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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进中南海的学者是幸运的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建议直接传达给中央领导,但是真正可以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的人并不局限于他们 ,他们所在单位的同事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的专家们都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功臣,外界对他们有一个平常而又崇高的称谓 :中国智囊。
    智囊之类的人物,在中国自古就有。凡我国古代的成功政治家,观其身后无不有成批的 “幕僚”或“师爷 ”。现在,中国智囊机构的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所受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领导请“ 智囊们”给他们讲课并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可以看出来。
    中国第一智囊机构 :社科院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所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正受到自创办以来最大的推崇。
    今年的8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47名平均年龄65.5岁的学者学部委员称号 ,成为该院成立30年来最重大改革的标志。媒体评论说,这是学部委员称号时隔 29年首次在这个机构中出现。这也意味着中国社科院迈出了成为最高决策层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要一步。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历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中,无论是讲课人次还是讲解题目数量,社科院都高居各科研单位之首,足见社科院的科研实力及其在中央领导眼中的重要地位。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的说法可以作为佐证,“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研究课题 ”。
    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家机构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的大本营,外界似乎已经遗忘。实际上在完成常规科研任务的同时 ,中国社科院一直扮演着政府智囊的角色。社科院会经常接受一些中央交办的课题。具体题目大多由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部门的主要领导指定。这些课题具有时效性、对策性和战略性的特点。中国社科院办公厅以信息报送的形式,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报送材料,“这是专家们向中央进言的常规渠道”，一位中国社科院的人士说。
    改变始自2003年。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中国社科院时提出,中国社科院要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也正是从那一年起至今,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社科院各研究所的代表人物先后登上了中南海的讲坛,对许多现实问题作过专题演讲。中国社科院作为智囊团的作用,也在“十一五”规划起草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一位学部委员举例说,“十一五”规划草案拿到社科院征求意见的时候,关于经济成分的表述中并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正是社科院学者的意见上报之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对规划草案作出了修改。
    智囊机构的变迁和影响
    “它与高校和政府的研究部门不同。比高校对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比政府部门的研究有更长远的眼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玲认为,社科院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
    的确,作为智囊,高校影响力总体上不如研究机构。“因为高校专家较多关注纯理论问题,与社会经济实际接触相当少。” 在社科院工作多年,对中国智囊机构颇有了解的邹蓝说。
    但是也有特例,北大和清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从研究界延揽了一些杰出人才,情况有显著改善。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华的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近年北京师范大学延揽了原国务院研究室重要研究人员李晓西等,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方面也有提高。
    不过,要是倒退到30年前,即便是社科院都没有今天的风光。当时,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各种研究所也存在,但是因为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者的偏视,这些机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非常小。”邹蓝说。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使农村改革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农村研究中心。
    “随着城市和工业改革的推进,部分人员开始侧重城市和工业改革,进入了1985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87年随着对外部门的扩张,对外开放研究更加受到重视。中央政府的核心智囊机构又增加了侧重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中信国际研究所。同时,国务院内还设立了若干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发展研究中心。”
    1989年到90年代中期,改革进入新阶段,新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借重智囊的这种情况继续了下去。中共中央还设立了财经领导小组,作为核心的智囊兼决策机构。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专家咨询在国务院层面上相对受到忽视,直到2003年才开始转变回来。
    国外智囊的借鉴意义
    比起国外的智囊机构,中国的智囊机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之处。提起智囊,不能不提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它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所之一,有1000多名成员和1亿多美元的年度预算。
    智囊机构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现象,而且位于首都华盛顿及其四周的智囊机构尤其具有影响力。在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唐纳德?E?埃布尔森看来,不光在美国,智囊机构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现象。
    根据埃布尔森的了解,在美国,智囊机构在规模、人员和机构资源方面差异很大,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官方和民间渠道来对政策施加影响。在美国大约2000个智囊机构中,有将近25%被认为是独立或自立的。绝大多数智囊机构附属于大学院系。
    除数量以外,美国智囊机构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很多智囊机构积极介入决策过程的程度。“使美国智囊机构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智囊机构的,并不是有些智囊机构的财力资源多么雄厚,而是美国智囊机构直接和间接参与决策的能力,以及决策者向它们征求政策咨询的意愿。” 埃布尔森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