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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开始运作。此后不久，我就从事证券新闻的报道工作。我在采访中经常接触个人投资者。有的人几天前还在证券公司的大户室里谈笑风生，几天后就要迁移到中户市，再过几天就只能在散户大厅里下单了。投资者命运的变幻无常让我感叹。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投资者避免大起大落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来到美国以后，我也处处留心这方面的信息。我的设想是，找到一个理论或形式。它能让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都能进入股市，既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又可以避免大的损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美国的投资俱乐部。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大众的投资方式。十几个亲戚和朋友组织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每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有自己的投资原则。俱乐部每月开一次会，讨论投资对象。但是，这种形式在美国华人中运作不太成功。其中的原因令人深思。
　　
新移民必须学习和适应美国的主流社会。作为一个美国的中文媒体，有责任把主流社会的做法和经验介绍到华人社区。因此，中文媒体的作用不仅仅是帮助新移民传承中华文化，还应该帮助新移民融入这个社会。目前，这后一个任务逐渐成为美国中文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我在勃鲁克学院读的是商业新闻硕士。项目事先定好我们的必修课，但选修课让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还可以跨系选课。过去，我一直想系统学习投资理论。有了这个机会后，我就去商业管理学院挑了《投资学》。该门课是投资专业中最重要的的一门课程。其教材也很厚，有一千多页，包括几乎所有的最新投资理论。
　　
这本书理论多，公式也多，读起来非常辛苦。幸亏是夏季选修，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中。读过这本书后，我对美国金融界所使用的理论有一个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后来，我为《世界周刊》写出不少财经方面的报道，许多理论就是来自该书。学过《投资学》以后才知道，因为证券市场变化莫测，故专业人员也很难掌握其运行规律。它的理论不仅复杂，而且计算公式很多。书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对一般的投资者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一次，我去图书馆借书，走过杂志架。一本杂志引起我的注意。美国的投资类杂志非常多，各有各的读者。但是，这一本杂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本杂志名字叫《更好投资》（Better Investing）。它是一本月刊，是美国投资者协会的会刊, 华尔街邮报网站(wspost.com)上有时候也翻译一些他们的文章。它的内容与其他投资类杂志的不同，指导性很强。它共有三大部分：学习与收获、股票选择和焦点分析。作者基本上都是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而读者都是普通的投资者。它每期都介绍一个成功的投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大都是非金融专业人士。他们定期开会，按一定原则投资，结果获得较好的回报。

我感到这个组织形式很有意思，就想深入研究一下。正好书上附有图书目录。除了这本月刊外，该俱乐部协会还编辑许多图书。它们既有操作手册，又有协会的历史书籍。但是，如果成为成员，购书就会便宜。因此，我立即给协会寄去支票，申请成为会员，并购买一本介绍协会历史的书籍。

我要的图书很快寄到。我从书中了解到，美国投资俱乐部发源于汽车城底特律。其理论来自投资专家乔治尼可逊。尼可逊当时是一家证券公司的副总裁。从1920起，他就开始研究投资理论，设计出为普通投资者使用的股票选择指南。他设想运用俱乐部的形式，让普通投资者边学习理论边进行投资，最后能够管理自己的资产。

为了试验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1939年，他让自己的助手出面组织一个俱乐部，而他本人则躲藏在幕后进行指导。这第一个投资俱乐部经历许多波折。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俱乐部的年青成员几乎全部到国外参战。而俱乐部的负责人因体检不过关，被迫留在国内。他的留下使俱乐部最后获得成功。

俱乐部的成功和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很有关系。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上了战场，但是他们仍然每月定期把钱寄回俱乐部，让留守的人投资。如果因为战斗来不及寄钱，他们就会让他们的亲友把钱送来。同时，留守的人也认真投资，并定期把投资报告寄回战场，让这些会员了解投资状况。

