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文
埃及总统选举的时候，不在首都开罗，而是从近300公里外的村镇报道，是一件非常“何伟”的事情。一如他中国故事的成名作《江城》，地点不在北京上海，而是四川涪陵，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只在小城凡人背后若隐若现。
“在埃及，一个人的外表总能透露他的宗教信仰……5月26日，总统选举第一天，到明亚一个女性投票点，对排队的180名妇女做个粗略判断：三分之一以上没有包头巾，这在一个保守的镇子只能说明：基督徒投票率高。没有一个人从头到脚用黑纱遮盖，又说明：很多虔诚的穆斯林抵制选举……”这是他给《纽约客》写的“选举日”。以小见大背后是长期观察的真功夫。
“不是我不想直写中国政治，而是很难接触到，”何伟说。但是来到埃及，恰好遇上六十年未有之变局。 另一篇《纽约客》文章“审判席上的革命”（Revolution On Trial），他以穆尔西受审现场，串起埃及过去三年庞杂多变的线索，“我坐在第一排，看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关在笼子背后，麦克风被消音，在埃及刚好可以近身观察。”
为了敲定见面时间地点，我们通了11封电邮。转给我何伟电子邮箱的人，善意警告：“他未必乐意见中国记者。”但没想到，很快收到详尽而友好的回复，还附上最近写的埃及故事。“我有时不愿见美国记者罢了，”见面时他说。
在明亚一间临尼罗河的酒店，很容易从成群白袍大胡子的科威特客人中，认出一边向我走来，一边用阿拉伯语讲电话的美国人。正是照片上那对浓眉，窥视一切却平静拒绝“被窥视”的眼睛。他每天往返酒店和考古遗址，自己开车，脖子上晒红一大片。
大概还沉浸在考古思绪中，他语气和善，却笑容欠奉。不幸我也是那种初次见面，不知如何开口的，就这样干巴巴坐下来吃晚饭。侍者拿来菜单，何伟用异常流利的埃及方言对答；今天去了哪里？天气热吗？看见有人投票了吗？他的阿拉伯语名字是Boutros。Peter-何伟－Boutros，不同语言于他，就像哈利波特的夜行衣，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探寻深处而不引起注意。
写了多年中国之后，何伟想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2011年10月来到开罗，举家学习阿拉伯语。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运用语言的水平”，可以独自与人交谈，只在个别情况下求助翻译。他说“阿拉伯语太好学了”，让我这个在课堂里学了好多年阿语的着实嫉妒。当然，他指的是“相比中文”，因为中文的发音与写法完全不同，阿拉伯语本质上是拼音。
在明亚，何伟正努力实现来埃及的初衷??写一本以考古为线索，借古喻今的书，有点像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甲骨文：穿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埃及的“甲骨文”是阿顿神。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引入一神教，崇拜太阳神阿顿，但政权终被军事政变推翻。他还不确定这本书最后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何伟每天在现场跟随考古专家工作，慢慢还原一个3000多年前的埃及，上层权斗不断，而底层社会自有一套运行轨迹??一如眼下发生在埃及的社会变革。
在何伟看来，2011年革命就像一阵风，最多吹皱了尼罗河水，却无法搅动深层，更不用说改变流向。“就我所见到的，不容乐观，中产阶层没有力量，他们做的努力太微小了。”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汉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曾在中国担任教师及记者，著作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自来到埃及，他也研究穆斯林兄弟会。我告诉他自己去了明亚一间遭焚毁的基督教堂，他马上知道：“那旁边就有一家穆兄会开的医院。”跟外界传说穆兄会扎根基层不同，何伟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乡村“没有代表处，只在选举前施舍点小恩小惠”。所以，经这次军事清洗，短期内很难在埃及成势。
