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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aruch College读商业新闻学时，我每天必须阅读《华尔街日报》。因此，我能常常看到避险基金（hedge fund，有的译为对冲基金）的报道。但这些报道总是语焉不详，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我很想仔细研究一下，但就是找不到具体运作的资料。

一开始，我感到很纳闷。按理说，该学院的图书馆条件不错，有关金融和商业的书籍非常多，可以说要有尽有。但是，但是为什么没有避险基金运作的书籍呢？我后来推测，避险基金存活率低，基金经理好不容易积累一点经验，还没有到写书的时候。我只好把此事放下。
　　
没有想到机会突然来到。2004年初，我写留学生签证报道时认识唐浩夫。当时，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避险基金公司做证券分析师。做完采访后，我们谈起避险基金。我说想写一篇关于避险基金的报道。他说他认识几个华人基金经理，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避险基金在美国是个比较隐蔽的行业，局内人一般不大向外透露内情。自1990年代以来，华人留学生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其中有的人做得相当不错。例如，几十个华人做到基金经理，许多人管理十来亿美元的盘子。这没有两刷子是不行的。少数基金经理作出名气、积攒到一定的资金后，就自己设立避险基金公司。有的管理的资金额进入全美的一百大避险基金内。
　　
写金融类报道对记者的功力是一个检验。首先，记者要有一定的金融专业知识。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报道很难深入。其次，记者还要化繁为简，把深奥的金融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最后，记者还要会把枯燥的日常工作描写成生动活泼的故事。
　　
我把希望寄托在唐浩夫身上，想尽快进行采访。但是，他告诉我再等个两三周，因为他正在应聘其他公司的工作。过了几周我再给他打电话。他突然告诉我，他马上要回中国去，因为他的家人生病。听到这个消息，我只好安慰他几句。采访的事就放了下来。
　　
过了几天，我给他打电话，问他何时离开。他告诉我他已经改变主意，暂时不准备回去，而是往家里多寄点钱。我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说这样处理最好。即使人回去，对治病也帮不了多大忙，不如多挣钱寄回去。讲完，他同意我们约个时间谈一谈。
　　
他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中城。我在他下班后到达那里。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向我解释一个避险基金怎么运作。避险基金就是基金经理制订有效的投资策略，投资于其他的证券上，用别人的钱来赚钱。其他人都是基金经理的助手。一只基金就是跟着基金经理的思路转。他的基金经理就是持股到一定时间，然后卖掉，不管赚钱还是赔钱。
　　
他是证券分析师，其工作相当关键。目前，美国有六千多支上市的股票。他每天在从中挑选一支股票投资。他使用汤姆森金融软件，先把股票筛选一遍，再用自己的方法筛选一遍，最后剩下几十只股票。他从这几十只当中选出一只。
　　
我就请他找一个自己推荐的股票作为例子。他找出币星公司（Coinstar）。该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就是帮助人们把零钱换成整钱，从中收取手续费。公司在全美国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设有一万多个兑换机。它的潜力在于美国民众手中有七十多亿的硬币。而且，每年的垃圾焚化场融解上亿美元的硬币。我在互联网上找到这家公司的网址，发现股价在他购买后的确上涨不少。
　　
唐浩夫给我介绍了基金经理居雄伟。居雄伟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美国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2004年，他仅三十二岁，就成为一家公司的基金经理，管理十亿美元的仓位。因为他比较忙，所以我们就在电话上交谈。他介绍说，基金经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一套能赚钱的投资策略，而且要不断改进并发现新的策略。我就问他的投资策略从何而来，他说是自己创造的。他认为在学校学习的是理论知识，必须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策略。他说：“如果仅从书本上得来，公司就不会聘用我了。”全美国大约有六千支避险基金和六千个基金经理。他估计华人大约近百个，其中一半毕业于中国科大。
　　
居雄伟又给我介绍另一位华人基金经理薛天。薛天是花旗集团（Citigroup）基金经理，管理十亿美元资产，每天进行三千多万元的债券和股票交易。他说，基金经理相当好过。例如，公司收取的管理费每年占资金量的1%到2%。只要有赢利，基金公司可以收取20%的赢利分红。所以，我估计，一般的基金经理年收入起码几十万，赢利多的话可以达到几百万。
　　
居雄伟又给我推荐一个基金经理。但该基金经理不在纽约，他的副基金经理接的电话，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到他在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看到许多桌子摆在一起，每张桌子上放上一部电脑，约有八九个人都在观看自己的电脑。其中一半是华人。我和这位副经理到一个小房间里谈了一会。他介绍说，外边那些人都是研究人员，正在分析公司。他还说这些人都有博士学位，他本人也是博士毕业。　　
　　
这使我想起过去在华尔街邮报网站(wspost.com)上看过一篇文章。该文章说，在美国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比投资学投入的人力物力多。同时，我也感到这么多理科博士投入公司研究真是可惜。投资并不能创造财富，而是试图从别人的失误中获得财富。因为许多有钱人想用钱赚钱，所以才聘请许多高学历的人帮助他们投资。同时，这些高学历的人从赚的钱中获得分红。这位副基金经理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只说姓徐。他认为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做基金经理。他说避险基金的收益并不稳定。赚了钱大家可以多分，赚不到钱基金可能就不存在了。他不愿意透露收入多少，只是说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好多了。同时，我还在网上寻找有关信息。网络上的信息相当多和杂。但是，因为避险基金的波动较大，生存的周期较短，美国还没有出现全国性的专业协会。一些大学教授做过研究，对避险基金的利弊也是仁智互见。实际上，这些避险基金是利用市场的偶尔错误定价来赚钱，投机性相当大。但是，正是这些避险基金，才使市场的保持有效运作。纽约的一家避险基金公司更绝。这家称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雇用七十五位数学及物理学博士，发展出极为精细复杂的模型，时刻追踪全世界各项经济指标、商品及证券价格变化。一旦有机会，就运用各种策略进行套利、投机或交易。因此，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政府官员很难和他们相抗衡，非专业的个人投资者更不用说了。　　

