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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39期） 作者：余国庆  

　　今年年初以来骤然扩散的中东动荡看似发轫于偶然的事件，但从波及的国家和造成的后果看，大多有如下的轨迹：貌似平静的政局背后潜伏着众多不稳定因素，民众因某一事件聚集街头抗议，但最初的目标似乎并不明确，有的是为了声援别国民众，有的是反对派借势向政府施压，有的是年轻人发泄对就业环境的不满，有的是教派和信众的对抗，也有的是武装团体的乘势做大。但随着局势的发展，所有的示威都把目标对准政府，内乱和政治动荡随之而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反应和管控能力自然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的政府，从最初的仓促应对发展到高压镇压，但局势仍然失控。严重的如利比亚，卡扎菲大势已去。也有一些国家，如卡塔尔、沙特等，通过政府花钱提高福利等手段暂时稳住了局势。还有的像也门和叙利亚等，被动答应进行政治让步，试图安抚反对派，但效果仍待观察。

　　领导人的居功自傲，导致了僵化的政治模式

　　中东大部分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民族和政治独立。不少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建立了政治权威，并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很多领导人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居功自傲，并不断地培植家族和亲信势力使执政阶层“固化”，最终形成了僵化的政治模式。在这种体制下，自然缺少改革的动力和创新的追求。

　　虽然波及多国的中东动荡的原因和表现在各国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国家的一个共性是：政治墨守成规，危机意识淡漠，政府应对危机措施僵化。如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导人长期执政导致体制安于现状。年迈的领导人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常年生活在深宫大院和海边别墅，对基层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缺乏了解，僵化的官僚体制使大量改善民生的诉求难以抵达高层。穆巴拉克在国内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穆巴拉克最终下台表明，国内民众对其长期执政已出现“审美疲劳”。民众盼望政治变革，不满政治僵化和墨守成规。街头示威和抗议的主要诉求是改善民主，可以说，变革和民生呼声是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主因。

　　近年来，埃及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失业人口比例高达20%。在开罗等大城市的街头，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游荡。与此同时，维基解密等网站不断揭露穆巴拉克家族倾权和培植家族势力的所谓“真相”。在示威抗议期间，埃及政府一度不惜采取中断国际电话和互联网等手法封闭消息和消除不利影响，但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政治公开和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埃及的年轻人从年迈的穆巴拉克身上已看不到埃及复兴的前景和自己生活改善的希望。在这种背景下，埃及民众很容易加入到由政府反对派鼓动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去。

　　当然，中东一些国家的动荡也有特殊的背景，但僵化的政府在危机爆发后只能疲于应对。巴林动荡的背后虽然主要是教派分歧而致，而教派矛盾在这个国家建立后就一直存在。但巴林国王一直对国内穆斯林什叶派民众的政治和民生呼声听而不闻，使教派矛盾长期得不到缓和。在利比亚和也门，卡扎菲和萨利赫的任人唯亲以及顽固作风使国内政治封闭保守，而固有的部落矛盾和利益纠结又成为动荡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某些西方大国的推波助澜也对中东国家危机扩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精英政治的“悬置”因缺乏“地气”而垮台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并不长。相对于民主和公民意识的培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民生意识的觉醒更为直接和强烈。对参与示威的民众来说，要求政府解决或满足他们的民生诉求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权利”，但对不少中东国家来说，政治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并没有达到“视民生为己任”和“顺民为重”的程度。

　　应该说民众的示威和骚乱并非中东和北非国家独有。中东北非国家的群众由于对社会不满而上街示威，欧美国家的群众也经常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不满而上街游行，两者反映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可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如果政府处置不当，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截然不同。比如，突尼斯动荡的起因是警察对失业青年滥用暴力导致自焚而亡。最近英国伦敦及其它城市大规模的骚乱，起因也是警察处理治安事件不当，引发严重的骚乱。两个事件的起因颇为相似。但突尼斯的骚乱最后却成为中东北非局势动荡的导火索。伦敦骚乱事件尽管也一度使当局感到紧张和压力，但政府对事件真相的反应是透明、快速和公开，并对涉嫌违法者迅速采取法律行动，避免了事件的进一步蔓延和整个社会陷于危机和持续动荡。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现象，如贫困人口比例增加、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加大、城市化过度和畸形发展、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在不断酝酿和发展。由于体制僵化，中东阿拉伯国家对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的兴起明显缺乏应对措施。年轻人和学生对新技术交流工具和网站趋之若鹜，政府部门的控制和管制进一步引起年轻人的不满。僵化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机构造成政治创新的动力钝化，不能与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时俱进，造成民众的诉求传递不畅，导致社会不满和抗议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传统西方政治学原理中，政治被赋予了“高贵”、“精英”、“上层”等太多神秘的色彩，似乎与一般民众无缘。但在普通民众眼中，政府既是国家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化身，也是他们利益的天然捍卫者，一旦他们利益受损，很容易把矛头对准政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长期以来，中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民众期盼国家主权独立和经济强盛的愿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巩固执政党权力和家族势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玩弄政权于股掌，为了控制权力体系不断操控政治。埃及的穆巴拉克在世界和中东舞台上纵横30年，一度赢得了众多“朋友”和“敌手”的青睐。在他统治的后期，尽管也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有所放松，比如改革选举法，放宽总统候选人限制等，但目的还是为了谋求连任，确保家族和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穆巴拉克黯然离去，说明埃及精英政治的“固化”和“悬置”，最终因为政治缺乏“地气”而垮台。僵化的体制犹如根部腐化的朽木，遇到狂风暴雨必然轰然倒塌。

　　民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忽视

　　无论是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也门，由隐性的危机转化为无序的示威，进而演化为内乱甚至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政治稳定从来都与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生死攸关”，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区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些西方经济大国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民生问题，贫穷、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应该是执政党和政府所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执政党如果不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国际和国内社会情况的变化而锐意改革，不断进取，长期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那早晚会出事。

　　古典政治学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阐述了一种“折中”的思想，即政府既要维护当权者的合法权力，又要照顾社会的底层呼声，这和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民众呼声和民生诉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内的政治主导者对民生要求不闻不问。可以说，内乱乃至动荡并不是广大政治参与者愿意看到的结果。中东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动荡和教训告诉我们，源于民生诉求而发生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如果受到僵化的政府和固化体制的冷漠，那么政治危机，甚至陷于国家动荡的后果就不远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