穆巴拉克之所以经不起十八天示威垮台，在何伟看来也是“根基脆弱”，“类似情况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显然强太多，而人们的愤怒也没有那么猛烈。”
三年前报道埃及革命，三年后回访当事人，我大致同意他对埃及革命的观察，却未感相信，雁渡寒潭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个体觉醒汹涌而来，但变革的愿望如果是翅膀，下面的风还没有吹起来??未来经济、科技或者其他领域的突破，才能让变革真正飞起来。否则，在埃及发生的只是权贵洗牌，广场上都是群众演员。
何伟认为，埃及社会对未来缺乏准备，是变革失败、经年动荡的主要原因。“埃及精英比中国精英强，但中国老百姓比埃及老百姓强，精英与基层间的联系也更多。”
在埃及版“甲骨文”里，何伟写当地人，还有绕不开的中国人。“在明亚，人们并不知道我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有人主动告诉我，‘这里还有中国人呢！’”他结识了做小商品生意的温州人，一次次拜访他，吃他煮的方便面。中国人成了何伟观察埃及的第三方。
“中国人对埃及人的看法非常好玩，”他学着温州人的语调，换了中文讲，“他们素质那么差，配搞民主吗？”温州人跟着当地一个女老板做生意，阿拉伯语口音沾染了女性特征，自己却不察觉，“他不去埃及人的医院看病，从中国带来一本书《求医不如求己》……”说到这些，我们的谈话活泼起来。
中国人觉得当地人“特别爱谈性”，“的确如此，埃及人无论男女，都非常露骨，中国人却完全相反。”埃及人学外语快，中国旅游团总是有一个从来没去过中国，中文说得满口京味儿的导游。中国人学外语差点，讲外国地名，都非要用中文说法，而不是原文发音，常常让何伟摸不着头脑。随便一个埃及人站上舞台就能一呼百应，中国人却是“糟糕的演讲者”。但是中国人办事比埃及人靠谱得多。他觉得外国人在埃及生活，比在中国自在，更不觉得“特殊”。埃及人幽默温和，令他相信“这个地方不会打内战，不会变成叙利亚”。
中国和埃及都是以文化历史为傲的国家，但何伟的中文教科书中，一切妥当完美，而他的阿拉伯语课本处处矛盾冲突，主人公经常犯错，“似乎不怕暴露缺陷”。
他打算继续在埃及住两三年，反复接触采访对象。“实际上，我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人来安排的。”
说来惭愧，理解“写人”这件事，对我并不是一开始做国际新闻就明白的。除了正儿八经的新闻报道之外，中国国际记者写作，绕不开“差点被子弹打到”、“某总统与我合影”。“人物”，特别是普通人，很晚才走进我们的写作教育。
我认识一名80后新华社驻开罗记者，宿舍书架上满满一排《江城》，都是国内朋友听说何伟在埃及，托人带来求签名的。何伟听了感动，让我给那名记者自己的联络方式。在美国，听他演讲的，常常上了年纪，而他的中国粉丝团不断扩张，没有断层。
中国记者常常羡慕何伟的工作方式：选择一个地点，扎下去三五年。没有“日常报道任务”，只作深度有趣的观察。但年轻的中国驻外记者不太愿意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不是英语法语这样的主流外语），我听到的理由，一是太忙，二是“即便学了，等我离开这里就没用了”。
何伟认为他的专注，部分得益于《纽约客》给的空间，“没有其他国家的杂志可以类比”。《纽约客》品质高，容量大，稿酬足以养家糊口（他还给美国《国家地理》等供稿）。英国没有类似杂志，因为欧洲各国语言不一，市场不够大。今年初他在一次采访中推荐五本“非虚构新闻写作”（在中国称为“报告文学”），全部来自美国作家，也是“市场够大养成”。“中国市场大，写深却有障碍，也许未来会出现这样的杂志吧。”《甲骨文》尚未出简体字版，如何对待中国审查制度，何伟在写作之外需要权衡。
他不发Twitter，Facebook由人代劳，上载最新文章、采访，而无关个人生活。他的书从来不登图片，“不想分心，拍照只是用来记录现场，写作时参考。”动笔之前，他会准备好采访笔记、所有资料，埋头而作，一天平均写15000字。
七八月埃及天气渐入酷热，何伟要带全家去美国呆上几个月，做回Peter Hessler。他还计划回中国生活，地点或许仍是四川。正当我望着尼罗河顺流而下的草堆，想象还有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能让他牵挂，何伟用一句“我要回去写稿了”，直接结束了晚餐。道再见的时候，他站着讲了一会儿阿顿神庙的故事。明天凌晨五点半，再去现场。■
周轶君为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本文原题《从中国到埃及：遇到何伟?? 关于变革与专注》，经腾讯《大家》授权刊载，责任编辑为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