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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武定”地名和南京“总统府”说起

了解山东历史沿革的人都知道，山东历史上曾有个“武定府”，其辖境相当于现今除邹平、博兴之外的滨州市的大部以及今济南市的商河、德州市的乐陵、东营的利津以及已经归并于淄博高青的旧青城县等地。“武定府”设立于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由明朝的“武定州”升格而来。而明朝的“武定州”则是在宣德元年（1426年）由乐安州改名而来。由此再加上民国年间延续称“武定府”和改设“武定道”的几年，“武定”之地名在山东延续时间长达近500年之久，因此可以说是山东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地名之一。


但要说起“武定”地名的由来，我们却不得不提起一个如今已几乎已经被人彻底忘怀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汉王朱高煦。现在，他的名字，只有旅游者在参观南京的“总统府”时才会在导游的介绍中听得到。因为在这里，参观者会被告知，“总统府”其实是一个叠加着明、清和民国遗迹的复合景点，这里在1927年之后是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所在，再早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而其肇始之建则是明朝前期所建的汉王府??“煦园”。这个“煦园”，就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被封为“汉王”的明成祖次子朱高煦的府邸，以其名的最后一个字命名。


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历代王朝和王侯贵族，要营建府邸，一般都不是随意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兴建的，都得通过看风水选定地址。南京“总统府”这个地方，应该也属于一块难得的有“天子气”的“风水宝地”，不应该是一般王爷说选就可以选到的。汉王朱高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明初为什么能够在踞于“虎踞龙盘”的明朝京师中的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营造府邸？他的生平以及以后的归宿如何？他与山东的“武定”地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弄清这些问题，那就需要仔细地看《明史》，并从中找出答案了。


二、靖难战争，功高盖世

历经近六百年的历史风烟，当年的汉王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但凡仔细研读过明史的人，依然可以从散乱的历史记载中感悟到，这个汉王曾是明朝前期的一个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尤其在“靖难战争”中为明成祖朱棣夺天下立下过盖世之功。纵观整个明朝历史，除去几位最终做了皇帝的王之外，他以非凡的功勋和影响，堪称明朝第一王。

当然，人们都知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都坚持和维护封建的正统观念，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立场记载历史人物。但对汉王朱高煦的记载，就是将其以“反贼”来定位的《明史》，也无法磨灭其在“靖难战争”中所立的盖世功勋，《明史》在《朱高煦传》中记到：“汉王高煦，成祖第二子。……成祖起兵，……高煦从，尝为军锋。白沟河之战，成祖几为瞿能所及，高煦帅精骑数千，直前决战，斩能父子于阵。及成祖东昌之败，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适高煦引师至，击退南军。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尤其是接下来的一句“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可以说是总括性地说明了朱高煦在帮助乃父朱棣夺得大明江山中的巨大贡献。


关于朱高煦的形象，《明史》《朱高煦传》尽管说“汉王高煦，……性凶悍。……不肯学，言动轻佻”，因此 “为（明）太祖所恶”，但也描述了 “高煦长七尺余,轻走乔,善骑射，两腋若龙鳞者数片” 的高大、阳刚和英武形象。根据在〈明史〉其他章节反映出的情况，朱高煦绝对不是〈明史〉所刻意引导人们想象的一位卤莽的武夫。从他在“靖难战争”开始之前非常果敢地盗取舅父徐辉祖的良马，携自己的兄弟迅速逃离南京，摆脱被建文帝当作人质的处境，以及在随后的“靖难战争”中屡屡展示出的军事才干，应该判断他是一位有智有勇也有专才的王子。对于《明史》所谓“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的记载，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就有不同的态度，认为这是史家“严辞溢恶”，不可尽信，是成王败寇的观念使然。另据香港学者赵令扬先生考证，历史上真实的朱高煦不仅诗作“成一代之规模”，而且书法“雄伟飞动”，可从一方面订正正史中对朱高煦形象的歪曲和丑化。

三、父皇食言，铸就悲剧

由于在“靖难战争”中朱高煦一直追随朱棣鞍前马后，并屡屡作出卓越贡献，朱棣对他的这个二儿子一直钟爱有加。据《明史》《金忠传》、《杨士奇传》等其他列传记载：“帝起兵时，次子高煦从战有功，许以为太子。” “初，帝起兵时，汉王数力战有功。帝许以事成立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可以看出，朱棣确曾对他的这位功高盖世的二儿子有所允诺。


