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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涯

      最近，读一本闲书，是钱穆写的《师友杂忆》。这是老先生80岁时口述的一本书，书中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胡适、陈寅恪、钱钟书、汤用彤、刘半农、冯友兰等皆有叙述，也对上一代的政治人物，蒋介石、蒋经国、瞿秋白、陈诚、张君励、郭沫若等也有旁及。书中讲述了钱先生一生的，特别是在大陆的主要人事概要，叙述了他从无锡到苏州、上海，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昆明，从昆明到南京、上海，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台湾的种种经历，以写人叙事为主，读来颇为轻松、闲适。
　　先生所处正值“乱世”，战事频仍、政治瘫痪、民生困顿。俗话说“宁作太平狗，不为乱世人”。读这本书，我的注意力除了民国人物的掌故外，特别留心当时底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在钱氏的叙述中，有种种的迁徙和置身底层社会的经历，但是竟没有多少提到当时的社会治安问题。以我们现在的常识推理，当时国破家亡，法纪废弛，纲常不存，应该是乡里、市井盗贼横行，民无宁日的乱象。但是，钱氏的叙述中，似乎他所经历的乡村、市井底层人们的生活秩序并没有遭到破坏，竟至没有一点“乱象”，相反，多数地方人们依然过着闲散、悠然的生活，即使是在日军的轰炸中，人们也不是朝不虑夕，苟且偷生。
　　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一个国家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它的维系功能主要是靠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政府正式的组织力量缺失的时候，社会基层组织仍然可以良性运作，乡村、市井生活依然运转如常？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政府的正式组织力量貌似深入草根，甚至伸入家庭的角落，但是，社会基层的“政治生态”却呈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前者的案例是中国上个世纪30－40年代，即钱先生书中的民国时代，后者的案例是我们当下的基层社会现状――在“乱世”，乡村、市井社会井然有序，而在所谓“盛世”，社会基层几乎出于失控的状态（最近的山西黑奴事件就是一个证据）。
　　这就引入了一个社会学的问题――社会组织结构的政府行政控制和民间自治。一个社会结构，就像一切组织的结构一样，其治理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行政控制，其功能是履行社会日常管理职责，依据法律对社会进行总体的治理和维护。但是，政府的管理不是万能的，它无法独立胜任社会管理的全面职能，它一定有一个边界；另一个是民间自组织力量，其功能又分两层，一层是在总体上对社会的非政治、非政府事务进行调处、规范，另一层是行施对基层社区的自治权力。明间自组织力量是对政府管理的积极补充，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有机组织。当然，民间自组织对政府职能除了补充外，还有制约和矫正的功能，可以防止“政府专制”的弊端。
　　前面所提到的“乱世治象”和“盛世乱象”就是民间自组织“在位”和“缺位”所导致的两者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一种和皇权相辅相成的政制传统――“乡绅自治”，即，在皇权专制的整个时代，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不是由政府来“治理”，而是由当地有名望的绅士来自治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历史事实）。这种传统虽经“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甚至现代军阀的冲击，但根深蒂固，顽强生存，到民国时期仍然完好并发挥作用。因此，现代中国虽处乱世，但是，“乱”的只是大局，基层社会秩序依赖乡绅治理依然完好。这可能就是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但是盗贼不生、乡村安宁的主要原因吧！
