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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陆军高级将领中，冈村宁次和山下奉文是仅有的两名大家公认的具备较高军事素养、作战艺术和战略头脑,可与海军的山本五十六齐名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为中国网友们比较熟悉。山下奉文则在东南亚和英美澳等国家知名度较高，人称“马来之虎”。

二战后，国外战史界和新闻界对山下奉文的研究的比较多，争议的话题也比较多。我对此人也很感兴趣。因为有关他的传奇太多。在他身上积集的矛盾、疑问几乎与其出色的战绩一样等身齐量。

现将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三个争议问题，及我个人的观点简述下如，供铁血军史爱好者们参考

[1].山下奉文究竟是不是首创日军大迂回快速机动作战思想的第一人

许多人认为，日本陆军的军事思想僵化保守，作战艺术机械呆板，只知死打硬拼，只有山下奉文独树一帜，以大迂回快速机动取得马来之战的出色成功，是日本陆军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与曼施坦因、隆美尔、古德里安相提并论的唯一一人。

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日本陆军中采用大迂回快速机动作战方式的第一人肯定不是山下奉文。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表现出擅打攻坚战的特点，旅顺战役是其典型。官兵狂热凶暴，不计伤亡，敢于逆攻，但其用兵思想确实机械呆板，死打硬拼，与俄国陆军水平相当,不分伯仲。


但是，到了中日战争期间，情况已发生变化。

“八一三”上海登陆作战中，日军意外地遇到国军的顽强抵抗。松井石根立即建议日军大本营另辟战场,以三个师团组成第10军，实施杭州湾登陆作战，采用大迂回包抄快速机动战术，致使国军在苏锡公路一带构筑多年的“国防工事”毫无用处,被迫将精锐主力撤出上海，退守南京。


忻口会战中，日军利用阎锡山在兵力部署上呈“一”字线型排列、无纵深配置的弱点，多次采用侧翼突破、迂回包抄战术，致使阎锡山叠次被动撤防，直至太原陷落。


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日军均采用大迂回包抄战术，企图对华军实施合围。尽管由于中国地域宽广辽阔,日军兵力捉襟见肘,无法形成绵密封锁,华军统帅部保存实力,避免决战,“以空间换时间”的正确战略等等原因,未能达成歼灭华军主力的战略目标，但日军大本营和战地指挥官们的大迂回机动作战的指导思想是鲜明了然的。

因此，我虽不知道日本陆军中采用大迂回快速机动作战方式的第一人是谁，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山下奉文的首创。

当然，山下奉文在实施大迂回快速机动作战中的指挥艺术是可称道的。


其突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就是不恋战，就是“直奔主题”。而日本陆军过去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中往往经常发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偏离主题”。




冈村宁次在谈到日军“偏离主题”的特点时曾说过：“……回顾过去的战绩，仅就我军之迷恋攻占城市恶习再做一言：举凡作战目标，不外能动的敌军与不动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军队作战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其他为次。但是，城市总有魅力，而且各条大道总终总要通往城市，尽管军队常有穿越远离城市的旷野进逼敌军的任务，却往往为城市所吸引，从留恋入城……大事宣扬‘争先立功’……可谓功过并存……”（注：摘自《冈村宁次回忆录）》




山下奉文在马来之战中紧紧抓住主题――新加坡。强调不惜一切争取时间，当公路上遇到英军阻击中，立即转道原始丛林，克服困难，轻装突击，无数次地出现在英军既设阵地的侧翼与后方，致使英军在马来半岛的防御重点几乎未战而败。而新加坡守军根本没有时间建立北线防御体系。




山下奉文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严谨与大胆的完美结合。这一点上与山本五十六的风格如出一辙。山下奉文选择从马来半岛的线路是十分大胆的。原始丛林随时可能吞没任何一去准备不充分的军队。山下奉文在这里表现出像德国人一般的严谨。包括详细的分析，准确的选择，严格的训练，充分的准备。我们从近2个月数百公里的长途奔袭中从未发生重大补给支援问题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这种严谨与战术选择上的大胆相结合，是多么的像德军风格,这才是创造出了马来之战的经典成功的核心原因。




我认为，山下奉文在这两点上的成功，与他在德国的经历有关。




1916年，山下奉文以日本陆军大学第28期第2名的优秀成绩毕业，获得公派赴德国留学四年的机会，留学期间，曾兼任驻欧军事研究员。1927年2月，被任命为日本驻奥国使馆武官。1940年2月，又以日本遣德军事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德、意进行军事考察。





因此，山下奉文比任何日本军官都更为熟悉和了解当时德军作战思想的飞速跃进。这使他在马来之战中表现出比任何日本陆军将领都更像隆美尔、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等纳粹德国将领的指挥风格。



[2].山下奉文究竟是“皇道派”还是“统制派”


“皇道派”和“统制派”是产生于30年代初期的日本陆军中的两大派别。在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北进”还是“南进”的战略选择。可能有些网友不太熟悉“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情况。我在这里略作简介：