纽约《侨报》编辑刘倩是我过去的同事。我曾听说她采访过许多华尔街的精英，就打电话请她推荐采访对象。她推荐居雄伟和黎彦修两人。居雄伟已经采访过，我就给黎彦修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美国小姐。我请她转达给黎彦修。但是，黎一直没有回音。　　文章后来还引起一个小误会。在采访居雄伟时，我让他估计美国基金经理中的华人人数。他估计华人约有百位，中国科大的毕业生要占一半。文章写好后，我曾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把科大的数字放上去不太好，建议去掉。我后来感到这只是个人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好，就保留下来。　　我本来以为华尔街的华人不会看我们的周刊。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很忙。实际上我错了。许多华尔街的华人在周日看我们杂志。薛天看到后就对居雄伟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科大的人数估计不准。居雄伟后来对刘倩说了这事。刘倩给我打电话后，我才知道其他院校的毕业生并不赞同这个估计。　　像这样的专题报道一般都需要六到八个采访对象。后来，我就找到《世界日报》财经组的主任，请她帮我介绍几个作者。有些专业人员喜欢给《世界日报》投稿，也经常接受我们记者的采访。主任一下子给我七、八个作者的名单。　　

但是，这些作者的工作变化很大。例如，一位叫高潮生的华人原来在道琼斯工作。他经常给报纸写稿，介绍一些新的基金品种。但我就是联系不上。打电话没有人接，发电子邮件也不回。后来才知道，他换了公司，到芝加哥的基金研究公司晨星公司（MorningStar）去了。　　另外一个作者叫申湘如。她是最早在美国中文报纸上推荐避险基金的少数华人之一。但是，她家里没有人接听电话。我后来发现她还有个网站，网站上还有电子信箱。于是，我就给她发电子邮件。但是，发出电子邮件也没有回复。我就从她过去发表的文章中摘取一点资料。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她才给我回电话，说她刚从中国大陆回来。　　

