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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基因技术和中国粮食安全与主权的话题在历经一年的争论热议，以及多轮政府决策者、非政府组织以及消费者的互动之后，岁末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12月8日，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就转基因问题给出官方定调：“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 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农的重要战略举措。农业部将积极稳妥地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12月9日随即爆出消息：农业部机关幼儿园“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油”。

　　听其言，观其行，部分民众要求“农业部的机关幼儿园采用转基因食品，给全国人民做个表率”的声音响起。

　　在全球范围内，转基因技术也仍是个争议巨大的话题，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辩论仍处进行时。一面是转基因技术所承诺的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短缺、能源危机和资源匮乏等难题，另一面是由于它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如何在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和保护人类免受这种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是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价值和风险，各利益相关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在这场“辩论赛”中，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的道德优势，各自代表的利益直接影响其立场和相应的争夺话语权的公关战略。

　　关于转基因和粮食安全话题，早报记者公开或私下相继采访了不少中外政府决策者、产业界和公关人员，盘点中国转基因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尝试为读者揭开转基因疑云背后的利益集团及其公关舆论战。

　　国家战略

　　美国

　　全球输出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但已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18.95,-0.19,-0.99%)出口支柱。

　　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政策层面以及舆论的动态变化。

　　美国地广人稀，农业以高度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著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出口市场决定美国农业的兴衰与从业者利益。保持美国农业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主导了美国的农业政策。1991年，由“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起草的《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确立了转基因农业的国家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

　　自1996年开始，在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旗下的先锋良种(Pioneer Hi-Bred)等公司的推动下，美国的转基因国家战略飞速推进。根据美国农业部最新统计数据，2010年，美国的三大转基因农作物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相应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3%、86%和93%。

　　转基因技术因其存在环境和安全等不确定性因素，从其推出伊始便遭遇环保团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依然不为所动，坚决高举“转基因国家战略”的大旗。美国国内舆论甚至认为，这是由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等“特殊利益集团”组成的“农业游说”成功地渗透并公关了政府决策层的结果。

　　其实，美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大豆、玉米并非美国人主食，粮食安全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大豆、玉米、棉花这三大转基因作物因其成本低、产量高，成为美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出口支柱。此外，美国在转基因农业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和独家知识产权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中，除了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还进行了重要的战略布局。

　　目前，中国是美国转基因大豆的最大买家，同时中国每年进口的玉米和棉花也大部分来自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技术政策层面以及舆论的动态变化。

　　阿根廷

　　悲情的反面教材

　　在目前出版的有关转基因的书本中，阿根廷几乎都以悲情的反面教材形象出现。

　　作为世界上第二个大规模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的国家，阿根廷在全球的大豆和玉米市场上已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大豆供应国。但是，阿根廷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

　　阿根廷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大规模推进转基因农业革命的国家。目前，阿根廷境内可耕种面积的50%被种上了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面积分别占相应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8%、80%和60%以上。与美国相同，阿根廷的转基因农业也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上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阿根廷背负巨额外债，通过农产品出口还债被认为是阿根廷农业转基因化的主要原因。单从经济收益来看，据2007年数据统计，阿根廷转基因十年，农产品出口所得共计200亿美元，额外增加国内100万个就业机会。

　　与美国不同的是，阿根廷不具有转基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种子和技术均来自美国，确切地说，来自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无数新闻、研究报告记载了关于孟山都与阿根廷的种种恩怨：孟山都如何最初免费派送种子，在成功占领99%市场份额之后又开始收取高额专利费；与孟山都种子配套的杀虫剂如何破坏生态环境，杀死其他庄稼，引起动物后代器官畸形，使人出现恶心、腹泻、呕吐和皮肤损伤等症状。在目前出版的有关转基因的书本中，阿根廷几乎都以悲情的反面教材形象出现，诸如“阿根廷：全球第一个转基因实验品”，“阿根廷在哭泣，孟山都不相信眼泪”等标题，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阿根廷在全球的大豆和玉米市场上已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阿根廷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大豆供应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2010年从美国采购的玉米已达到150万吨。随后便传出中国2011年将从阿根廷进口550万吨玉米的消息。阿根廷农业部长公开预计，阿根廷2011年玉米将有2000万吨盈余，中阿正在就阿根廷玉米进入中国进行谈判，两国有望在2011年上半年签署转基因玉米植物检疫协议。而中国农业部则反驳称，中阿两国农业部从未就进口阿根廷玉米事宜交换过意见。

　　一名美国农业部的官员私下对早报记者表示：“中国和阿根廷官方的不同表态，非常有意思，值得回味。”该官员同时称，他也注意到中粮集团从美国进口的5.4万吨转基因玉米因被检出尚未被中国批准的转基因成分而被退货，以及南非农业部官员接触中方官员、兜售南非滞销的转基因玉米等消息。

　　中国

　　商业化种植之争

　　中国至今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国内商业化种植，但是现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难觅非转基因豆油的身影。