日本昭和时期，陆军中最大和最恶劣的风尚就是所谓的“下克上”，指下级欺凌和冒犯上级的行为。




“下克上”在日本历史上的室町时代（1336年到1573年足利幕府时期）中期至战国时期（1467年应仁之乱至1587年丰臣秀吉统一为止）曾出现过。在昭和年代死灰复燃，被日本陆军核心的中坚幕僚所继承。




1922年的“山梨军缩”和1925年的“宇恒军缩”（注：华盛顿会议后，日本的以当时陆军大臣姓氏命名的两次裁军），把自明治时代以来一直占据日本陆军主流的长州派势力彻底清除掉了，一大批陆军大学出身的少壮军官形成新兴力量，他们拥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并肆无忌惮地介入国家政治，通常中佐至大尉级军官在左右军部决策，迫使上级采取行动，又通过军部力量迫使政府听命，甚至左右天皇元老重臣，从是造成日本昭和时期的种种纷乱。主要体现在“皇首派”与“统制派”之间权利斗争和矛盾上。


“皇首派”以荒木贞夫大将和真崎甚三郎大将为精神领袖和核心代表，主张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以“发扬皇道”为名，恢复君主专制，由军部掌握实权，达到实际上的队部独裁，其背后力量是军事工业财阀。

“统制派”的骨干为“二叶会”、“一夕会”成员，以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等为核心人物，主张在军部的指导下，不使用武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清途径，进行平衡而缓进的国家改革。

在对外侵略政策上，“皇道派”主张“北进”，即以苏联为目标，“统制派”主张“南进”，即攫取太平洋和东南亚，以英美为目标。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军部掀起数起暴力事件和政变。如1931年的“三月事件”，同年的“十月政变”，32年的“五一五事件”，34年的“十一月事件”，1935年8月2日的永田铁山被刺事件，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无一不是这两派采取“下克上”方式所造成的。


在“二二六事件”中，“皇道派”军官安藤越大尉、香田清真大尉等少壮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首相、藏相、内相官邸，刺杀了内务大臣斋藤、大藏大臣高桥、教育总监渡边。此事件引起天皇裕仁极度不满。

陆军首脑经过一度踌躇后，担心军部少壮军官势力会破坏天皇制秩序，终于下决心镇压。29日下达“肃军”令。直接参预政变的80多名军官被判刑，17名军官和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被枪决，荒木贞夫被追究责任，被迫辞去军事参议官职务，真崎甚三郎被拘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两名大将被编入预备役，近3000名军官被调职。

经过这次“肃军”，“皇道派”势力被彻底清洗，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在军队中最终取得了占绝对优势的领导地位。

军史研究中，很多人把山下奉文归类为“统制派”，原因在于身处军部核心圈子（陆军军事调查部少将部长）的山下奉文却未被清洗，既未逮捕也未被编入预备役，而只是调任了驻朝鲜龙山地区的朝鲜军第20师团第40步兵旅团担任旅团长，并于次年（37年）十一月晋升为陆军中将，一年（38年）后又升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由于东条英机是个心胸狭隘、刚愎自用、不容异已的人，当时日本陆军中意见与之相左者，很难容身（包括石原莞尔这样的谋略高手亦被排挤），“皇道派”或亲“皇道派”将领，除非个别改换门庭（如冈村宁次）者外，无一例外受到清除，有人认为有理由判定山下奉文应属“统制派”成员。

但是我认为，山下奉文应属“皇道派”，理由有三：

（1）山下奉文虽出身于日本高知县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家庭，在军界、政界本无背景，但却娶了一个名门闺秀永幽久子为妻，其岳父永幽元彦官阶至陆军少将，其与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私谊极好。这种裙带关系使山下奉文日后受到很大提携。1932年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山下奉文被其选调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其立场不可避免地站在“皇道派”一面；

（2）“二二六”事件中，政变军官提出兵谏书，要求罢免“统制派”军官松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衷少佐、桥本中将等，点名要求任命荒木贞夫大将为关东军司令，重用“皇道派”将领，名列其中的有大将真崎甚三郎、中将本庄繁，也有陆军少将山下奉文；

（3）事变当天，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将领竭力为政变军官开脱，会议后发表的《陆军大臣告示》“承认诸君的真意是基于体现国体的一片真诚”，而《告示》起草人正是山下奉文。

至于为什么山下奉文在事变后未受太大牵连，我认为与大将寺内寿一有关。


寺内寿一是日本明治之勋寺内正毅伯爵之子，出身名门，为人性格豁达，在日本陆军中,他的才华也较出众，在皇族、贵族、军界、政界均有较好人缘。尽管元老家庭出身,他却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在广大中下级军官中有较高的威望,并且未深涉当时陆军内部的派阀斗争，是为军内各方、政府和皇室都能接受的人物。后被授予“元帅”称号（顺便说明一点: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元帅”不是军衔,而是荣誉称号,类似中国北洋政府时期“孚威将军” 、“光武上将军”之类,日本陆海军的最高军衔是大将.）太平洋战争后期,东条英机内阁垮台,日本重臣会议和天皇裕仁都有意让寺内寿一出任首相,只因寺内寿一位处激烈作战前线的南方军总司令官,无合适人选能替代,才改由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出任首相.

