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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华在《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中记载，日本来宾在欢迎会的演说中，劝中国革命党人，先发扬中国的传统学术，再把西方的学问作为辅佐，这才是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且说，搞“明治维新”的那些人，都是“阳明学极深之人”，反而对西方的学术“未必尽知”。

　　 梁启超在《德育鉴》一文中言：

　　 （日本）维新以前所公认为造时势之豪杰，若中江藤树，若熊泽藩山，若大盐后素，若吉田松阴，若西乡南洲，皆以王学后辈，至今彼军人社会中，尤以王学为一种之信仰。夫日本军人之价值，既已为世界所共推矣，而岂知其一点之精神教育，实我子王子赐之也。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抛却自家天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哀哉！

　　 宋教仁到日本后，购置了大量有关王学的书刊，如《王阳明全书》、《明儒学案》、《王阳明学提要》、《王学杂志》等等，并作认真研读，笔录摘抄。其在1906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

　　 至各旧书店寻购旧书，购得《史学杂志》数册，又见有新出《王学杂志》，乃日人组织之明善学社专以发明阳明学为宗旨之机.关报也，遂亦购一册。

　　 宋教仁是十分服膺于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在一次与朋友的饮酒之后，日记云：“余微醉，为滔天书横轴一纸，题‘致良知’三字”。还有言曰：“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不暇者矣”。

　　从这段记载中，亦可看出日本研究阳明学的兴盛。

　　 唐文治到日本后，称：

　　 两游东瀛，考其立国之本。游其书肆，览其书目，则为王学者不下数十百家，其数远超过于吾国，为之舌挢首俯。又观其击剑之术，血流朱殷，为小技而不顾死，侠客之风，屹然山立。然后知彼之所以立国者，乃由侠而进于道义。阳明致良知之说，其深入于人心者，非偶然也。

　　1840年后，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开始重新评价阳明学

      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再次呼喊“朱王一致”等等事件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本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截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为鹄焉”。 康在讲学期间，阳明学是其授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康对心学的讲解在《桂学答问》、《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口说》等文中均有详实的记载。其对王阳明本人及学心学者亦是赞誉有加，其称“言心学者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阳明一人而已”。 这些对心学的阐发和宣传，对其弟子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对梁启超。

　　 梁启超对阳明学有很大的倾心，它不仅用心学教人，而且时常以之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在“心绪恶劣，不能自胜”之时，“惟读《明儒学案》，稍得安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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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日本著名的阳明学弟子：
　　
　　 东乡平八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神”，日本日本海军元帅，随身带一块写有，一生伏首拜阳名的腰牌，日本著名军事学家，王守仁“知行合一”心学忠实追随者。
　　
　　 中江藤树：被称为日本近江的圣人。王派学者。 　　
　　
　　 佐久间象山：兵家、思想家。
　　
　　 西乡隆盛：倒幕魁首，明知维新三杰之首
　　
　　 岩崎弥太郎：世界500强企业，日本老牌工业企业，三菱重工的创立者，王派忠实学徒。
　　 　
　　
　　 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