　　1949年之后，大陆结束了“乱世”，理应走向“治世”。但是，在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过去千年形成的乡绅制度，随着人文传统的逐步毁坏和政党统治的全面植入，最后被彻底根绝。待到理想主义消退，经济大潮掀起，在利益和金钱的腐蚀下，基层政权因腐化而弱化进而失去功能，市井和乡村治理遂出现真空地带。此时，中央和市、县政府的治理鞭长莫及，而乡绅等自组织力量被剪灭，于是，整个基层社会出现“乱象”。更有甚者，由于没有“天敌”――民间自组织，地方黑恶势力发展迅速，有些地方甚至掌控了乡村“政权”。目前政府虽然“努力”恢复村民自治，但是，千年传统一朝毁弃，恢复旧貌谈何容易。况且，乡绅根脉绝断，自治有名无实，所谓“民选”反倒为恶霸当权铺就道路。这算是所谓“盛世乱象”之根源的一解吧！
　　
　　再回到钱先生的这本闲书。钱先生喜欢旅游，每到一处都要遍游当地山水名胜。钱先生遭逢乱世，但是所游之处，常称赞当地的山水之美和民风之醇――不似今天稍不留意就被坑、被骗。钱先生提到最多的是家乡无锡的山水人文。说起太湖山水，乃至家乡河渠，先生每每用水天一色、翠绿葱郁之类来描述。读这些“溢美”之词，我常常思想：说到物质匮乏和经济困顿，当时比现在更甚数十倍，但是，我们的先辈为什么没有想到把手脚伸向自然，以破坏环境和耗散人文求得一己之一时的保暖和舒适呢？是什么“客观规律”在兵荒马乱中，维系着自然及社会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呢？我的家乡在过去――解放前，是自流灌溉，水利系统从上游某个水源取水，然后修筑穿越其他村镇的沟渠，把泉水接进家门前的田地灌溉。据老人所讲，维持这条沟渠畅通的是祖上留下的习俗约定。这个“习俗约定”――即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的制度安排，似乎可以注解上述乱世中维持自然、社会生态的平衡机制。
　　但是不久前，听说南京的市长把街上的百年古树砍掉了，六朝古都人文扫地；最近有报道称，钱先生记忆中美丽的太湖已经恶臭熏天，千秋山水毁于当代。这些荒唐不经的事情不只发生在江南水乡，神州大地可以说到处如此。为什么煌煌环境大法封疆大吏权当一纸空文！为什么千古骂名恶谥为人父祖竟至毫无介怀！难道这一代人真的是禽兽！是魔鬼！钱氏的闲书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注解线索”。钱先生在书中谈到许多近代兴学的轶事。前有其家乡绅士举办小学和中学的义举，后有抗战前后，他及同仁兴办大学和研究院的美谈。我发现这些所谓“义举”、“美谈”，不是钟情桑梓，就是心系百年，竟没有多少图财和牟利的设想。我突然似有所悟：也许对来生和后世的关怀决定一代人对此生的看法以及在此世的行状！
　　如此说来，我们的社会失去的不仅仅是乡绅制度，还有更为根本的东西――宗教情怀和道德敬畏。没有对身后世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承担，整体社会被“魔化”的经济信念所控制，于是，惟利是图，竭泽而渔，蔑视生态，罔顾子孙被当代人奉为圭臬。自私、势利、短视、黑厚、无良成为流行的时尚，一些阶层，包括知识阶层，甚至整体沦落为邪恶、无耻之徒。这难道仅仅是法治松弛和政治溷浊所致！来世关照和敬畏之心经过无数以革命为名目的洗礼丧失殆尽，金钱主义像洪水猛兽，任何钢筋混凝土的堤防都无济于事。一个学哲学的朋友，有一次他对我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就是人死后要一付好棺材。扪心自我，我们中多少人怕死后喂狗！又有多少人不怕死后鞭尸！
　　钱先生一生为学，但他有自己的狡猾和城府――与国民政府暗通曲款。此外，他的文化保守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乡绅已经灭绝，宗教不能再造，历史无法重置，田园文明一去不返，目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可资借鉴的活的历史资源并不丰富，而西方现代文明又几经歪曲、误解和抹黑，在民间层面反倒没有多少“支援意识”。直到今天，不论是经济，还是政制，整个的演进路径仍然沿着文革思维在自发“进化”――只不过毁灭人文变成了毁灭自然，政治动员变成了经济动员，离散骨肉变成了离散人心。曾经有人悲观地断言：中国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百年起点――1900年。呜呼！如果毫无破坏地回到起点那倒是幸事，怕的是我们如鲁迅所言――正徘徊于无地，而且永不能逃脱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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