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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论坛杂志
　　余国庆：中东僵化政治模式解剖

　　今年年初以来骤然扩散的中东动荡看似发轫于偶然的事件，但从波及的国家和造成的后果看，大多有如下的轨迹：貌似平静的政局背后潜伏着众多不稳定因素，民众因某一事件聚集街头抗议，但最初的目标似乎并不明确，有的是为了声援别国民众，有的是反对派借势向政府施压，有的是年轻人发泄对就业环境的不满，有的是教派和信众的对抗，也有的是武装团体的乘势做大。但随着局势的发展，所有的示威都把目标对准政府，内乱和政治动荡随之而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反应和管控能力自然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的政府，从最初的仓促应对发展到高压镇压，但局势仍然失控。严重的如利比亚，卡扎菲大势已去。也有一些国家，如卡塔尔、沙特等，通过政府花钱提高福利等手段暂时稳住了局势。还有的像也门和叙利亚等，被动答应进行政治让步，试图安抚反对派，但效果仍待观察。

　　领导人的居功自傲，导致了僵化的政治模式

　　中东大部分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民族和政治独立。不少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建立了政治权威，并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但很多领导人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居功自傲，并不断地培植家族和亲信势力使执政阶层“固化”，最终形成了僵化的政治模式。在这种体制下，自然缺少改革的动力和创新的追求。

　　虽然波及多国的中东动荡的原因和表现在各国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国家的一个共性是：政治墨守成规，危机意识淡漠，政府应对危机措施僵化。如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导人长期执政导致体制安于现状。年迈的领导人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常年生活在深宫大院和海边别墅，对基层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缺乏了解，僵化的官僚体制使大量改善民生的诉求难以抵达高层。穆巴拉克在国内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穆巴拉克最终下台表明，国内民众对其长期执政已出现“审美疲劳”。民众盼望政治变革，不满政治僵化和墨守成规。街头示威和抗议的主要诉求是改善民主，可以说，变革和民生呼声是迫使穆巴拉克下台的主因。

　　近年来，埃及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失业人口比例高达20%。在开罗等大城市的街头，经常看到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地游荡。与此同时，维基解密等网站不断揭露穆巴拉克家族倾权和培植家族势力的所谓“真相”。在示威抗议期间，埃及政府一度不惜采取中断国际电话和互联网等手法封闭消息和消除不利影响，但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多的政治公开和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埃及的年轻人从年迈的穆巴拉克身上已看不到埃及复兴的前景和自己生活改善的希望。在这种背景下，埃及民众很容易加入到由政府反对派鼓动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去。

　　当然，中东一些国家的动荡也有特殊的背景，但僵化的政府在危机爆发后只能疲于应对。巴林动荡的背后虽然主要是教派分歧而致，而教派矛盾在这个国家建立后就一直存在。但巴林国王一直对国内穆斯林什叶派民众的政治和民生呼声听而不闻，使教派矛盾长期得不到缓和。在利比亚和也门，卡扎菲和萨利赫的任人唯亲以及顽固作风使国内政治封闭保守，而固有的部落矛盾和利益纠结又成为动荡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某些西方大国的推波助澜也对中东国家危机扩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精英政治的“悬置”因缺乏“地气”而垮台

　　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并不长。相对于民主和公民意识的培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使民生意识的觉醒更为直接和强烈。对参与示威的民众来说，要求政府解决或满足他们的民生诉求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权利”，但对不少中东国家来说，政治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并没有达到“视民生为己任”和“顺民为重”的程度。

