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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业心理测评的专家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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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意义上的心理测评(职业体检)可以追溯到英国著名的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时代。1884年,他借助字典来说明人的性格是由一些可以群分的特质组成的。比如,高兴、快乐、喜悦、欢愉等词语表达了一种乐于与人交往的情绪;而悲伤、沮丧、忧郁、哀愁等词语讲述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心情。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比奈编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智力测验,比奈?西蒙量表,从此,心理测验成为一种测量个别差异的工具,在西方发展起来。

  1916年,美国警方首次将心理测评用到警员招募中――因为一个脾气暴躁的警察可能伤害的是一条生命。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军方需要迅速有效的方法来招募新人。许多心理学家认为,选拔官兵和分派任务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一般智力水平,因此,采取了团体检测的方法,共有200多万人参加了测验,效果显著。二战后,标准化的心理测评迅速转用到了职场,一些关键的敏感岗位的招聘中,比如警察、消防员、空中交通管理员以及核能发电厂的操作人员等,心理测评一直是重要内容。

  如今在西方,以“心理测评”为标志的职场体检大行其道。从员工筛选到选拔管理层到领导方式培训,甚至在侨民安置领域,全球大大小小的组织都普遍采用职业心理测评。美国至少有1/3的主要大公司在依靠心理测评,在英国,有85%的公司在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招募新人。

  有趣的是,心理测评题设计得很复杂,但最有效的常常是最简单的问题。在冷战的高潮时期,为了挑选能在阿拉斯加长期从事导弹跟踪的雷达工作人员,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测试题,结果最具预测性的问题却是“你喜欢寒冷的天气吗?”

  与西方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起步并不晚。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的北大心理学者就已经将其运用到社会职业辅导中。80年代中期,组织部门曾考虑并尝试研究和应用科学方法选拔人才, 9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被确定,当时的部委,包括国务院下属机构和大型企业,都开始采用由北大心理系推荐的人事测量软件来考察选拔干部,后来逐步推广到企业和个人的职业咨询中。

  受各种因素影响,职业心理测评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而且各种测评技术和测评师水平的参差不齐,会影响职场体检的效果。

  不要迷信职场体检!资深的职业咨询师白玲如是说。

  “职场体检提供的是一个科学的参照值,但是不能够取代人的决策。这与医生看病是一样的道理,验血提供的只是一些指标,至于最后诊断结果乃至开药方,还是要综合判断。而这种测量的准确性,很难达到100%。”白玲说。

  在体检过程中,情绪等因素会影响到体检的真实结果。为了尽力减少这些影响,白玲也采用了一些方法进行调节,比如在她的门诊室里,常放着大白兔糖,“大白兔是大家熟悉的,熟悉的东西就是可以掌控的,能够让客户放松下来。”门诊室的沙发也是特别经过挑选的,有红色、灰色,“看到客户坐到哪张沙发上,就已经知道她现在的心理状态怎么样。”白玲曾经接待过一位沮丧地坐在灰沙发上的女士,细听后发现她的烦恼首先来源于她紧张的夫妻关系,白玲试图帮助她把这个关系理清楚,还原到比较平静的状态后才正式对她进行全面检查。

  但即使是这样,职场体检也不能够做到绝对准确。在为企业客户体检时,往往会配备辅导师,帮助参加体检的人找到真实的状态,因为一般只有10%的人能够一遍做准,大部分人都需要指导后才能够找准自己的类型,还有10%的人属于特别强势型,他们认为自己的心理性格是希望成为的偶像或者英雄具备的素质,或者是自己特别看重的人对自己期待的素质,并非自己的真实状态。万泓介绍,曾经有一位大型企业的总经理,体检后除了外向性格吻合之外,其他结果全部对不上号。

  白玲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职场体检会碰到两种结果,一种是对方把我们当成亲人,一种就是极端的抵触情绪”,曾经有一位40多岁的男士气愤地认为体检报告与他的实际情况不符:“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是这样的人!”但在咨询中白玲发现,他又一再地询问如何改正在体检报告中列出的职场缺陷。

