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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找矿一年多的时间里，几无所获，说起来，乌日图有几分懊恼。

　　他常常开着探矿车，沿着中蒙边境线蒙古一侧，考察多个矿区，一走就是十多天。作为内蒙古秋林集团驻蒙古国代表，乌日图身负重任，为公司寻找高热值的焦煤矿。

　　可是，难就难在，靠近中蒙边境的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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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6.00+0.040.67%中国神华22.15+0.020.09%秋林集团7.39-0.03-0.40%，早都名花有主。乌日图使出浑身解数，通过中介机构、朋友等各种途径打探，也只能试图从别人手中盘下矿权。

　　这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而且要付出难以估算的投入。这些矿藏往往只有探矿证，大多数没有任何勘探资料。已有归属的矿藏，要么不允许打钻探矿，只能像下注赌博一样直接购买；要么允许探矿，但要支付高额的预付金。

　　无论哪种情况，找不到矿藏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乌日图说：“每个矿都得试钻，几钻下去，就是几百万。”但是，找矿的种种艰辛和投入，仍然敌不过优质矿藏的巨大诱惑。“只要手里有矿，心里就有底，虽然现在国内煤炭行情不好，但这只是一时的事，焦煤的利润，只是大与小的问题。”乌日图说。

　　到蒙古去

　　秋林集团，这个总部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企业，1995年进入蒙古国。他们收购当地牧民的羊绒，经过梳洗，加工成半成品，出口到欧美等国家。1999年初，由秋林集团投资的中蒙合资羊绒深加工企业“绍日开细米”公司，曾是在蒙中资企业中最大的绒毛深加工企业。

　　不过，随着蒙古国取消羊绒的出口关税，将羊绒运回中国加工，要比在蒙古国加工更便宜。秋林集团在蒙古国的羊绒加工厂，渐渐萎缩。从2010年开始，内蒙古秋林集团设在蒙古国的公司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矿业。

　　实际上，在更早几年，随着蒙古国矿业开发掀起热潮，秋林集团进入了煤炭运输业。现在，他们有300辆载重量达60吨以上的货车，从事矿场的长短途运输。

　　从羊绒深加工到煤炭运输，再到谋求转型到矿产开发，来自中国的秋林集团，刚好循着一条蒙古国中资企业的发展路径，即由轻到重，再向多元化发展。

　　1992年，中国的二连浩特口岸正式开放。中国投资者正是从边贸发端，渐次进入蒙古国。那时，蒙古国的生活用品奇缺，纷纷用羊皮、羊绒等畜产品，展开了以货易货的贸易，向中国换购日用品。而到蒙古国收购羊绒，是最热门的生意，也成就了第一批淘金者，他们在蒙古国牧区收购羊绒和羊皮，再转手销售到国内。

　　嗅觉灵敏的温州人，更是将商品运到口岸，输送到蒙古国，或转运到俄罗斯。“南有深圳，北有二连。”作为向北开放的桥头堡，二连浩特的边贸，开启了中国投资蒙古国的窗口，借由这条通道，中国商人开始涉足蒙古国。

　　从1998年开始，中国正式开始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此后，内蒙古的很多企业，凭借着天然的地缘优势，逐渐形成了到蒙古国经商的风潮。也正是这一年，中国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投资国，这时，投资的主方向，已经悄然变为矿产。

　　蒙古国内蒙古商会会长刘巴特尔告诉记者，当时的蒙古国，对矿产开发没有任何限制，完全放开。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私人、公司、组织，都可以登记矿权，不要求任何资料，只要提供坐标，填写申请书，交5万图币(200多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就能申请拿到勘探证。

　　这种几乎没有门槛的矿产政策，极大拉动了矿产业的外商投资，也导致矿权分配太过草率，为投机炒作埋下伏笔。在遭受前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后，蒙古国实施了激进式的转型，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制度真空。一些占得先机，或者是信息灵通的人，掌握了大量的矿权，自己不开发，专事倒卖。所以，来找矿的中国人，常常能见到，拥有矿权的人手里拿着一沓的矿产证。

