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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叟
　　
　　伏尔泰说过：没有所谓命运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或补偿。
　　所以，每个人乃至每个集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考验、惩罚或补偿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迅速，道路曲折，经历了风风雨雨。人们看到，民营企业家的奋斗、成败、进退、起伏与毁誉的历史，往往就是他的企业的发生、发展、兴衰、变迁与显隐的历史。许多企业的主创者，实际上成为企业的符号与象征。这个时期的民营企业带有极其强烈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个性特征。民营企业的命运实际上系于这些创业者的命运。
　　所以，谈到三十年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史，必然与对许多企业家的个人关注联系在一起。认识与解析这些具有不同背景与不同诉求的个人，才能真正认识与解析这些企业。
　　我们走近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们，就是要观照他们的生活土壤、生长环境、文化根据和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本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正确评价他们在特定条件下为中国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或者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发生了挫折与变化。通过对这些个体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市场、法制环境做出科学的、清醒的分析。
　　
　　通观改革初期兴起的许多民营企业家，尽管有着千差万别，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他们大多数出身于计划经济外的“非体制”的阶层。他们无依附、少“规矩”、喜变革、多自主，他们的这种弱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变为优势，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经济改革的最热忱的拥护者与实践者。
　　其次，这些在转型期异军突起的“弄潮儿”，从社会底层一跃而成为“明星”。他们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民营经济作为整体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大多数和主流社会不能互相融合。从被歧视，到默认，到被真正接纳，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
　　第三，他们大多没有经过“系统驯化”，较少束缚和惰性，他们追求创新，敢于冒险。他们中一些人的许多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新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而推进了经济改革；他们中的另一些人的某些实践则不能为当时的体制接纳，甚至碰得头破血流。在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开拓群体因成败、起伏而急剧发生嬗变、分化、重组。，
　　第四，他们大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他们逐步走向多种经营和规模化，其中一些人开始走向国际市场。，
　　我们也看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则与上述那些“原生态的民营企业家”完全不同，他们是在新领域兴起的按照现代企业方式建立的，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技术产业模式。
　　
　　通过这本书我们审视了牟其中，也就是审视了一个具有特殊模式的企业---南德集团。
　　牟其中，一个曾经响亮的名字，一个引起过许多争论的词语，一个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的符号。
　　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一些人来说则似乎是遥远的故事了。有人说他已经消失了，有人说他还在奋争，更有人预言他还会东山再起。媒体上不时有关于他的消息，社会上不时有关于他的传言。2004年末，一个有影响的杂志报道了他，那题目是《牟其中：我在路上》。
　　牟其中所创建的南德集团是介乎两类民营企业之间的一种企业。他的发迹路线与“原生态民营企业家”毫无二致，但是他的特殊背景与特殊个性，使他没有走上那些企业的发展道路，而是以金融投资、资本运作、高新技术、国际贸易等为经营内容，采取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经营模式。他的文化追求和经营理念也力图摆脱一般民营企业单纯生产型功利性的局限。南德集团不是一般的实业，它自己一再宣称是一个按“智慧文明生产方式”组织和运行的企业，而这个所谓“智慧文明”的提出者或“发现者”正是它的总裁牟其中。
　　人们关心他的现状，关心他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了解这些可以更好地认识他的过去，再通过他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民营企业。所以，我认为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人们知道，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案”而身陷囹圄已达八年之久。八年来牟其中从未服输，从未承认过对他的指控。他通过南德集团理事会向各有关部门和领导递交了无数申诉、报告、材料。他说他相信事情会水落石出，相信法律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终会还他清白。他的南德集团竟然还有一个网站，不断向社会传递着他的声音。
　　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却不无自得地说自己“不知老为何物，不但心态，而且体态亦然如此。每天。。。。。。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热切的憧憬。即使清晨散步，也是与千古风流的对话：‘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开’，经常是沉睡中的梦境。”
　　他在大墙里坚持看书、看报、获取信息和知识。他似乎并不闭塞和迟钝，用自己的方法跟踪外面世界的气息与脉搏。令人惊异的是，他竟然还能在“里面”潜心思考与研究许多问题。除了执着地自我辩护外，他不时通过南德理事会表达着对关系国家改革和发展的一些重要事情的看法和意见。