　　国内专家和从业人员担忧，玉米将重蹈大豆覆辙，“被转基因”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与美国耕地面积广阔、高科技做后盾不同， 中国需要用世界7%的可耕地面积养活占世界23%的人口；与阿根廷出口为导向的农业不同，中国长期坚持“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对于转基因技术，中国官方一直持谨慎支持态度。

　　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Bt(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棉，这也是迄今为止惟一在国内获得商业化种植许可的转基因作物。全国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380万亩，发展到2010年的5240万亩，占到总种植面积的70%以上。把此视为成功典范的一方认为：自带抗棉花“天敌”棉铃虫基因的Bt棉降低了农药使用量和种植成本，提升了棉花产量；而反方则认为，Bt棉虽控制了棉铃虫害，却使原先的次要害虫盲蝽蟓(又名臭屁虫)暴发成灾，农药和种植成本不降反升，打击棉农种植积极性，导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和总产量连年下挫。

　　无论中国Bt棉商业化种植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的公司和棉农都有方案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如果棉农选择继续种植，2015年孟山都公司含抗盲蝽蟓基因的Bt棉种子将进入市场，如果棉农选择继续放弃种植，美国棉花正好可以大举进入中国的市场。

　　中国至今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在国内商业化种植，但是现在国内市场上几乎已难觅非转基因豆油的身影。自从2004年农业部授予孟山都5个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证书以来，美国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以价格低、出油率高等优势大举涌入中国市场，彻底挤垮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种植业，目前牢牢占据国内90%的市场份额。而2010年中国从美国采购150万吨转基因玉米，创下自1995年以来进口玉米的最高水平，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多年来玉米净出口国的地位正在松动。农业贷款机构荷兰合作银行最新报告更是大胆预测，2015年中国对进口玉米的年需求量将高达250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玉米进口国。国内专家和从业人员担忧，玉米将重蹈大豆覆辙，“被转基因”时代即将再次到来。

　　而外国观察人士则普遍认为，是否要进口，进口多少，中国的选择余地很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多年来“自给自足”的“神话”正在被打破。

　　12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内某知名财经杂志撰文指出：“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何，令人忧虑。随着某些农产品进口量增加、自给率下降，国际市场价格对这些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就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12月9日，国际主要通讯社，大宗商品杂志均不约而同地部分翻译了陈锡文的文章，并冠以“国务院官员：中国粮食‘自给自足’可持续性堪忧，自给率将逐年下降”的标题。《华尔街日报》除了解读了陈锡文的文章，还单独撰文称“中国将重塑世界粮食市场格局”。

　　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约占60%，出口额占40%。美国农业部官员把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战略总结为：“以劳动力换耕地，中国主要进口大豆、玉米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而出口海鲜、水果深加工品等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陈锡文也指出：“保守估计，按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至少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中国粮食未来供给的基本面对美国农产品意味着无限商机，虽然面临来自阿根廷等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国家的竞争，但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政策面上不会发生重大调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专为美国农业部、美国谷物协会等提供大宗商品市场咨询服务的分析师对早报记者表示。

　　2009年8月，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获得在湖北省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这也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外界解读此举为转基因水稻在中国商业化种植清除重要障碍，甚至有人预测转基因水稻将在3至5年内上中国人的餐桌。

　　上述分析师说：“中国如果最终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这才是政策层面真正的爆炸性事件。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开放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生产，从袁隆平到张启发，可以称为农业‘大跃进’。”

　　公关舆论战

　　绿色和平

　　反转基因运动

　　绿色和平组织打出的“捍卫中国粮食主权”、“保卫中国食品安全”的口号同时满足了官方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诉求，而且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用实际行动扮演着市场监督者和揭发者的角色。

　　总部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全球反转基因运动的一面旗帜，该组织宣称自己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由于其反转基因立场坚定，行动力强，一般观察舆情的专业人士都会把跟踪绿色和平的动态作为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名在美国长期观察中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接受度，并定期为其客户撰写舆情报告的分析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非常不解地问：“绿色和平在中国怎么如此活跃？在参与公众讨论时，享有如此之高的议题设定权(agenda-setting power)？中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个组合令人费解。”

　　与其说这位分析师对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生存环境的认知过于简单、平面、缺乏动态，倒不如说她太低估了绿色和平的舆论战略水准和行动力。绿色和平打出的“捍卫中国粮食主权”、“保卫中国食品安全”的口号同时满足了官方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诉求，而且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用实际行动扮演着市场监督者和揭发者的角色。

