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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清代，西藏地区分为前藏、后藏和中藏三部分。前藏与四川、云南接壤，前藏一旦有危，则四川、云南均不能保。因此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以赵尔丰充川滇边务大臣，进驻巴塘地区，加强对藏区统治。
  
  1903年，英军侵略西藏攻占拉萨，迫使清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将西藏变为英国势力范围。随后，策划藏军阻击川军进藏，为公然背叛祖逃至印度寻求所谓“保护”的达赖提供条件，挑动叛乱，“驱逐汉人在西藏的势力”，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武昌起义后，驻藏川军兵变。1911年11月23日，川军士兵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发动起义，树起了“大汉革命”旗帜。但是，这些领导人都是四川袍哥出身，为争夺西藏的领导权进行混战，兵丁四出抢掠，互相残杀，激起了当地居民对川军及驻藏汉人的强烈不满。达赖见此情景，在英印总督支持下，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并在印度发表了所谓的“告民众书”，声称“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潜回西藏的达桑占东，拼凑万人组成“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英军也屯兵声援。在英军胁迫下，1912年4月，江孜、日喀则两地川军以“和平协议”的名义缴械，取道印度回国。随后，达赖加紧实施“独立”计划。在他操纵下，前后藏各处起事，叛军不断东侵，察木多、定乡、巴塘、里塘等地相继被围攻，前藏地区叛军势力不断加强。西藏一小撮叛乱分子在西藏各地煽动民族仇恨，“声言洗汉”，驻藏官员、汉商、汉族人民群众，有的被杀、有的被强行驱逐出藏。西藏局势不断恶化，严重威胁着祖国统一和西南国防的安全。
  
  二、
  
  1911年，蔡锷初到云南新军中任职。
  
  当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蔡锷率云南新军举行了昆明“重九起义”，响应武昌起义之后，蔡锷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作为一个爱国将领，一方面他在云南励精图治，致力于政权的巩固、军队的建设、实业的整顿和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警惕地注视着边疆局势的发展。平定西藏叛乱成为他夙夜思虑的问题之一。
  
  平定西藏，西南地区的稳定是前提条件。为此，在蔡锷的极力推动下，1911年11月14日、1912年1月27日云南援蜀军、北伐军先后出动进驻四川和贵州。对于援川军，蔡多次强调其使命有二：一是求得四川的统一，二是以此军作为经营西藏的先遣军，为收复西藏做准备。
  
  在出兵四川的同时，蔡锷不断向全国呼吁关注西藏问题。充分表现了他对日益严竣的西藏局势的不安与忧虑，强烈要求北京袁世凯政府迅速作出决策，派兵前往西藏平叛，维护祖国统一，粉碎英国侵略者妄图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
  
  但是，3月1日，川督尹昌衡电复蔡锷，表示“藏事独任其难”、拒绝云南过问西藏事务。他在向中央报告滇军“援川”情形的同时，要求滇军撤出四川，并调动大部队困扰围攻滇军，川滇面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不得已，蔡锷下令除援黔军由川入黔外，其余滇军全部撤返云南。4月中旬，滇军陆续撤出川境，5月6日，回到昆明。
  
  尽管如此，1912年4月22日，蔡锷还是致电重庆镇抚府胡景伊，说：“往事已矣，来者可追，川滇辑睦与否，实关系西南国防大局，此后应如何互相提携之处，敬请裁示。”为了藏事大局，仍迫切希望川滇能够和衷共济，共图大业。
  
  三、
  
  滇军出川后，蔡锷仍时刻关注西藏局势。各路告急电报使蔡锷忧心如焚。而此时川军因经费困难和川境局势动荡，驻扎在打箭炉，闭关不出。期间，蔡锷数电中央，力陈西藏危局。5月16日，他不顾滇军刚由四川撤回，军旅疲乏，粮弹匮乏，毅然向国务院请战：“窃念云南军队训练夙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战乱，必能得力。”5月18日，袁世凯正式电令蔡锷：拨劲旅与川军联合进藏，平定藏乱。
  
