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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红利远未结束

　　无论按照国际传统定义的抚养比还是我们修订后口径的抚养比,中国人口红利远没有结束。2007年前后中国人口红利达到历史峰值后,抚养比上升,但仍低于0.5的国际人口红利标准。若按照国际标准推断,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30年。若按照修订后的抚养比来看,中国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20年前后。

　　汇率压制倒逼劳动力工资上升补偿生活资料上涨,造成刘易斯拐点假象

　　研究利用两个论据佐证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业界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转移没有结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尚未转移出来。其次,无论是与全国平均工资、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还是与城市基本消费品价格指数比较,2003-2010年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只是基于生活资料价格的补偿性上涨。恰恰是因为农民工名义工资上涨幅度低于生活资料价格与摩擦性成本的上涨,才导致东部沿海,尤其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地区出现“招工难”与“民工荒”。根据B-S模型,在追赶型与成熟型经济体两者间劳动生产率增速差扩大的同时,贸易盈余将推升两国贸易部门工资价格的趋同。这种趋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在浮动汇率下,伴随汇率的升值带动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快的国家的实际工资上涨;其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过相对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通胀水平的提升来完成工资趋同这一过程,通胀的直接结果将导致生活资料的大幅上涨,迫使追赶型国家不得不提升劳动者工资,补偿通胀导致的实际工资降低的损失,即使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供给充沛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内部结构性失衡推波助澜

　　除汇率原因外,中国人口政策与高等教育过快扩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劳动力内部结构的失衡降低了人口红利效用。首先体现在低端劳动力供需日趋严峻、高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供需严重过剩。这种结构性失衡通过低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上移提升低端劳动力价格水平、通过高教育背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下移压低高端劳动力价格水平,最终结果导致低端劳动力价格与高教育背景劳动力价格趋同。其次,人口政策的断流作用提升了我国劳动力人口年龄中枢,劳动力“高龄化”现象突出,降低我国人口红利禀赋的使用效率。劳动力内部结构的错配与汇率压制,导致劳动供给曲线上移,使得理论上的刘易斯拐点前的直线不再水平。造成“人口红利结束”或者“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甚至“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假象。

　　加大汇率波动区间,辅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平滑经济波动

　　汇率升值势在必行。提高汇率升值空间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匹配程度,可以释放汇率在实体经济中的优化作用,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变,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失衡,甚至解决目前中国高学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提高汇率波动的同时,我们建议辅以积极的税收政策,平滑升值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促进内需的提升。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只有这样,在真正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我国面临的难题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