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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1956年，由当时的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包括随文加入的胡三省注），就是根据毛泽东提议，组成标点委员会，由顾颉刚等21位专家通力合作，重新点校后排印出来的。这个点校本一印再印，发行量很大。

　　毛泽东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又有1956年初版的这个点校本。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同一史书里，都留有他圈点批画的笔迹和记号。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论其地位，可用清人王鸣盛的一句话来概括：“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1019~1086年），立志要写出一部内容有“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用，形式有简明扼要之长的通史。他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将自己编成的从战国到秦亡这一段历史的编年体《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得到英宗的赞赏和支持。英宗鼓励他继续编下去，给他配备了几名得力助手，专门设置了书局，并赐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1067年），神宗继位，以其所编具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又新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司马光前后用了19年的时间，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即司马光去世前两年，将编好的《资治通鉴》全书呈报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同年十月，宋神宗敕命将校定的《资治通鉴》书稿予以刻印。可以说，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部巨著。他在《进书表》中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实属记实之辞。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逐年记载了自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发生的大事。除采用正史资料外，还博采杂史222种以上。书中记事，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详而不乱。因此，这部编年体史书，体大思精，不但史料充实，而且文笔生动，特别是它的时间概念极为明确具体，让人爱看，看了还想看，又很耐看，其魅力是经久不衰的。

　　1912年，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教育家符定一录取。符定一对毛泽东十分器重，特地借给他一部《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由此开始奠定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也激发了他对《资治通鉴》的浓厚的兴趣。

　　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毛泽东生前戏称她为“孟夫子”）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让孟锦云终生难忘。

　　毛泽东还劝孟锦云读一读《资治通鉴》，并且送给他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小册子作为入门读物。在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孟锦云请教毛泽东说：

　　“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泽东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小孟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孟锦云说：“主席，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孟锦云说：“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讲到？”

　　毛泽东说：

　　“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说：“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孟锦云又说：“《资治通鉴》里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可他还当皇帝，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

　　孟锦云说：“那种皇帝当然好当，谁都能当。三岁就当皇帝，真是荒唐。”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打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孟锦云又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

　　孟锦云说：“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也感叹道：“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孟锦云说：“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自宋朝才有了刻版印刷，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就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孟锦云转了个话题：“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孟锦云：“‘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请教道：“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末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但毛泽东又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不离开秀才啊！”

　　最后，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抗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现在，一部线装本《资治通鉴》仍静静地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可以说，《资治通鉴》伴随毛泽东走过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