　　中国人在发现蒙古，蒙古人也在自我发现。原来脚下的土地里，蕴藏着无尽的财富。十年间，蒙古国矿山开采权价格直线上涨。以金矿为例，到2005年时，上涨到几十万美元，到2007年时，上涨到几百万美元，现在，一些好的矿山，已经上涨到千万美元以上。十年之间，上涨了1000倍。

　　蒙古人对矿产资源的认识迅速提高，也迅速从加拿大、中国等国家，学习借鉴了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制度。这个时期，中国人到蒙古国开矿，也渐成大势，在先期淘金者的带动下，一个个淘金经历经过口口相传，演绎成一个个暴富的神话。一时间，大大小小的中国商人们，涌入蒙古国。

　　这一时期，局面愈发混乱。2006年初到蒙古国时，羊绒商人赵巨荣，同样跑了很多地方找矿，但竞争已十分激烈。当时，90%到蒙古国的中国商人，都只为找矿，但没有可靠的关系，十有七八是假矿，很多中国商人因此受骗上当，甚至倾家荡产。

　　对矿产开发的狂热渐渐消退，中国商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找矿和开矿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投资，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具有开发大型矿藏和承担风险的实力。但中国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依然渐次挺进蒙古国，如神华集团、中铝集团、中国有色金属集团等。

　　2006年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中国国企参与蒙古国矿产开发，渐渐成为主流，而中小民营企业，则在其他行业寻找商机。蒙古国政府，也乐于鼓励中国商人向更多的行业投资。找矿无果，赵巨荣果断转变方向，由矿产转向房地产。房地产随即成为除矿产之外，中国投资者第二个投资热点。

　　蒙古国幅员辽阔，每平方公里仅有1.5人，可首都乌兰巴托却很拥挤，夹在两山之间的图拉河谷中，乌兰巴托在前苏联规划时，设计的人口规模只有40万，可如今，乌兰巴托的人口已经迅速膨胀到了120万。土地资源日渐稀少，也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乌兰巴托新房每平方米价格已经高达8000元人民币，并还在继续升高。

　　如今，乌兰巴托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迅速增至20多家。而以矿产开发和房地产为主导，中国商人在蒙古国已经在各行各业开始有所发展，最普遍的，当然是酒店和餐饮业。另外，房地产的兴起，也带动了建材行业快速发展。

　　从来不是投资乐土

　　蒙古国从来都不是投资的乐土，最诱人的时候，也是风险最高的时候。

　　十年间，广泛兴起的开矿潮之下，最先折戟的，是那些对矿产开发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他们本就不熟悉蒙古国法律，也不了解蒙古国情，兴冲冲地来到蒙古国，没有完备的手续，盲目地投资开矿，结果一旦遭遇查处或欺诈，就落得血本无归。

　　另一种情况是，对矿产资源把握不准。这些矿产，虽然有前苏联留下的勘探资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需要重新做细致的勘探工作。很多人仅凭原始资料就买下了采矿证，结果却没有挖到矿产，或者只挖到很少的矿产。此外，矿产开发，必须考虑运输问题，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在蒙古国交通短期内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像煤矿和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品，运输是个核心问题，只有靠近中蒙边界，才有经济效益，具有投资价值。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直到今天，因为投资矿业获得良好回报的人，仍是少数。后期挺进蒙古国的央企巨头们，多数是从战略上参与，真正见到效益，还很遥远。

　　正如刘巴特尔所说，蒙古国的矿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法律协调的，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因素，还有人们的观念问题。很多事情单从法律的角度看没有问题，可是社会的整个思潮，社会的政治化影响很大，给矿业投资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

　　塔本陶勒盖煤矿，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煤矿”，已公开的资料显示，矿区煤炭储藏面积达400平方公里，煤层厚度190米，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的紧缺煤种。

　　高储量的优质煤炭令国际能源巨头们垂涎。8年前，包括中国神华集团和日本商社三井物产组成的财团、美国矿业巨头博地能源、巴西淡水河谷、瑞士斯特拉塔、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以及俄罗斯国企俄罗斯铁路集团等6个竞标者，参与开发权竞标。

　　去年，中国神华集团本已取得了该矿40%的股权，但消息传出未满一个月，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便以“因国民不支持，总统也无法支持”的理由，宣布重新审定归属。