周刊有一个财经专栏作家叫严继麟，住在首都华盛顿。他每周写一篇投资评论，对当前市场作出分析，提供投资意见。他的专业背景很特别。他来自台湾，在美国读的是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改学投资。他说，他把心理学和投资学结合在一起，独创一门投资心理学，还准备到大学开课。我打电话到他家，和他谈了一个小时。他不光做理论研究，也帮助别人理财。去年采访他时，他管理的资金已经达到三千多万美元。周刊经常接到读者电话，要和这位专栏作家联系。他们有的是咨询，有的是委托他管钱。在美国，帮人理财是一个大行业，因为美国的有钱人很多。今年5月，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750万，其中华人也占一定的比例。　　

他对美国资本市场有比较精深的研究，而且观点比较独特，所以，他的专栏比较受读者的欢迎。在美国，避险基金不需要在美国证券委员会（SEC）登记，所以我找不到官方的数字。他认为登记的避险基金有八百家，全美国去年的避险基金应该有八万家以上。我还想再找人谈谈。这一次，我在《世界日报》的广告上想办法。我看到一位在美国大型证券公司工作的华人刊登的一则广告，该广告寻找华人客户，帮他们买卖股票。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他听说我的意图后说：“我给你推荐个人吧。他正在筹办避险基金。”这个人就是底里奇。他在电话中满口京腔，自我介绍是北京人。我们约好在我们的报社见面。后来，他和合伙人徐仕龙去我们报社。他们介绍说过去在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工作，设计过多种避险基金。决定自己创业后，他们才离开公司，在新泽西设立一家避险基金公司。底里奇还向我解释美国法律对避险基金投资者的要求。投资避险基金必须是合格投资者。其条件是：个人净资产或夫妇联合净资产在一百万美元以上，过去两年中每年个人年收入在二十万美元以上或夫妇联合收入在三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在投资年也能合理预期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我还在中文报纸上看到过去民运学生的消息。他们有的往投资方面发展。例如，南京大学的李禄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创办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其业务之一是管理避险基金。因每年回报率相当不错，哥大邀请他在该校价格投资讲座上讲课。据说能在该讲座上讲课不容易，要有一定的成绩才行。　　

当时，底里奇和徐仕龙估计，美国证券委员会会逐步放开避险基金，让一般投资者也能投资这个品种。当时，最低的投资额是两万五，有人认为可能会更低。但是，时至今日，避险基金也未开放，因为毕竟风险太大，对小投资者来说并不合适。　　华人个人创业是我关心的一个话题。我曾问过居雄伟，想没想过自己办一个基金。居雄伟对此没有兴趣。他说，办个基金太麻烦，有很多杂事要管。他认为自己是否拥有基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运用多少资金，每年能有多少回报。　　

唐浩夫倒有自己开业的打算。他对避险基金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计划边干边学，发展一套自己的投资策略。几年以后，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时，他会考虑自己成立一家公司。他认为光有专业知识还不行，还要有实践经验。目前，美国最成功的华人避险基金经理是黎彦修。与其他基金经理不同，他是基金公司的老板。但他一直行事低调，不愿抛头露面。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他根本不回电话。后来，我在一次华人金融学会的会议上和他相识。在金融学会几位负责人的鼓动下，他同意接受采访。那篇专访发表后，全国各地的十几位华人富人打来电话，请他管理资金。后来，有人介绍位于加州的一个女性避险基金经理。她和其他人合伙成立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也有几千万。2005年初我给她打电话时，她的基金成立刚好一年。她一开始也同意接受采访。但是，一个周末一过，她改变主意。她说，她征求过律师的意见，律师认为最好不要接受采访。实际上，她错过一个好的机会。周刊报道其实是一个免费广告。　　　　

后来，我采写共同基金时，遇到一位避险基金经理郑方。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原在一家美国大公司管理避险基金。后来，他和几个同事离开那个公司，自己成立一个避险基金公司。他的避险基金专门管理一些美国基金会的资金，着重于长远投资。但是，这都是后话了。避险基金一般不需登记，都在暗中操作。这就迎合大部分美国富人的心里。他们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的巨额资产，就请这些避险基金帮助理财。如果能够赚钱，他们就逐渐把资产转移过来。如果不能赚钱，他们就把资产悄悄移走。就像中国一部电影中的说词一样：“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