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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说希特勒是个大独裁者，是个专制魔王，但很少人提到他还是个大富翁。许多史书都谈到过纳粹党人掠夺财产的情况，但似乎希特勒不在其内，他之成为大富翁主要靠那本赫赫有名的书――《我的奋斗》。

　　1924年夏，因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被判刑入狱的希特勒在狱中口授，由其信徒执笔，写成了《我的奋斗》一书。这是一本表达希特勒的基本思想的书，集狂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于一炉，厚达七百多页，臃肿冗长，混乱枯燥。

　　《我的奋斗》第一卷在1925年秋出版，定价12马克（折合3美元）。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披露，1945年盟军“缴获了纳粹党的埃耶出版社的版税清单”，从中得知了《我的奋斗》的实际销售量：“1925年销了9473本，……1926年跌到6913本，1927年跌到5607本，1928年只有3015本，1929年稍许增加一点，为7664本。”总计五年共销售32672本，销售额392064马克，按出版社给希特勒定的版税率10%计算，他共得版税39206马克（约合9801美元）。对当时的希特勒来说，这只是一点儿聊胜于无的收入。由此可见，1929年之前纳粹党和希特勒虽然利用德国民众对现状的不满而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但远远还不到万众瞩目的程度。

　　然而，“1930年纳粹党走运后”，《我的奋斗》的“销路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了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8马克，销量达54086本，次年稍有下降，为50808本，1932年增至90351本”。统计三年共销售195245本，销售额1561960马克，其版税收入为156196马克（约合39049美元）。在当时这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足以使希特勒这位出身微贱的穷光蛋过上“小康”生活了。应该说，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我的奋斗》这本书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销路的，所以希特勒还真是“政治发家致富”的典型呢。

　　不过，和以后相比，上述那点儿钱“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据威廉?夏伊勒在书中说：“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100万本，他的版税收入（1933年1月1日起他的版税率从10%增至15%）达100多万马克（折合约30万美元）”――这一年的版税收入是前八年总收入的五倍多，因而希特勒当之无愧地“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

　　《我的奋斗》这本书到1945年纳粹覆灭为止总共在德国销了多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并未给出具体数字，不过它提到，“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600万本”。600万本，销售额高达4800多万马克，希特勒的版税收入将近800万马克（约合200万美元）――这在今天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从1925年到1940年十五年中销售的这600万本书，其中前八年销出的只有将近23万本，只占总数的4%不到，换句话说，希特勒的巨额版税90%以上是他1933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获得的。至于1940年以后直到1945年，希特勒作为至高无上、权力无边的“元首”，其《我的奋斗》一书的销量之大更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当时是驻德国的记者，他对德国的情况很了解：“并不是每一个买了《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本书读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厚书。”因此，《我的奋斗》1933年后在德国的畅销并不是由于其在文化或思想方面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而是在于政治方面的因素。威廉?夏伊勒说：当时，“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由此可见，买《我的奋斗》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是在一种特殊政治环境下保护个人和家庭安全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大一部份是以“公家”的名义集体买来发给大家“学习”的。对这种情况，经过了上个世纪某个特殊时期的中国人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希特勒利用政治强权凭一本枯燥乏味的书获得巨额版税收入，在短时间内“发家致富”，但人们似乎无法从法律上提出质疑，因为整个过程看起来完全是“合法”的。也许，这也是对某些人来说专制体制的“好处”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