“二二六”事件后，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联合召开的所谓“三长官会议”（当时的日本陆军的最高首脑决策机构）确定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陆军大臣。

寺内寿一出马后，表现出其一贯的硬朗务实风格,以“铁腕”行动整肃陆军，撤换了政变骨干分子，形成了新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人事安排，日本军称之为“军容为之一整”。

寺内寿一与山下奉文有两重特殊关系：一是同为日军第一步兵旅团第三步兵联队出身，是该联队的先后任联队长；二是寺内寿一与山下奉文的岳父永幽元彦少将亦为日俄战争时期的挚友。


因此，在“肃军”中，寺内寿一保了山下奉文。将其从军部核心撤换的同时，改调其至朝鲜军,任第20师团第40步兵旅团旅团长（这种外放本身,也正说明山下奉文是属于受事变牵连的 、“被调职的军官”行列）。

山下奉文本人也对事变有深刻的忏悔，未因打击而沮丧，特意将其在朝鲜的办公室面朝东京皇宫方向,明确表示了“将功补过”，为天皇“尽忠”的决心。

寺内寿一很清楚山下奉文的才干，山下奉文后来的发展一直受到他的提携，在寺内寿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将山下奉文提升为方面军参谋长（接替冈部直三郎中将），寺内寿一任南方军总司令官时，又将山下奉文调到自己麾下，任第25军司令官，负责进攻东南亚，山下奉文对寺内寿一的知遇之恩是感恩戴德的，马来之战打得很漂亮，不到2个月即攻陷星加坡 。后寺内寿一又将山下奉文提升为驻菲律宾的第十五方面军司令官，军衔也由陆军中将晋升为陆军大将。

[3]山下奉文究竟有无“宝藏”？

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曾风传山下奉文留下一笔“宝藏”，埋于深山密林之中，50年代至70年代甚至为此出现了“淘宝热”。无数人不顾死亡危险,进入原始密林寻找这批掠夺来的巨大财富（注:据说确实有人因此亡命），这也是山下奉文战后更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直至80年代，仍有人津津乐道此事，尽管至今也没找到。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批“宝藏”呢？

我认为不太可能。

山下奉文确是个喜欢敛财的人，这点不假：在朝鲜军任第20师团第40步兵旅团少将旅团长期间，在他所驻龙山地区，有一名当地望门富户,名叫金泽河，为了在日本人的阴霾下苟且过活，金泽河曾将自己家传宝器献给山下奉文。岂知这更激起山下奉文的贪欲，他故意寻衅,找了一个借口,亲自带领一队宪兵,杀了金泽河全家，将其家产珍宝悉数霸为已有.(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山下奉文性格贪婪、无耻和残暴的另一面。)

在新加坡任职期间，山下奉文亲自手订《肃清华侨计划》，在疯狂屠杀东南亚华人的同时，大肆掠夺这些华人的家财。

风传日本战败时，山下奉文曾以巨额珍宝行贿盟军将领，企图逃脱惩罚。

这几件事，使许多人认定山下奉文一定藏有巨额财富。

但是，行贿盟军将领的不是山下奉文，而是臭名昭著,为中国网友们所熟知的板垣征四郎 。

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板垣征四郎时任驻星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大将司令官。在办理完向英军投降手续后，为逃避战犯处理，他想避过英军监控，寻机潜往南美洲，于是，向驻星加坡的英军司令官史密斯中将行贿了价值30万美元的白金、黄金和钻石。史密斯收下了这份礼物，却加严了对板垣征四郎的监控，因为他完全识穿了这位日本阴谋高手的动机。

12月，作恶多端的板垣征四郎被英军逮捕，解押东京巢鸭监狱，接受远东国际法庭审判。

我认为,做为日本军官，山下奉文必然会受到当时日本军纪军风的约束。

当时的日本军队中盛行的是“献身”精神，应该客观地说，由于整个日本社会贫困，大部分军官还是以廉朴为荣的。军内风气是厌恶财阀、政客之类“不义行为”的。象戈林那样腐化贪婪的人物在日本陆军中是无法立足的。

日军在各战场的抢掠行为大体分为三类目的：一类是带有“惩罚抵抗者”的性质，这是这个愚昧凶残民族的典型的兽性观点；另一类是满足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个人和家庭需求，他们确实家里很穷,也自认为抢掠被征服者的物,是占领者的权利；第三类是为战争攫取财富，大宗的现金财宝都被充作“军用”或送往国内，以支持天皇政权的持续作战能力。高级军官的抢掠多为少数的“高级战利品”.

山下奉文在马来半岛或菲律宾的掠夺搜括是一种有组织的战争行为，而不是个人劫利行为，尽管他本人喜欢敛财，但也断断不敢将上千万元大宗财富据为个人所有。

有关山下奉文“宝藏”的传说源于当地人猜想，日本军队内部并无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或有关当事人的只字片语线索。


因此，我认为有关山下奉文“宝藏”的传说是缺乏佐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