  接到西征命令后，蔡锷多次致电滇军驻大理第二师师长李根源，从省军中挑选大批精练士兵增援大理。 `
    关于滇军兵进西藏路线的选择，蔡锷也费尽心思。5月29日，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提议：川军自巴塘大道入藏，“滇则特辟新路，由维西、茶砼、马必立之间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向西北作一直线”，直达拉萨。这条路开出，“滇藏间之交通，略可省千数里，而国防上尤有莫大之益”，可遏止英人由片马直捣巴、里塘之路，从而控制全藏。蔡锷计划先以探险队从云南中甸出发侦察路线、敌情，随后则以工程队开山筑路，大队节节前进，同时架设电线，办兵站，移民招商，布置内政，以图长远打算。但6月18日袁世凯却以工艰费巨为由阻止，令滇军先援巴塘再救藏急。尽管蔡接连上书争辩，但因没有中央支持，滇省无力单独经营，蔡锷只好下令滇军西征军远出巴塘。
  
  四、
  
  滇军千里援藏，8月10日，西征军至大理，19日抵丽江。
  
  川督尹昌衡以滇军占领巴塘地区将截断川军左右翼部队的行动、阻碍边藏进兵为由，转请袁世凯电令滇军停止前进。滇军千里出征，尚未完成任务，即被勒令停止前进，令蔡锷深为不满。他通电全国申述滇军出兵之前因及意图，呼吁川滇两军全力平藏以求祖国国防的巩固，并反复声明：“俟藏事大定，一听中央处分，庶可收川、滇协同之效……如藏乱非蜀力能平，自当前往援助，所得地方仍应交还川军。”同时，为有利藏事大局，避免川滇纠纷升级，他下令滇军进驻滇境阿墩子后即停止前进，巩固丽、维门户，看局势发展以决定其进退。
  
  滇军停止前进后，川军的进攻速度并没有加快，西藏局势依旧危急。蔡锷一面电告大总统、国务院、川督以期谅解，一面下令殷承献所率西征军相机进取，策应巴塘川军。8月26日夜4时，滇军一举袭取盐井，并平定了周围大片地区。蔡锷接到报告后，一面令滇军妥善安抚地方，不许滋扰乡里。一面令藏匿在阿墩子的盐井委员张世杰仍回盐井，暂摄其事，办理善后。“……切诫各将领对于川军须持亲爱退让之忱，以释前嫌，而顾大局。”电令殷承王献以粮饷接济巴塘川军。
  
  盐井克复，川军如乘胜进取，川滇协同作战，藏乱不难平定。但滇军克复盐井后，“川军忌之愈甚”。川督致蔡锷：“昌都附近之江卡、乍了、同普德格均为川军集中地，倘使滇军踵至，无地可容，请告郑纵队长因安滇边，免致互碍。”阻止滇军进兵。9月10日国务院也在川军鼓动下命令蔡锷，巩固滇北门户，不必前进。
  
  滇军不时受到北京方面及川军的掣肘，大大影响了其进攻速度。10月30日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滇督，“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饷，悉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因争。……殷司令切勿轻进，转生枝节”，因此滇军援藏一事就此结束，滇军须撤回原防。同时，川督尹昌衡也抽调部队向盐井进发，以武力相逼，欲夺回盐井。
  
  四川都督尹昌衡对滇素有“疑忌”，唯恐滇军占了他的地盘，又恐滇军在平叛斗争中功居榜首。加之袁世凯受英国武力恫吓，加上经费困扰，蔡锷痛心疾首，无可奈何。
  
  此后，达赖喇嘛和袁世凯在英国的调停下，达成了协议，实现“和解”。最终，“滇军悉数撤出藏镜”。留一部分军队驻扎在中甸、维西、菖蒲等处固守边防。11月11日滇 军抵丽江，12月10日抵达昆明，西征军援藏平叛活动结束。
  
  西征军自7月22日出发至12月10日返回，历时五个月，长途行军转战，劳军糜财，无果而还，究其原因，一是川狭隘的地方割据思想导致对滇军的疑忌，排斥滇军插手西藏事务；二则是袁世凯政府软弱无能，受英国武力恫吓，不敢令川滇两军放手平叛；三则是袁世凯对蔡锷个人的疑忌，他不乐见蔡锷威镇西南，功勋卓著，他宁肯维持西藏现状，也不想让云南经手西藏问题。
  
  云南西征军虽平叛未果，但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战斗中狠狠地打击了以达赖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叛乱分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领土完整的阴谋。蔡锷为西藏一事呕心沥血，体现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维护祖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