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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而喻，自近世迄今的国际力量结构大体保持不变是这些规律成立的前提。所谓“大体不变”是指几个主体国家（如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版图不发生被大规模改观的情况。在比如美国未崛起前，俄罗斯的战略极限可伸至阿拉斯加，但当美国崛起后，它被迫只能收缩到白令海峡以西；当日本崛起后，俄罗斯又进一步向西面和北面收缩。版图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政治遵循合力原则。那么，俄罗斯国家兴衰都有哪些规律可循呢？本文从地缘政治与历史分析的视角试图能找出其中的些许规律。

　　一、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

　　俄罗斯民族从蒙古人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扩张能量并因此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国家版图，这个版图曾从波罗地海沿岸直抵阿拉斯加，横跨东经20度到西经145度之间。但也正是由于这过于巨大的国家版图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堪重负，以至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一次次后退收缩。收缩总是较多地发生在离其政治中心――莫斯科――较远的远东部分。俄罗斯比较自觉的因而也是和平的收缩发生在1867年3月30日，俄罗斯和美国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的协议。 在当时的俄罗斯看来，出售阿拉斯加既赚了些钱，又赢得了与美国基于共同反英立场的友谊。在此之后，俄国便出现了被迫因而也是流血的收缩。先是1905年败于日本并被迫在与日本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让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权，并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割让日本。1917年沙俄帝国解体，从1918年初至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出现了分裂以及有外国武装势力支持的割据叛乱：南方有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叛乱，在西北有尤登尼奇的叛乱，同时德国军队继续盘踞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东线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从1919年始，协约国又先后组织了三次以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为代理人，从东、南、西三面对苏俄中心莫斯科进攻的大规模武装干涉。结果这些叛乱和干涉均被苏维埃政权领导的苏联红军所击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这次持续两年的大规模叛乱和干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显示并证明了俄罗斯国家力量有其可以保得住且极难撼动的“基线（baseline）”，即其范围大体就是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东到乌拉尔山以西，南至高加索以北。具体说就是东经28度至60度，北纬40以北的范围。笔者把这个基线称做一级底线。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只是在这个基线上的伸展，其战略收缩的终极底线则不会低于这个基线。这部分是其国家不可撼动的主权底线，也是国家政治的生存基础。

　　1920年4月6日，在列宁的倡议下，苏俄政府在贝加尔湖以东成立了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这说明当时的俄罗斯国家力量已不足以对贝加湖以东形成绝对控制。但是，“国破山河在”，对俄罗斯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乌拉尔以西的战略基线（即一级底线），其国家力量就可能伸展到中西伯利亚地区，继而就能威慑并由此守住东西伯利亚。换言之，俄国版图中的东西伯利亚，由于其与位于欧洲部分的经济政治中心太远，与原子核最外围的电子一样，属最不稳定的部分，因而它的稳定是靠俄国的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将这部分称做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那么，在乌拉尔以东，东西伯利亚以西的区域（即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则属于俄罗斯国家力量能守得住的二级底线。历史上的俄国衰落总是从边缘的三级底线――远东表现出来；而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地区则是靠欧洲部分的国家实力辐射作用而保存的――这与西藏、新疆之于中国东部中心地带的联系特点十分相似。这就是说，与俄国欧洲部分的特点正好相反，俄国国家战略能力在远东部分并不具有可持续的攻势，这正如1962年中国在西南地区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不具备可持续的攻势因而必须速战速决的道理一样。

　　历史研究表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失去这部分，俄罗斯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正是俄罗斯拥有中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的广阔空间，这使其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反而增加了俄国人的反攻力量并抵消了敌国（比如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德国以及二战前的日本）从西东两面击垮俄罗斯的难度。另一方面，我们对俄罗斯人所拥有的这个“战略纵深”的意义也不可夸大。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当希特勒大兵压至莫斯科时，斯大林曾考虑的“避难”地点并不是像亚历山大一世那样选在远东，而是选在印度。 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已与19世纪初反拿破仑时的亚历山大一世所面临的形势不同，20世纪的苏联如果失去欧洲，且在日本已经崛起的情况下，他也就不可能不失去远东。这也大概是他不可能在对德战争中仿效库图佐夫用大踏步后退赢得战争，而是必须在莫斯科至斯大林格勒一线坚持抵抗到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