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原君》的论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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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好的议论文往往有着严密地逻辑结构，雄辩的论证力量。以力主穷经、治史，倡导实学求是、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之学出名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他写的《原君》一文，引经据典，对比鲜明，显示出雄辩的论说文风格。
          本文对比手法，一是段落论证结构的对比，通过逐层分析阐明文章观点。“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在此前提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文章一开头就从正面引出做国君的标准，即“抛弃一己之私欲而为天下谋福利”，这也是全文作者所要阐述的真正道理。第二段，文章紧接着从反面立论，指出“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严正指出其严重后果：“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就告戒人们，做国君的如果不把百姓利益放在前头，势必要祸国殃民。二是段内句群结构对比，通过对比分析，使论证更趋缜密。第三、四段，文章把国君“爱其民”与国君
      “不爱其民”的不同结果做对比，表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今之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的态度，观点鲜明，论证严密。文章立论上的这一正反对比，加深了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对“民贵君轻”的深沉呼唤。
      本文在论证上的另一特点是善于引经据典，以史论理，以史明理。唐太宗当年就曾谆谆告诫大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一面镜子。思想家黄宗羲对此似乎认识得很透彻。《原君》一文几乎通篇都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国君的职能，审视国君对国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为了论证“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观点，文章列举许由、务光、尧舜禹的例子；在阐明“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的道理时，文章又援引汉高帝“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之言语，并直接批评“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而当论证是否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为治国前提时，文章则列举桀、纣的暴政，从反面阐述道理。
      总之，《原君》一文，证据凿凿，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的确是一篇典范的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