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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让孙中山从神坛上走下来吗？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1〕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




（一）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锷、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2〕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 如谭人凤、李燮和〔3〕……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存，致使打天下与坐天下部分分离。




（二）后继者打扮历史。在上者：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排斥异己，放逐功臣，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围长期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要把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把当时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辩台前，在充分发掘、比较、考证各种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二　且从《有志竟成》一文说起





孙中山的《有志竟成》〔4〕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个从1885年起30余年来的人生历程，“以励来者”。




文章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个“先知先觉者”，为了证实，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称：“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他何时开始“立志”呢？文中是这么说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为什么偌大中国，从1885年到1905年的20来年间，“几为”他“一人之革命”？细察，孙写作此文时已是1918年，党内“造神”已成气候，孙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装”起来。本来他不太知历史，这也难怪。他10岁入塾读书，12岁（1878年）即随母亲去了檀香山，从此读的是洋书，学的是医学。这段时间出现的以百计、千计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谭嗣同、朱红灯、唐才常、黄兴、宋教仁、严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执信、廖仲凯等一大批叱咤历史舞台人物，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运动的推动下，也就自然忽视了1894年他参与创建、起初由杨衢云担任领袖的兴中会和会中同仁；也自然忽视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




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5〕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6〕。




按孙的《伦敦被难记》一文所述，他在1892年尚“以医为业，藐兹一身”，到“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却是在1896年。文中说：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7〕





按照孙投拜李鸿章的言行来看，这段叙述符合实情。可是，孙在1918年写作《有志竟成》一文时在首段即“修正之，以辅事实”。“修正”了什么？由“投身为彼党党员”改为“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造”；又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倡行新政”，改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这两改，既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又由改良派一跃登上革命派巅峰。




当冯自由为《伦敦被难记》为何有“如此措辞之理由”向孙“请示”时，孙以“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8〕作答。 这就使人疑窦丛生：孙于1897年写作上文，为何知道1897年以后“每次”之事？1897年以前，仅有1895年杨衢云为首、有孙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根本谈不上有“每次”。再说，《有志竟成》对《伦敦被难记》只否定了上述之一，但未否定如下之二：1896年，始“知有政治生涯”，“奔走国事”。




提到武昌起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洋洋洒洒三大本，孙在《有志竟成》一文中只用了一段文字来高度概括，中心题旨是：




（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无心助汉而亡胡者欤？”孙自己没有领导，也不承认有别人在组织领导，比如黄兴，比如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宋教仁等等。1923年3月，孙还在说：“中国现局堕落，一至如此，乃革命不彻底之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彻底，乃因武昌之成功出于无意，成得太易太快，致堕革命党之精神。”〔9〕




（二）武昌之成功得归功于两个法国人，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国人，即孙自己。




头一个是法国武官：“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这么说，武汉新军的革命思想是由孙叮咛洋人灌输“成熟”的。





第二个法国人是“领事罗氏”。孙在文中说：“广州一役之后，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