这种运作方式持续好几年，也让那些海外会员很有面子。他们的战友和上级看到他们的投资报告后，也感到很新奇。他们认为，尽管这是战争，俱乐部的成员还可以享受投资收益。因此，许多人要求加入他们的投资俱乐部。第一个俱乐部获得空前的成功。它的创始会员共十二人，每人每月交纳十美元。它就从120美元起家。到1999年9月俱乐部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它的总资产接近七百万美元。实际上，该俱乐部的资产将近一千万，因为俱乐部成员已经从中提取三百万美元。当初十二位创始人有两位活到六十周年庆典，这两人都成为百万富翁。
　　
在1980年代，尼可逊曾经率领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当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接见他们三分钟。这让我很好奇。为什么只见三分钟呢？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我查阅很多资料，但是没有找到答案。对美国投资者来说，投资俱乐部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投资方式。但是，它适合不适合华人呢？我决定寻找协会的华人成员。我给协会去信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说协会没有进行族裔分类，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一个菲律宾裔的成员，被我婉言谢绝。我想从互联网上想办法。但是，多次搜寻后，仅找到两点线索。一是一个留学生的太太写的一篇散文。她在文中讲到应邀出席一个美国人的俱乐部，感到很难理解。她不明白为什么俱乐部的美国人像办真事一样那么认真。另一个是一个雅虎的电子邮件组，内容是纽约的华人投资俱乐部。那篇散文的作者可能用的是笔名，我怎么都找不到作者的信息。我只好抓住第二个线索。我通过上面的地址和组织者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他，说我想参加他们的会议。他当时人在首都华盛顿。让我不解的是，他人在华盛顿，却组织纽约华人的投资俱乐部。他说他们正在组织，目前还没有搞好。直到上个月，我还受到他们的电子邮件，号召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把俱乐部办起来。我估计很难，俱乐部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华人一般在美国受骗上当多了，很难相信他人。一天，我收到一封投资者协会纽约分会的通知，告知会员最近在纽约市布鲁克林一学院里举行一个讲座。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类似的讲座太多。但在把信放回信封时，我瞥见演讲者中有一个名字是Elaine Huang。这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是一个华人姓氏吗？　　

我赶紧给组织者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有人听，仅让留言。我留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几天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美国人。他告诉我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我又打这个号码，但电话说它是一家费城证券公司。我又留下姓名和电话。但是，始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因为离讲座时间越来越近，我必须尽快找到这位黄女士，我估计错过这次讲座就更难找了。这时，一个念头在脑子内一闪：为何不上互联网上查查呢？果其不然。我把姓名输入进去，一下子出来一大堆信息。我终于找到一个网页，上面有她的职务和电话号码。我立刻给她打电话，正好找到她本人。她家住在新泽西州。我把意图一说，她也很高兴同意接收采访。我们商定在她讲课的教室里碰头。但是，那天的地铁差点误事。纽约的地铁在工作日运行一般正常。但是，因为该地铁已经兴建一百多年，常常需要维修。而这些维修都是选择在周末。因此，在周末地铁线路常要改道。我从纽约市的法拉盛出发，整整花了三个小时才到，比计划多出两个小时。但是等我赶到那里时，她的讲课就要结束了。　　

我看到此人的气质不凡，估计一定受过高等教育。一问果然如此。她毕业于台湾大学药学系，陪丈夫来美国留学后，自己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丈夫做医生，她就在家带两个孩子。她的本名叫张育珠，黄是夫姓。但是，博士带孩子总是心有不甘。闲暇时，她就看看股票的书籍，开始做股票投资。　　

一开始，她是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做投资。但有一次，她从一本关于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书中得知投资俱乐部和投资者协会。详细了解情况后，她觉得俱乐部这个形式不错，遂决定自己也办一个试试。1994年，她就在当地的社区英文报纸上刊登一个广告，征集俱乐部会员。　　

没有想到，二十多人打进电话表示兴趣，而且全是美国白人。她说，她居住的小区几乎没有华人。后来，他们组成一个投资俱乐部。张育珠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他们还加入全国投资者协会，按照协会提供的投资原则进行投资。十年过去了，他们的俱乐部获得成功。截至当时，会员们共投资十万美元，2004年已经增长到二十五万美元。她说，如果不是州政府对二十五万以上的投资额外收费，他们俱乐部的基金早就超过这个数字。她说：“目前还有几人等着加入呢。”　　采访结束后，我很高兴。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例子。但是，我的专题报道一般是七千字左右。这一个例子还是不够，必须再想办法。于是，我向主编报告我的进展。她建议我找我们报社体育版的沈主任，讲沈主任过去参加过投资俱乐部。

