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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聪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

     疾风暴雨搅动中东，该区域内多个国家陷入动荡，然而土耳其处在风暴眼却平安无虞。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455.7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7224亿美元，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并于2008年跻身G20成员国集团。土耳其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的经验被称为“土耳其模式”，其对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有何借鉴意义呢？

     6月12日土耳其议会大选帷幕刚刚落下，总部设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就举行了一场“土耳其模式发展经验”研讨会，许多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纷纷发言，讨论如何借鉴土耳其发展经验，推进阿拉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切似乎昭示着21世纪土耳其的发展模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

     土耳其是率先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之一。“土耳其模式”反映了由传统伊斯兰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具体实践及其发展经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最终赢得胜利，并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共和国。

     土耳其经历从“瓦解”到“新生”的历史性嬗变，在国家发展定位上，以“脱亚入欧”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开始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习俗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其主旨就是世俗化、现代化和民族化，逐渐形成了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土耳其模式”，从而决定了共和国的基本属性和发展道路。

     因此，“土耳其模式”的主要内涵是：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以世俗主义作为政权以及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依托军队和世俗精英来捍卫国家政权的世俗性质；面向西方，积极向西方靠拢，把土耳其塑造成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土耳其模式”的内涵伴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丰富。20世纪40年代中期，土耳其共和国启动了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实践，从而为“土耳其模式”注入了民主发展的新内容。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厄扎尔总统执政时推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经济改革，又为“土耳其模式”增添了市场化要素。与此同时，伴随着土耳其社会内部张力加深，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升级，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先后发生三次军事政变（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土耳其经历军人干政又还政的特殊发展时期。1997年，土耳其军人又以“软政变”的方式，结束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的执政（该党随后被解散）。显然，军队作为土耳其世俗政体的守护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也构成了“土耳其模式”一个十分独特的特点。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2002年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土耳其内外政策就深深地烙上埃尔多安（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的印迹，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土耳其模式”新的内涵。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表现为：在维持国家政权世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维护传统伊斯兰价值观，提倡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推进世俗主义和民主化，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从完全倚重西方到重视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加快“向东看”步伐。显然，这种新版的“土耳其模式”显示了正义与发展党寻求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平衡，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平衡，它着眼于土耳其多重属性和社会现实，兼顾传统历史文化元素和价值观，迎合了社会下层虔诚穆斯林的诉求。

     “土耳其模式”吸引中东国家

     正义与发展党的实践活动以及“土耳其模式”新变化引起了中东国家的广泛关注。

     正义与发展党自我标榜为“保守民主党”，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执政8年多来，土耳其社会经济面貌有了飞跃性发展。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455.7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722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仅有2100美元，2008年就达到10160美元。土耳其由此从世界第26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中一颗耀眼的“新星”，并于2008年跻身G20成员国集团。

     经济上的非凡成就使得正义与发展党在国内政治较量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2011年6月12日，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49.8%的选票，继2002年和2007年之后第三次单独组阁。在前两次议会选举中，正义与发展党先后取得34.2%和46.5%的选票。选票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民意倾向的风向标。正义与发展党的高票胜选，连选连任，所获选票比例稳步上升，这一态势表明该党的民众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

     就在土耳其民众通过投票箱选举方式行使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之际，许多中东国家正经受着来自民众反抗示威的巨大压力。自2010年底开始，这场突如其来的民众抗议示威浪潮就席卷了中东地区，民众从改善民生到要求民主、改变政权，对当政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除了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之外，整个中东地区很少有哪个政权免于这场风暴的波及。许多国家面临着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并出现了政权变更（例如突尼斯、埃及）、内乱（也门）、内战乃至国际干预（利比亚）等复杂局面。相比而言，土耳其不仅保持了稳定的局势，而且在中东变局中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正义与发展党的民主实践被看作是“土耳其模式”的新亮点，因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典范。土耳其的民主实践不仅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赞许，更受到许多中东国家民众的青睐。6月1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前夕，埃及“1?25运动”的青年们专程组团到土耳其观察大选，实地感受土耳其民主运行机制。此后不久，在庆祝埃及??土耳其旅游合作会上，埃及副总理贾马尔公开称赞土耳其民主选举和发展模式，强调应该学习土耳其的发展经验，推进民主改革。不难看出，“土耳其模式”对于政治变局中的埃及产生了吸引力。

     的确，土耳其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仅有的几个推行民主化、初步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民主实践以事实驳斥了西方人长期以来持有的“中东民主例外论”或“穆斯林例外论”。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显示了通过合法的渠道，在遵循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寻求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可行性。这在中东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一些激进组织逐渐温和化，有的组织干脆也以相同或相近的名称命名。例如，摩洛哥的公正与发展党，刚刚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等等。无论是哈马斯、真主党，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都对正义与发展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中东政治变局又为土耳其提供了施展影响力的舞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高调打出“民主”牌，甚至推销“土耳其模式”。今年2月初，埃尔多安就公开呼吁处于动荡漩涡中的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应该倾听埃及人民的声音。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后，3月3日，土耳其总统居尔就飞抵开罗访问，期间他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指出：“一个强国并不能只靠强大的军队提供保证，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在人民意志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民主制度”。同样，利比亚内战爆发后，土耳其主动在对立双方之间进行斡旋，提出调停“路线图”。

     显然，“土耳其模式”为它在中东地区增强了“软实力”。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上展现着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崛起中的土耳其，欲充当中东地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

     “土耳其模式”意义深远，但难以复制

     中东政治变局似乎衬托出“土耳其模式”的价值和魅力，尤其是对于转型中的中东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土耳其模式”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探索现代化道路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然而，“土耳其模式”是该国历史进程的产物，是在特定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发展路径。而“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更是反应了土耳其社会宗教与世俗力量较量的结果，土耳其本身仍处于转型之中，社会内部的张力随处可见，因此，这一模式有其独特性和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模式”很难被其他中东国家所复制，各国可以在借鉴土耳其模式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