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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一日早朝时突然问群臣：“天下何人最快活？”有人说功成名就的人最快活，有人说富甲天下的人最快活……答案五花八门。朱元璋听着这些回答只是颔首拈须，不以为意。这时一个名叫万钢的大臣回答：“畏法度者最快活。”朱元璋连连点头，称其见解“甚独”。这则故事今天读来，仍能让人感觉到其独特的见解。

朱元璋以“畏法度者最快活”为自己的“快乐观”。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位贫民出身，当过小僧的开国皇帝，深谙作为“防民之具，辅治之术”的法律的极端重要性，建国伊始，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又亲自编定《明大诰》。朱元璋立法一为治民，二为治吏，尤其是《明大诰》则着重于惩治贪官，可以视为“反贪刑事特别法”。朱元璋极力主张“刑乱世用重典”，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是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朱元璋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尤其是郭桓案。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银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等以下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就是这样一个朱元璋，却以“畏法度者最快活”为自己的“快乐观”，即使是自己的亲属，无论是自己的女婿，还是侄子，都做到了“一视同仁”，这在过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活动是人的活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度”来规范、限制人们的行为，那么社会将陷入混乱。古人云：“规不正，不可为圆；矩不正，不可为方。”“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大明律》管了明朝300年。

“畏法度者”在制度、规则的约束下，行得端，立得正，就不会怕“夜半鬼敲门”。我们党能够在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一个个困难，走向一个个胜利，这是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循党的“法度”，尊重党的章程、制度密不可分的。然而，时下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却不尊重党制定的各种规则，在落实规则上打了折扣，没有真正按照规则办事。有的觉得规则束缚了手脚，不愿循规蹈矩；有的执行规则只管别人，对自己网开一面，甚至带头违反；有的凭个人好恶决定取舍，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有的落实规则走过场，喊过了就等于干过了，干过了就等于干成了。这样做的结果，使一些规则、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变了形、走了样，导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同样的问题重复发生。深刻的教《大明律》训充分说明，不尊重规则、不落实制度，发生问题就是必然的，就会害人害己。

规则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障。规则不仅保证着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公平公正，带给人们高效率，甚至保证着人们心灵的自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灵魂才能在高处放声歌唱。广大党员干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践行者，更应当在党的规则约束下，自觉建立正规的工作圈、谨慎的交往圈、纯净的生活圈，自觉把遵守党章、党纪当作党性修养的首要内容，将规则时刻放于心中，经常掂量自己岗位的分量，经常感受自己肩负的责任，坚决摒弃各种私心杂念和不健康心态，坚决不能做践踏规则尊严、脱离“法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