　　今年6月，蒙古国开放后长期执政的人民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失败，民主党即将上台组阁。政府换届之际，前总统恩赫巴亚尔突然被捕，并被以腐败罪，判处4年零1个月的有期徒刑。

　　从2000年7月至2009年6月，恩赫巴亚尔曾担任总理、大呼拉尔(议会)主席和总统。这段时间，刚好是中国商人投资蒙古国风起云涌的时候。蒙古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在蒙古国内，支持和反对恩赫巴雅尔的声音，在其执政的时候，就尖锐地同时存在。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蒙古国的外商投资政策，是否会一以贯之？短期内，还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

　　现实的蒙古国，一切还在迷雾中，细究起来，皆是风险。无论是矿业，还是房地产，投资额很大，一旦发生重大变动，投进去的钱不可能抽身。这让那些身处其中的中资企业，更加重了犹疑和观望。“虽然口头上都支持外商投资，但在执行层面，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赵巨荣说。

　　但在蒙古国开采萤石矿的陈松岩则仍抱有信心，他认为，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支持外商投资的政策可能微调，但不会大变，因为蒙古国经济近年来因外资流入而高速增长，蒙古国民众也从外商投资中得到了实惠。

　　离不开，放不开

　　虽然蒙古国的历届政府，都会大力支持和鼓励外商来蒙古国投资。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投资者这个问题上，在蒙古国并没有一致的声音。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踏上蒙古国土，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冲突和隔阂，更是加剧了这种狐疑和猜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蒙古国经济困境的直接原因，是过于依赖苏联，苏联解体给蒙古国带来沉重打击。1990年到1993年短短三年间，国民经济倒退了10年。因此，改制后，蒙古国吸取了教训，实行不结盟、多支点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到投资上，就是不希望蒙古国被中国抑或是其他一些国家所控制。作为最大的投资国和潜在市场，蒙古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有着复杂的心态，既希望中国继续扩大投资，又担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掌控蒙古国的经济命脉。

　　蒙古国内蒙古商会会长刘巴特尔分析说，蒙古国的这种心态，可以归结为六个字：离不开，放不开。

　　最鲜明的例证是：今年5月17日，在议会选举前夕，蒙古国通过了《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这个匆忙出台的法律，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图。

　　刘巴特尔指出，从法律条文能够明显看出，针对中国企业的进入，蒙古国将一些关键领域，诸如矿产资源、新闻媒体、银行等，设置为战略领域。既然是战略领域，未来国家就可能去掌控。现在，还没有中国企业进入银行业，可是蒙古国的执政者，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动向。

　　“我知道有一家中国的银行，本来是有意愿开办蒙古分行，可该法律一出台，就收手不做了。”刘巴特尔说。

　　从政府到民间，中国人永远是蒙古国的重要话题。

　　蒙古国开放以来，曾经出现过两次较为明显的排华潮。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经二连浩特等关口涌入蒙古国，一方面损坏了中国商品的商誉，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蒙古国民众对中国商人的反感。

　　另一次排华潮则出现在2007年前后。矿产开发和房地产的兴起，使得大量中国工人来到蒙古国。在很多矿场和建筑工地，中国工人与蒙古工人在直接接触中，因为语言的隔阂，再加之生活态度和习惯上的差异，爆发摩擦和冲突。频繁的冲突，引发了一轮排华浪潮，并催生了一些排华组织。

　　如今，行走在乌兰巴托的街头，偶尔会见到一些私家车的车尾，贴有这样的标语：决不允许外国人拿走我们的资源。凡此种种，在蒙古国的媒体上，也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绪表达。中国一些知名企业，也时常被蒙古国的报纸点名批评，就连他们的蒙古合作者，也会遭遇压力。

　　赵巨荣的大业创业房地产公司，为了规避这种冲突带来的风险，就实行了“中国人归中国人管，蒙古人归蒙古人管”的策略。赵巨荣说，在紧张施工的时候，往往很小的事情就能引发摩擦。比如，中国南方来的工人，说话语速快，语音高，直接对话的时候，蒙古人常常以为中国人在骂他们，如果没有人及时疏解，很可能酿成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