  做过了职场体检,并不意味着完成了治疗。白玲工作室旗下的专业咨询师陈小倩介绍,有三类人做职场体检效果不大:一是自身资源太少,不足以改变现状的人;二是安于现状,不肯做出努力改变的人;三是已经对自己比较了解,能够自己解决职业方向的人。

  白玲说,做了职场检查后,只有30%的人会采取行动,30%的人无动于衷,剩下的人在“努力”。“只要努力的都不会后悔,我们只帮助自助者”。

  目前整个职业心理测评行业水涨船高。在上海,发展势头最猛的阶段,5天就冒出一家做职场体检的公司。测评工具,来源众多,有的属国内自己开发;有的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等;还有的是其他各种手段开发的五花八门的测评工具;而有人干脆就依赖多年做人事的经验,几乎不采用测评技术,全凭经验定夺。

  北大心理系主任王垒认为,各种测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会影响职场体检的效果。

  职场体检的准确性取决于测评技术及测评师素质。从技术上来讲,测试技术只是工具,需要改良,不能够直接从国外拿来用或者简单地翻译成中文。因为跨文化的背景差异太复杂。比如在西方标新立异是受到称许的行为,在中国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合群;而一套工具,也并不能够适应所有的人,往往需要量体裁衣,诊断后提出一套评估方案才真正有效果。对于职场医生的素质,王垒认为需要大量的训练,“就像学开车一样,必须要有大量的练习经验,并不是有一些人事方面的经验就可以做测评”。

  目前,到底采用什么工具来进行职场体检,或者什么人才具备职场体检职业医师的资格,国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成功心理学的秘诀是:“让兔子去跑,别教猪唱歌”。

  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干一行、爱一行?

  方晓光:干一行、爱一行是基于一个不太正确的假设:“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铁杵下决心,干一行,爱一行,一边磨,一边爱,他总有一天会成针。其实即使下了很大功夫,经年累月磨成的最多是一根粗糙的针,是不能够用来绣花的。可是我们在要求铁杵磨针时,既不关注直接成本,也不关注机会成本,同时还忽视了,铁杵并不值得磨成针。因为社会也需要铁杵。

  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人性,就要承认我们天生是不一样的,你是铁杵我是针,你和我一样可贵,你当一流铁杵,我当一流针,而不去做那种错位的无效劳动。

  新闻周刊:选拔人才时有什么普遍性标准吗?

  方晓光: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你觉得耐克公司最牛的人是谁?”有人说是董事长,有人说是首席财务长,我的答案是搞定乔丹的那个人。

  传统上选拔人才,第一个标准是政治和道德尺度,即你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好人;第二个标准是技术胜任能力,英语几级,是否出身名校。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我们往往忽略第三个,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标准,即行为模式。比如你是一个交往型的人还是一个取悦型的人?是统帅型的人还是和谐型的人?因为知识经济时代,最大量和最有价值的工作已经不是纯技术工作了,而是跟人打交道,是如何搞定各自的“乔丹”。干这类工作成功与否,更大程度上在于你是否善解人意,是否知人善任。

  新闻周刊:如何能够找准先天优势?

  方晓光:盖洛普运用的测量手段其实就是一个有效度的心理测评,叫优势识别器,来帮助个人识别自身才干。

  但我认为工具只是工具,不应该为了测量而测量,获得测量结果后,最大的挑战是把测量的数据运用于管理实践,获得变革的动力。否则,即便你量得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也是只量体不裁衣。就像一个人参加了体检,光出结果还不行,更重要的是根据检查结果对症下药,有病治病。

  新闻周刊:优势识别到底有多大作用?

  方晓光:要看你用它来干什么,比如有一位企业的老板要我们帮助他找接班人,其实他自己有属意的人选,不过是希望我们用科学的手段来证明他的判断正确罢了。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咨询就失去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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