　　2002年，绿色和平揭露孟山都对中国野生大豆提出专利申请，此举引发巨大的舆论关注，促使中国政府批示相关部门加强对生物资源的保护；2005年，绿色和平发现转基因大米在湖北非法种植，并污染了武汉和广州的大米，农业部进行调查后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2006年，绿色和平对中国市场上的婴儿食品进行检测，发现亨氏米粉含有未经安全试验的非法转基因大米成分；2007年绿色和平首次发现美国转基因大米LL601被非法进口到中国；2010年，绿色和平发布了《超市生鲜散装食品调查报告》，揭露沃尔玛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伊藤洋华堂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木瓜。中国几乎所有的与转基因相关的“揭黑消息”都是由绿色和平率先揭发出来的。

　　绿色和平与媒体的关系和互动也非常密切，单从记者角度看，绿色和平的专家有很强的新闻灵敏度，深谙抓住新闻热点之道。比如，近来热点问题是高通胀，这也体现在国内食用油价格的飙升，一位绿色和平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切题地指出：国内食用油价格上涨直接原因是国际大豆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大豆90%的市场份额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控制，造成中国如此庞大的市场面对外资却没有一点议价权的窘境。而当福建省政府率先明令禁止销售转基因大米，并下令彻查转基因大米在市场流通后，绿色和平旋即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对公众健康负责的态度，并鼓励其他地方效仿。绿色和平的反应速度使得媒体在报道该新闻时，为体现平衡报道，体现各方声音的原则，自然而然地加入其表态。

　　孟山都

　　主走政府公关路线

　　除了低调与政府决策层保持良性互动之外，孟山都通过每年巨额的科研投入，与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组成战略合作伙伴，通过科学家、科研人员之口传播转基因的“福音”。

　　而在公共领域，孟山都不屑与绿色和平等反对者公开打口水战。

　　孟山都在中国的公关战略与其在美国本土的战略基本一致：低调地避开公众视线，主走高端政府公关路线。由于和美国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孟山都在世界各国的业务拓展都由美国农业部、贸易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政府机构保驾护航，如在他国遇到投资和贸易方歧视和壁垒问题，可直接与上述部门沟通，并由美国政府出面以双边外交方式表达关切。

　　2004年，中国农业部正式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授予孟山都5个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证书的谈判过程，这是由当时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亲自关照的。

　　在与中国决策层的交往中，孟山都的自我定位即官方认可的“为中国农业带来资金，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商。这个自我定位也体现在一些以金发碧眼老外在给中国农民传授农业技术为主体画面的孟山都的广告和宣传片中。

　　在公共领域，孟山都是不屑与绿色和平等反对者公开口水战的。而口水战是公关界最忌讳的，在公众面前和对手一来一去无止境地纠缠、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暴露自身原本不为人知的弱点。

　　除了低调与政府决策层保持良性互动之外，孟山都通过每年巨额的科研投入，与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组成战略合作伙伴，通过科学家、科研人员之口传播转基因的“福音”。被喻为“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的张启发教授项目最大的合作伙伴和资助方是孟山都。

　　公司财团正取代政府等公共部门成为农业科研经费主要来源的另一例证是，2009年，一群人数达26位的专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指出：由于生物技术公司的种种阻挠，他们在有关转基因技术对环境和人类潜在影响等很多关键问题上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由于害怕遭到报复，被切断科研经费，这些专家采取了匿名投书的方式。

　　中国种植户和企业

　　国产大豆保护战靠什么

　　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之间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大豆种植户经不起进口低价大豆的冲击，如果国储收购则油脂加工企业不堪成本重负。两种局面最终都会导致国产大豆种植和市场的巨幅萎缩。

　　中国遭遇转基因技术的14年间，比较利弊，如果要列出纯受害者，非国产大豆种植户和企业莫属。农业部最新预计，中国2010年大豆进口总量将达5000万吨，再创历史新高。

　　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之间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大豆种植户经不起进口低价大豆的冲击，如果国储收购则油脂加工企业不堪成本重负。两种局面最终都会导致国产大豆种植和市场的巨幅萎缩。

　　在此困局下，黑龙江有关方面最近率先喊出了“保卫国产绿色大豆产业”的口号。

　　“国产大豆保护战”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打好政府公关战和教育消费者的舆论战。在公关方面，要借鉴孟山都的成功经验，做好政府的游说工作，把国产大豆产业的生存上升到捍卫国人餐桌的战略高度，要求有关部门反思大豆产业陷入困境的教训，秉持大豆进口不应损害国产大豆的原则，敦促加大对国产大豆的扶持政策。在教育消费者方面，要学习绿色和平的经验，强调转基因技术存在潜在的食品安全的不确定因素。美国主要人口没有吃豆制品的习惯，转基因大豆一般用来榨油和出口，在市场规模很小的豆腐、豆浆等含大豆蛋白的制品上，生产厂家都主动标明，原料为有机大豆，不含转基因成分。在转基因大豆占主导的市场上，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要进行主动标示，方便消费者识辨。

　　中国的国家战略是通过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而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成功与否最终是要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农业部确定的国家战略，与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作为消费者作出的选择并不矛盾。

　　2010年12月3日，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做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时强调，中国的转基因产品必须“保证所有公民对转基因产品的知情权与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