　　应该说民众的示威和骚乱并非中东和北非国家独有。中东北非国家的群众由于对社会不满而上街示威，欧美国家的群众也经常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不满而上街游行，两者反映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可以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如果政府处置不当，事件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截然不同。比如，突尼斯动荡的起因是警察对失业青年滥用暴力导致自焚而亡。最近英国伦敦及其它城市大规模的骚乱，起因也是警察处理治安事件不当，引发严重的骚乱。两个事件的起因颇为相似。但突尼斯的骚乱最后却成为中东北非局势动荡的导火索。伦敦骚乱事件尽管也一度使当局感到紧张和压力，但政府对事件真相的反应是透明、快速和公开，并对涉嫌违法者迅速采取法律行动，避免了事件的进一步蔓延和整个社会陷于危机和持续动荡。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现象，如贫困人口比例增加、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加大、城市化过度和畸形发展、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在不断酝酿和发展。由于体制僵化，中东阿拉伯国家对新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浪潮的兴起明显缺乏应对措施。年轻人和学生对新技术交流工具和网站趋之若鹜，政府部门的控制和管制进一步引起年轻人的不满。僵化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机构造成政治创新的动力钝化，不能与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时俱进，造成民众的诉求传递不畅，导致社会不满和抗议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传统西方政治学原理中，政治被赋予了“高贵”、“精英”、“上层”等太多神秘的色彩，似乎与一般民众无缘。但在普通民众眼中，政府既是国家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化身，也是他们利益的天然捍卫者，一旦他们利益受损，很容易把矛头对准政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长期以来，中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民众期盼国家主权独立和经济强盛的愿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巩固执政党权力和家族势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玩弄政权于股掌，为了控制权力体系不断操控政治。埃及的穆巴拉克在世界和中东舞台上纵横30年，一度赢得了众多“朋友”和“敌手”的青睐。在他统治的后期，尽管也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有所放松，比如改革选举法，放宽总统候选人限制等，但目的还是为了谋求连任，确保家族和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穆巴拉克黯然离去，说明埃及精英政治的“固化”和“悬置”，最终因为政治缺乏“地气”而垮台。僵化的体制犹如根部腐化的朽木，遇到狂风暴雨必然轰然倒塌。

　　民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忽视

　　无论是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也门，由隐性的危机转化为无序的示威，进而演化为内乱甚至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政治稳定从来都与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生死攸关”，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区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些西方经济大国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民生问题，贫穷、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应该是执政党和政府所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执政党如果不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国际和国内社会情况的变化而锐意改革，不断进取，长期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那早晚会出事。

　　古典政治学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阐述了一种“折中”的思想，即政府既要维护当权者的合法权力，又要照顾社会的底层呼声，这和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民众呼声和民生诉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内的政治主导者对民生要求不闻不问。可以说，内乱乃至动荡并不是广大政治参与者愿意看到的结果。中东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动荡和教训告诉我们，源于民生诉求而发生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如果受到僵化的政府和固化体制的冷漠，那么政治危机，甚至陷于国家动荡的后果就不远了。(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田文林：西方民主能拯救中东国家吗

　　当前，中东政治转型如火如荼，政局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焦点。8月4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宣布，该国将实现多党制，打破40多年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与此同时，埃及在穆巴拉克倒台后，执政多年的“民族民主党”也被打入冷宫，国内一下冒出上百个形形色色的新政党。此外，突尼斯等国开放党禁，海湾君主国也推出种种政改措施。一时间一向被认为是“独裁政体生态保护区”的西亚北非，出现了向“民主政治”转向的新气象。很多人将中东出现多党制视为好兆头，认为其正经历浴火重生、凤凰涅?的过程。但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线性过程，这种政治转型对中东国家的利弊得失之影响，远比想象的复杂。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评价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是否能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换言之，实践是检验政治转型成败的唯一标准，而不能简单看是否实行了多党政治。

　　中东一旦实行多党制，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

　　从一般意义上说，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满足若干前提条件。一是相对丰裕的物质基础。竞选政治首先是要拼资源、拼财富，没有足够的财富和资源支撑，根本无法负担民主政治带来的“交易成本”。统计表明，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人均收入在500?2000美元，其民主进程仍不稳定。只有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4000美元，才最有可能实现稳定、民主的发展。

　　二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只有当社会形成以中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才可能使政治竞争始终在不背离基本共识的范围内进行。而在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情况下，民主政治要么演变成“富豪政治”，要么演变成“民粹政治”。