　　他是股份制的坚定提倡者。远在1986年，股份制在中国大地还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他发表了《所有制的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1997年3月27日，他上书自辩《股份制就是公有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即使在锒铛入狱后，他还在继续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文《国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并呈献给中央，表明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关于股份制讨论的意见。他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我们从1978年至今，已经足足23年了。目前的情况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问题之沉重与艰难。”他认为，国家所有制不是当今社会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而“基于个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们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最有效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只有真正实现马克思建立 “自由人的联合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社会理想，才会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2003年起，牟其中对一些人提出的民营企业“原罪论”，表示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这种论调是对民营企业的陷害，实质上是对改革的反攻倒算。如果我们承认了“原罪论”，就要断送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他通过南德理事会，以各种方式和“原罪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论辩。他说有人“以上帝的口吻说：凡属民营企业，不需要证据、不需要审判，一律有罪，因为你们天生就是有罪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居然在现代法制的中国大行其道，居然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怀疑，令人深思。它令我联想到了反人类的中世纪宗教法庭。‘原罪论’的理论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宪法原则。所以任何对它的批判都是多余的。郎咸平也不至于肤浅到连‘罪刑法定’也不懂的地步。”他认为他们“是以个案分析来得出他关于民营企业家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国企产权改革一定会使国有资产流失的结论的。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这里有一个逻辑跳跃：从特殊判断走向了全称判断。”牟其中通过南德理事会在《南风窗》、《中国企业家》等报刊上发出的抨击“原罪论”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牟其中热切关心着改革的进程。德隆、三九等企业的挫折令他痛心疾首，也引发他深入思考。他认为，德隆、三九的困局，可以找出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来，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他不同意某些学者由德隆的成败而断言中国企业做不大、缺乏大企业的基因的说法。他认为德隆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迷信西方的金融控股等模式而造成的恶果。
　　我还听说，他非常兴奋地得知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电视上他听到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铿锵有力的声音：“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倒退没有出路。”他告诉朋友，那时他“ 象触电一样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象球迷欢呼自己的球队进了球一样。”他说：“既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再一次成为了我们义无反顾的选择，那么厘清社会公众合理的不满和诉求是如何被挑动成为了有害的民粹主义仇富浪潮，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否则，不足以达成进一步如何改革的共识。而广泛的社会共识，恰恰是进一步改革成败的关键。”
　　看了马立诚的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后，他为作者为中国私营经济说的“公道话”，为党中央坚持发展民营经济的战略决策，为私营经济终于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欢欣鼓舞。回忆这段历史，他为自己能够成为那些反对市场经济势力所围剿的“改革马前卒”和民营经济代表而倍感自豪。
　　去年，他在对友人的答问中说：我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是一个改革时期的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同时，还得为争取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斗争。所以，我又是一名业余的“政治经济学家”。
　　温家宝总理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关于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的高度评价特别引起牟其中的共鸣。
　　远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牟其中已经认识到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那是第二次入狱的他，曾发出由衷的讴歌：“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的，横跨两个世纪的炎黄子孙――没有理由徘徊！”如今，温总理的谈话，又一次燃烧起他内心的激情。