另外从历史史实来看，燕王朱棣即皇帝位后，很快就册立了自己的原配徐氏为皇后，按说在册立皇后的同时接着册立太子，将本已被太祖朱元璋册立过的长子朱高炽直接立为皇位继承人，是符合封建王朝的嫡长继承原则的，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朱棣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从建文四年六月至永乐二年四月，近两年），都没有顺理成章地明确立这位长子为太子。他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自己曾对二儿子朱高煦有过允诺，要“食”下如此“大言”需要有个过程。根据〈明史〉所反映的情况，最后，还是由于以解缙为代表的一部分文臣抓准了朱棣喜爱朱高炽所生的皇长孙朱瞻基的内心，在他面前极力夸赞“好圣孙”，才使朱棣从长远计，没有破坏封建社会的嫡长继承制而另行册立，直接将原世子朱高炽确立为太子，将朱高煦封为汉王。这一最终的决定也就注定了朱高煦日后的悲剧性命运。

在朱高炽被确立为太子之后，朱高煦难免会有情绪。看来他确曾凭借当年“靖难”之功和乃父朱棣对他的愧疚之心，坚持留在朱棣身边而不去云南封地就封，也确曾有僭越之举并几次惹是生非，招致父皇的惩戒，最终于永乐十五年被徙封乐安州（治所在今滨州市所辖的惠民县）。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做“乐安”的地方，在永乐之前称为“棣州”，恰恰与永乐皇帝朱棣重名；而再往前推1600多年，秦始皇时曾在这里设置“厌次县”，这个“厌”同“压”字，“次”为驻扎之意，是因当年秦始皇发现这一带有天子气，东巡驻扎以压之而得名。看来永乐皇帝最后把居功自傲、心有不甘的汉王徙封于此，是寓有谶纬用意的。一是以威压之，二是盼其乐安。

四、被指“谋反” 疑云重重

从历史记载中看，自永乐十五年朱高煦被勒令徙封乐安之后，一直没再生事。七年后永乐帝驾崩，其兄朱高炽即位，始有其儿子朱瞻圻在京秘密打探和通报消息之说。但朱高炽迅即借机离间了其父子关系，并把朱瞻圻发配到凤阳为祖宗守皇陵去了。同时厚待高煦，为他增添每年的俸禄，赏赐以万计，又正式封高煦的长子为世子，其余均为郡王。但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这些举措都有为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做“仁至义尽”的铺陈之嫌，也寓有策略性于其中。

朱高炽只当了10个月的皇帝就突然去世，有记载说朱高煦曾密谋在朱瞻基自南京赴京城奔丧途中设伏兵截击，因仓卒行事，没有得逞。这种记载看上去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

《明史》接着说：至朱瞻基即皇帝位，给高煦及赵王高燧的赏赐比其他府第更优厚。高煦每天都有奏折奉上，并陈述利国安民大事。宣宗命有关部门按高煦说的办，还回信感谢他。并对群臣说：“我爷爷曾对我父亲说，我叔叔有野心，应该防备他。然我父亲待他特别优厚。如今他说的，全是诚心话，看来他已经洗心革面，我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所以，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只要高煦有要求，宣德皇帝都尽量按他说的办。因此高煦更加自我张狂。

以上这段话牵强得很，是明显带有“宣德皇帝更为仁至义尽，朱高煦不知天高地厚”定向的。试问，按这段话的记述，朱高煦自我张狂的原因不是他对朝政的建议被宣德皇帝采纳并得到丰厚的回报吗？他干吗要反？

随后，《明史》中又罗列了一系列朱高煦谋反的“事实”，为宣德元年八月宣德帝亲率大军征讨提供依据。但可疑的是，《宣宗本纪》中记载朱高煦“反”是八月初一，宣德帝亲率朝廷征讨大军抵达乐安的时间是八月二十，在这二十天内，已“反”的朱高煦竟然没有大的举动，而是傻傻地据守一个弹丸小城，当朝廷大军兵临城下后，朱高煦却没怎么抵抗就于八月二十一自己出城投降了。这怎像一个“性凶悍”、身为武将并亲历过当年的“靖难战争”、极富军事经验、有可能深知反叛须以野战制胜之道理，尤其善于设伏截击的汉王所为？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所谓汉王朱高煦的反叛有可能是明史上的一件疑案。

