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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具有前者的战士精神，也具有后者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完成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注：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而且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在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他的蒸汽机专利权；卡格罗特也在法国驱动了他的第一部蒸汽推进的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的上方，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着一个天才来把握它，并依照他的意志铸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尔伯特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在此以前，他湮湮无闻。这个人可能在静默地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正好像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一样：‘凡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只依赖他自己，而对于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门瓦尔曾经这样评价拿破仑：“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足以带着他走：他感觉到他具有一切的能力和时间来管理一切的事情，实际上，他亲自做一切的事情。”

考兰科的回忆录非常生动，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加透彻：“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这个人可说是完全被他的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都总是使用其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他的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

作为政治家和将军，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这个以耶拿-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为顶点的战役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个双重会战可算是以后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开始，而以滑铁卢之战为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还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当他做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就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所造成的深渊，他热诚的希望和平。可是如我们所知，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所以这个斗争并不是是非善恶之争，而是从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两种生存价值之间的决斗。为了要维持繁荣强盛，英国必须输出制成品；为了要变得繁荣强盛，法国又必须保护它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决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洋问题），因为这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拿破仑也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来绞杀英国的贸易和破坏它的信誉，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英国也就不能继续与他为敌。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只是寄生在他们强加于别国的专有权利上，而且完全以此维生。为什么要让他们独享呢？其他的人也应该可以分享。”拿破仑又说：“伦敦的商人一切唯利是图。他们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投机目的。如果他们的负债额不是那样巨大，那么他们可能会合理一点。因为必须要还债和维持他们的信用，所以才会牵着他们向前走……”

在他对英国的斗争中，拿破仑认清了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要煽动全世界，甚至于每一个个人。所以他告诉考兰科说：英国是他的唯一敌人。他仅仅是以英国人为目标。但因为他们的贸易在各处都有分支，所以他就到处加以追逐。而在这个追逐过程中，他的伟大帝国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大陆体系”本来是一个以毁灭英国为目的武器，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可以使新的世界观念实现的工具：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使欧洲合而为一。

以法兰西作为他这个帝国大陆体系的原动力，他的“伟大目标”是这样的：重建波兰王国作为防御“北方野蛮人”的屏障。使西班牙脱离迷信的束缚，并为它制定一部宪法。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独立共和国。宣布匈牙利独立并解放希腊，瓜分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埃及，开辟苏伊士运河，瓜分土耳其，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之外，并约束“莫斯科的野蛮人”----欧洲的最大威胁。（注：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认为北方的野蛮人早已太强了，也许不久就将压倒全欧。”）简而言之，就如菲舍尔教授所说的：想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利奥一世，铁槌查理，查理曼和奥托一世所曾经建立的那种帝国，他们曾经挽救了希腊和拉丁文明，使其不至于毁灭在野蛮人手中。

当他被囚禁在圣海伦斯岛上时，他通过拉斯卡萨斯的记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的是联合欧洲各大国。这些国家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一直四分五裂，他想利用统一的法典，原则，意见，情感和兴趣，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邦联”。在他的帝国保护之下，梦想建立一个最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还是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他说：“在我失败和我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的伟大平衡。在下一次伟大的冲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见拉斯卡萨斯所著的《拿破仑皇帝在圣海仑岛上的私生活和谈话》一书。

不管我们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对它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冲突是生死之争，拿破仑凭着他的将才曾经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第一个最大的资本就是他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在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信心；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个将军，弗伊将军对他的描写可说是最能表现其特点的。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他也有错误，但是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出过人的勇气，有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于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心灵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他马上就赶到前面去。他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曾经说过：“将军如果不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回来工作。考兰科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经送到他的手中。在工作三两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起床号的时候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一个军人，拿破仑的出生时代又使他蒙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改变。虽然燧发枪并没有太大进步，可是格里包法尔却已经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仑本是炮兵出身，他在青年时期曾经研究过罗宾斯的《新炮兵技术原理》。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年，应该感谢沙克斯的试验，布罗格利元帅开始建立师的制度，到1804年，它演变成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所建立的。虽然强迫服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可是执政府却让它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迫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兵员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所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如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也说：“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来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还更优越。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形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中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列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所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的，机动的，聪明的和狂热的，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考兰科评论这位皇帝说：“他早已暗自承认他的这种战争体系是不能容忍严厉纪律的，正好像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在艾劳之战后有六万人逃亡；在瓦格拉姆之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灌醉了。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而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对于后者，戈德曾经说过：“他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太严厉了，结果常使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心。”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于是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起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的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在耶拿战役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兰纳斯军在五十小时中走过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过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为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可以算是它的躯壳。拿破仑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这是战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意图很少加以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年，他对苏尔特说：“一个人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也就他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是采取攻势的。早在1793年，他就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点上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海伦斯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战役中，只有一个战例是完全防御性的会战，那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从防御的态势改变为攻击的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于是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会战中有时只需采取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考兰科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在对敌人作乘胜追击时，或者是在他的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遭遇挫折时，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于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区的图形好像已经印在他的大脑中，形成模型一样。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同时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在他的战争延长之后，他的步兵水准降低了，虽然他曾经说：“士兵只会射击还不够，一定还要能命中。”事实上，他对步枪的射击术却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比如说在1800年，当他的大军越过圣贝纳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参谋长布歇曾经命令所有的新兵都射击几发子弹，以便知道用哪只眼睛瞄准和怎样的装子弹。一直到1811年，我们才听说拿破仑批准新兵应作实弹射击练习，即使如此，还是只准用次等火药。事实上，在他全部的战争中，拿破仑所依赖的主要的是火炮而不是火枪。他说：“无论是攻城战、还是野战，担负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经带来一个全新的革命……制造战争的就是炮兵。”下述数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在马尔普拉奎特之战中，法军发射了炮弹11,000发；在瓦格拉姆之战中，为71,000发；而在莱比锡之战则为175,000发。在亨利四世时代，法军所有的火炮为400门，在路易十四时代已增加到7,192门；路易十五世时又增为8,683门；路易十六时再增加到10,007门。1815年，在拿破仑的指挥之下，共有火炮27,976门。


说也奇怪，虽然拿破仑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的炮兵冲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战役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两个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的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仑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的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战役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才使拿破仑无法把威灵顿从他的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丧失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仑，则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威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仑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