　　最近，他读台湾学者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读中国历史》，深有同感。黄先生说 “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他坚定的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是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的领导下，由上而下的进行改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他说，有人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那是自由主义者的幼稚幻想。
　　
　　从书中我们看到，牟其中是最早认识到满洲里的特殊价值并积极进行开发的人之一，那是他曾倾注满腔热情的地方。据说，最近他在知道满洲里蓬勃发展的现状后，感到十分振奋，又为至今未能实现自己制定的满洲里――西伯利亚计划而扼腕叹息。他认为，若当初没有种种阻碍，自己的计划得以实施的话，也许一座横跨欧亚两洲的城市现在已经有了框架雏形了。他的思绪穿越大墙，天马行空。他对朋友说：“世界上只有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横跨欧亚两洲的城市，但也局限于一国之内，无所谓互补可言。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却不同，横跨两国、两洲，纵深空间就太大了。只要给我机会，我仍然会继续此项计划。南德对开发西伯利亚的最重大的理由是：满洲里是西伯利亚出海口的必经之地。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必需海上贸易。俄国为了开发欧洲部分，为了争夺出海口打了两次战争。彼得大帝夺得了今天的圣彼得堡，叶凯琳娜二世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获得了敖德萨港口群。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发达起来了。但乌拉尔以东，却没有不冻港。海参威港每年有两个月的冰冻期。所以，才有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觊觎的就是水深25米的旅顺港。东清铁路1901年已在满洲里建站。南德当时已委托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勘察满洲里―伊尔茨的铁路。再修草原铁路伊尔茨到通辽，就进入我国的铁路网，直达大连了，全长共800公里。当时俄国经济极其困难，铁轨十分便宜。我们已与俄方联系，包给他们修建，几十万人民币一公里。此计划若成，则就给了西伯利亚开发的巨大活力。”
　　2006年11月7日《克拉玛依日报》报道：“从1992年克拉玛依提出修建奎屯――克拉玛依――阿勒泰铁路，到今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奎屯――北屯铁路项目，克拉玛依的铁路梦我们整整做了14年。”报道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原市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邵景明激动地说：“ 这14年来，我们亲历了克拉玛依铁路项目的历次申请、搁浅、再审请、再搁浅、又申请，直到这次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其过程也算是几经磨难。”这位主任回忆道：“ 1992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华油集团邀请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来到克拉玛依后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让当时的克拉玛依人为之一振。这位客人名叫牟其中，是当时天津南德集团的总裁，他在克拉玛依放言：可以建一条奎屯――克拉玛依――阿勒泰的铁路，这样将带动北疆的整体发展。他设想铁路建好后，可以先运输克拉玛依的原油和润滑油，实现‘不亏损’经营。 牟其中的这一‘妄言’立即在克拉玛依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叫好的，有坚决反对的，也有表示怀疑的。但这位曾靠倒卖前苏联图―154飞机爆富的投资奇人却让克拉玛依人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铁路梦想。至少，克拉玛依人明白了一点：连接阿勒泰和奎屯，我们是可以建一条铁路的，关键看建这条铁路是不是亏损。”他告诉人们，14年前牟其中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铁路的建设方案， 14年后正式批准实施的正是他的方案。这位原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没有忘记这一切，并且予以公开说明。
　　我相信如果牟其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感慨良多。毕竟克拉玛依没有忘记他。
　　
　　南德理事会告诉我们，牟其中还在继续他的关于“智慧文明”的研究。
　　他自认 “发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智慧文明的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智慧经济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价值论、这些基础、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管理方式和标准的企业形式等等”，这些是自己最大的贡献。最近几年，他通过南德集团理事会一再宣传他的这个思想。他说：“中国的崛起不可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因为以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出现了，智慧文明的桅杆已经出现在了远方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地建立起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就如母体子宫中的婴儿在九个月的时间之内，走完了人类从三叶虫到灵长类的进化过程一样。哪怕中间还经过了鱼类的鳃呼吸，还长出过尾巴。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死死地盯住智慧文明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的建立，认识到正在发生类似于当年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变化，从这个地方超越西方，实现中国的崛起。”
　　一位对牟其中非常熟悉的朋友对我说：牢狱之灾也不能阻隔心灵的飞扬，这才是牟其中！
　　
　　《解码牟其中》的作者，就是要以详实的资料和客观的叙述，向你揭示的是关于牟其中的历史的、时代的、完整的真实画卷。掩卷之后，我们感慨良多。牟其中本人的沉浮、成败、得失固然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他的存在、他的思想的脉络、他的试验和探索，给我们提供的是更为丰富的认识与研究的空间。从“原生态”到“新生代”的中国民营企业，都可以从他和他的集团的实践中获得许多令人惊醒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