五、奋力一脚，浴火焚身

朱高煦“投降”之后就被宣德帝押回北京，废为庶人，关押在如今北京紫禁城内太和门广场西南的一溜墙根附近一处被称做“逍遥城”的地方。有记载说，他被囚禁后，曾有孙贵妃为宣德帝生了第一个皇子而“大赦天下”，还有叔父宁王朱权为之说情，但他都没有获得赦免。几年后宣德帝去囚牢中视察，他以“箕踞”姿态表示蔑视，而当宣德帝对他斥责时，他冷不丁出腿将宣德帝摔倒在地。宣德帝恼羞成怒，命几个大力士抬来一口三百多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反扣在里面，但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力图摆脱。宣德帝竟又命人以木炭将其堆埋，然后点起火来，将他的这个桀骜不逊的夙敌、曾经为他祖辈的江山基业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亲叔父活活烧成了一堆灰烬。此一幕可以说报应性地反演了早年身为叔父的朱棣把侄儿建文帝逼进南京皇宫大火的历史闹剧。

应该说，上面这段记载倒符合朱高煦的刚烈性格。根据朱高煦最后的这种暴烈的表现，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他可能当初并没有谋反，而是掉进了其侄儿皇帝为之预设的一个“局”中。作为一个曾叱咤沙场的盖世武将，没拼搏一下就被陷于“谋反”冤狱，成为笼中之虎，其怨怒和愤恨自然压抑已久，怎能不在见到其冤狱的始作俑者、他的仇敌时集中爆发出来？哪怕就此赴死，结束其已被霉运覆盖的生命。

反过来，就汉王“谋反”这件事，我们从宣德皇帝方面可以找到一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理由。一则，宣德帝与朱高煦之间确有积怨，且早有面对面的交锋。《明史》在朱高煦传中特意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说当年成祖曾经让朱高煦随太子朱高炽一道拜谒孝陵。朱高炽因身体肥胖，又有脚病，让两名宦官扶着走还常常跌倒。朱高煦在后边说风凉话：“前面的人摔跟头，后边的人就知道警惕了。”当时身为皇太孙的朱瞻基马上在他后边说：“更有后人知道警惕呢。”高煦回头一看，不免脸上失色。这段记载暗寓着朱瞻基对朱高煦的记恨和将来的报复。二则，有前车之鉴。当年明成祖作为燕王，从年轻的侄儿朱允?手中夺取了皇权。汉王朱高煦的性格、经历都与成祖非常相象，而且直接参加了襄助父王夺取江山的战争，军功更显，对争得皇位的贡献更大，因而气势一度也更盛。为避免历史的一幕重演，宣德帝先发制人，可消弭祸患于未然，不但可以雪掉自己多年之恨，而且无须付出更多代价。三则，削除汉王可收“杀猴儆鸡”的震慑之效，使原本也不驯顺的赵王朱高燧等俯首听命，然后施以怀柔，更可彰显皇帝的宽容仁爱，同时更证明汉王是咎由自取。事实上，在平定汉王之后，朱瞻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至于如何罗织罪名、构陷成狱，这是明朝自朱元璋以来屡试不爽的强项，对宣德帝和他的一批老谋深算的朝臣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历史记载中透露出的一些牵强感，似可印证此说。


六、叔侄争位，隔世相报

明朝前期，先后发生了两次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一次是作为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战争”，与嫡长系统的侄儿朱允?争夺皇权，结果是叔胜侄败；一次是作为成祖朱棣第二子的汉王朱高煦“反叛”，被嫡长系统的侄儿朱瞻基武力平定，结果是叔败侄胜。


在思古之幽情中，笔者突然联想到宣德以来就闻名于世的著名的宣德朝美器“宣德炉”，这种据说以当时暹罗进贡的风磨铜铸造的精美铜器，一眼望去就有非同凡响的灵光，而且铸量极其有限，或许里面就掺进了焚有汉王骨胝的那个铜缸吧。


最后回归本文的主题，朱高煦尽管帮助父亲打下了江山，让登上皇帝宝座的父亲以永乐大帝的英名名垂青史，但自己最后却被自己当了皇帝侄儿作为“反贼”武力平定了。他以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与幸运的父亲相映衬，最集中地诠释了古代社会“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