沈主任说，他们过去那个俱乐部办得不错。主持人叫骆兴中，是一个工商管理硕士。但是，后来主持人被公司派到日本工作后，俱乐部无人接手，故随之解散。主持人现在居住在加州。第二天她把骆兴中家电话号码带给我。　　纽约与加州分别位于美国东西两岸。加州时间与纽约时间相差三个小时。我计算一下时间，如果他晚上6时回家，我就要晚上9时以后打电话。这对我也很合适。此次采访也很顺利。骆兴中正好在家，也很愿意和我谈话。　　

他来美国以前在台湾也投资过股票，来美国后从《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等杂志中知道投资俱乐部。但促使他创办投资俱乐部的主要原因是节省时间。此前，朋友们经常打电话给他，询问股票投资情况。他想干脆把他们组织起来，也省得一个个解答问题。于是，1987年他出面成立一个投资俱乐部，会员都是朋友。　　

出乎意料的是，他反对华人创办俱乐部，认为投资俱乐部不适合华人。他的理由是，对美国人来说，每年10%的收益就很满意，但华人根本看不上。没有钱赚就没有兴趣。两岸三地的华人都一样，期望值太高。华人还不容易遵守规则，目标也很难统一。令我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找到一家目前仍在的华人俱乐部。为了找到这样的俱乐部，我到处打听，但是都是无功而返。找到的是已经解散的俱乐部。一家美国证券公司的华人经理告诉我，他的朋友办过一个。但他说那个俱乐部也只是存在几年。原因是会员都是高学历，各有各的主张，意见很难统一，最后大家不欢而散。我说我还是希望和当事人谈谈。他答应帮我找其中一个会员。该会员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是一家美国公司的部门主管。我和这位主管在电话上进行交谈。他认为投资俱乐部很好。在俱乐部里，大家可以边学习边投资。他说，因为投资的钱不多，赚钱当然很好，不赚钱也不要紧。他自己就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和经验。他赞成华人创办投资俱乐部。他的回答也出乎我的预料。投资专业人员对对俱乐部并不看好。

我采访一位嘉信理财的经理。他认为投资还是要请专业人员来做，业余爱好者总是和专业人员不能比。他对前些年投资俱乐部很红火不以为然，认为有的俱乐部还是亏钱。我从历史资料中得知，投资俱乐部协会曾经请一位哈佛社会学的博士生专门做过研究。这位女博士把俱乐部的投资结果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投资俱乐部的形式有助于作出决策，投资收益比较高。为了核对原稿，我设法找到这位博士。她毕业后到另一家大学任副教授。从她自己的网站上，我查到原文的摘录。为了显示报道的权威性，我请她提供一张照片。她回信说，就用她网站上的那张。那张照片照的的确很漂亮，有点像电影演员。但是，照片太小，放大以后很模糊。因此，编辑把她的照片拿下。我告诉她后，她好像很失望。　　

一般来说，专题报道要配发六张图片。准备的图片明显不足。张育珠有两张，其他人都在外地，也不愿意露脸，只好作罢。因为文章内容涉及投资者协会，我就与协会联系，问能否使用他们的图片。但美国人公事公办，要我提出申请，做许多文件，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后来，我突然想起我有一本该协会五十周年纪念册。那是我花一毛钱买来的。我刚知道投资俱乐部和投资者协会时，我在图书馆竟然看到许多旧的杂志，每本一角钱，就买了几本。美国人有个习惯，看过的杂志无偿送给图书馆，图书馆再折价卖给需要的人。我告诉协会说，我已经找到了。我想用纪念册里面的照片。

协会的媒体负责人住在新泽西州。他回答可以，但发表后要寄给协会一本杂志。后来，我就给他寄去一本。他后来回信说，杂志收到，从图片上看的确是投资俱乐部协会。文章在2004年12月份的杂志上发表。后来，一些读者打电话给我，说想和张育珠联系，商量创办俱乐部事宜。我很高兴，觉得将主流的投资形式推介到华人社区中，也算自己为华人做点贡献。后来在一次聚会上，坐在我旁边的一对华人夫妇听说我是《领袖周刊》的，马上和我说话。他们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看周刊，有时回国错过了，还让朋友代买。正说着，先生突然问：“那篇投资俱乐部是谁写的。我要写信给他。”我答到：“不要写信了。你就当面说吧。”他一下子愣在那里，半晌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