　　第三，实行民主政治还需要完成国族整合过程使多数民众的国族和公民意识，盖过对本部族、教派的认同，否则民主竞争必然会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展开，出现“政治教派化”趋势。而在中东诸国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基本没有。

　　美国中东问题学者托马斯?奥尼尔曾说过，“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中东政治转型也要受内部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无视这种地方性特色，一味将民主政治视为普世价值引入，往往淮橘成枳，给当地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难以言说的苦涩。

　　伊拉克就是典型案例。该国民众主要由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大部分构成。萨达姆时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独大，国家政局高度稳定，并成为举足轻重地区强国。而实行多党议会制后，教派矛盾抬头，中央政府重大问题议而不决，更遑论在地区发挥主导型作用。

　　叙利亚国内教派问题一点不比伊拉克简单。该国85%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11%信奉基督教，少数人信犹太教。该国过去政局动荡，频繁发生政变。直到l971年老阿萨德上台后，依托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专政，才使叙利亚政局得以长期稳定。不难想象，叙利亚一旦实行多党制，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叙利亚很可能由中东政局最稳定国家，演变为中东动荡的新源头。

　　伊拉克的例证值得当前忙于政治转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深思

　　事实上，对包括中东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几乎同时面临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很多难题，因此解决问题必须有主次先后。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问题情况下，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的做法，很容易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相比之下，由于民主发展往往与个人自由连在一起，因而推崇民主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自由度的增加，实际也就意味着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政治发展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之后，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许多第三世界盛行威权政治。

　　而建立有组织纪律性的强大政党，正是当权者实行有效统治，建立强大政府的组织前提。例如，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或曾统治过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复兴党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事实证明，像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有强大政党根基的国家，在中东诸国中综合实力往往较强，并具备纵横捭阖、角逐地区霸主的能力。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些特征，正是西方霸权国真正感到害怕的。有学者指出，伊拉克之所以让美国感到极大威胁，并非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独裁专制、个人崇拜，镇压反对派之类，而是该政权与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与埃及政权不同。伊拉克政权的这一特征，使得一心想在中东称王称霸的美国，将伊拉克作为重点打压对象，目的就是要消除伊拉克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即打断伊拉克谋求复兴的脊梁骨。从国内形势看，伊拉克目前沧海横流，亟需铁腕统治和中央集权恢复秩序，但多党政治却使中央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议而不决，至今不能保护自身安全，而不得不同意美军延长驻留时间。这样的民主转型无疑是“最坏的民主”。美国等于给伊拉克“剔了骨”，使伊拉克由中东强国成为半瘫痪国家。殷鉴不远，伊拉克的例证值得当前忙于政治转型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深思。

　　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

　　从深层看，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不在政体，而是该政权依靠哪个阶级、主要为哪个阶级服务。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不是问题，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手里一样。中东现行模式弊端丛生，实际是掌权者阶级属性出了大问题，因此政治变革关键，应是进行阶级革命。相比之下，政体改革属于次要问题。“强人政治”之所以在阿拉伯世界盛行，当权者也青睐中央集权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政体可以有效发挥功能，解决中东面临的种种棘手问题。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也就是将刀子变钝)，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这种做法不过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它只会使这些国家由一个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专家声音

　　分梯次逐渐走向民主

　　我们应主要从中东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考察中东政治制度演变和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总的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东伊斯兰国家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分梯次逐渐走向民主。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毕健康

　　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

　　当前这场中东波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并将持续相对长一段时间。相当长时间内，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中东的主旋律。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特征，时间可能持续1-2年。第二阶段，即变革的阶段，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可能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唐志超

　　很多是走回头路

　　革命的理想是实现民主，但是在中东情况很复杂。其后果，第一是加剧民族矛盾，比如叙利亚；第二是教派冲突；第三是由可能性事件引发下一场军事政变；第四种结果是军事政变后又出现强人政治。中东这个地方民主革命最后很多是走回头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王锁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