；

　　《选择、福利和测度》（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1984）；

　　《伦理学与经济学》（1987）；

　　《饥饿与公共行为》（与让?德雷兹合作，1989）

　　《不平等的再考察》（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