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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的16年内，军阀连年混战，狼烟四起，民不聊生。1927年，北方又爆发了晋奉战争。涿州原是奉军后方，而非前线，甚至不是晋奉战争的主要战场，但涿州之战奉军却担当的是攻方角色，守城的倒是深入敌境、反客为主的晋军。为争夺该城展开的战斗，要比晋奉战争中双方主力部队的作战激烈残酷许多，奉军以数万重兵围困涿州，出动当时最现代化的重炮、飞机、坦克，空中、地面、地下立体配合，甚至悍然使用毒气，而晋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坚守城池三个月。因此涿州之战成为民初军阀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也是近代战争史上城市攻防战中突出的一例。


涿州之战的缘起


1927年5月，眼见北伐军节节胜利，晋系军阀阎锡山见风使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9月誓师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张作霖设在北京的“安国军政府”。10月初，作为机动力量的晋军第4师在傅作义率领下经蔚县九宫口沿拒马河穿越荒山，直逼奉军腹地。10月11日，其36团团长袁庆曾率2个营抢先进入涿州，乘守军张学良卫队旅王以哲部换防混乱之机，将奉军逐出城外。涿州北距北京百里，南距保定亦百余里，扼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特别是京汉铁路离城只有千米，往来列车均在城内炮火射程之内，涿州一旦被晋军控制，奉军补给线便有被掐断的可能。因此11日当晚王以哲便组织反扑，但被袁庆曾击退。14日拂晓，傅作义与后续部队顺利进入涿州。
傅作义守城的才能在此之前便已显露。1927年1月，直、奉、晋联合进攻国民军，当时还是团长的傅作义率部在平绥铁路上的天镇负责阻截，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未能将其攻下，傅因此渐次提升为第4师师长。进入涿州后，傅作义立即绕城巡视，研究守城方略，随即布置构筑工事与炮兵阵地，要求部下在敌军攻城时应战，退却时修补工事，并亲自教授守城侧射之法。布置刚刚停当，奉军飞机便飞临涿州。当日夜半，王以哲部爬城强攻，因城上晋军早有准备而攻击受挫。晋军同时引奇兵出东门，袭击奉军后方，奉军被迫退至城外东北休整。

与此同时，在外线作战的奉军经过整顿，逐步将南北两路晋军分别击破，阎锡山逃进娘子关，晋军主力纷纷撤离京汉、京绥铁路线。傅师虽进占涿州，但已成为孤军，欲退不能。张学良也不甘心失去涿州这个重要据点，增调奉军第15师、第23师、炮兵第6旅及工兵等共计3万多人前往围攻，于是一场攻守大战就此展开。


炮火的较量

北洋时期各派军阀竞相扩展军备，奉系、晋系是其中发展最快的两家，军队实力非常雄厚。奉系的东三省兵工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迅速扩展，到晋奉之战前达到顶峰，规模在国内居于首位，同时张作霖又从日、俄、捷、法等国等购进大量武器，使奉军武备水平迅速提高。阎锡山也在直皖战争后建立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以使晋军军火能够自给。两厂均以产炮而著称，奉、晋军也以炮多而闻名。东北厂当时能生产的有辽14年式75mm山炮、13年式75mm野炮、14年式77mm野炮、14年式37mm平射炮，以及仿日38式150mm榴弹炮、仿日14式105mm加农炮等。迫击炮也是奉军的一大特色，东北厂在国内最早制造出辽11年式80mm、150mm迫击炮，后者于1927年改进为辽16年式，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曾颇具威名。山西厂产品数量较少，主要有晋12年式、13年式75mm山炮和16年式105mm山炮，但产量较大，而且晋军的特点是将机枪配发至炮兵，近以枪打，远以炮攻。同时，奉、晋军中都有进口的日38式75mm野炮，还有与其它军阀交战时掳获的沪造克式、汉式山炮等。

总体来说，晋奉战争时奉军的火炮数量和质量都在晋军之上，炮兵战术和步炮协同也较熟练，1926年在南口与国民军作战时已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兵群”战术。张学良此次围攻涿州，特地带来了刚刚提升为奉军炮兵军长的邹作华，指望以火炮掩护步兵一举夺城。而傅作义早已考虑到这一点，指挥晋军在城墙垛口附近预置装满砖瓦碎石的口袋，以备堵缺之需，城头上每隔20米设一土堆，方便临时安置侧射火力，在城墙突出部位及半腰、城根多设工事，同时监督城内居民挖掘地窖，以避炮火。


10月15日黎明，奉军开始第一次总攻击，集中火炮100余门对城头猛轰，声震百里，弹如雨下，随后步兵发起集团冲锋。奉军采用东、南、北三面佯攻，东南一点集中突破的战术，但被袁庆曾识破。虽然奉军前仆后继，但晋军坚守不退，工事随毁随修，在炮火最猛烈时也一刻未曾停止，袁冒弹雨亲至各处监督，士气高涨，自早至午连续打退奉军5次冲锋。奉军死伤甚众，担任攻城的15师师长黄师岳也中弹受伤，不得不暂停进攻。


16日晨，奉军又发起第二次总攻击。此次由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选择城东南角为突破点。工兵将铁斗车反扣用以避弹，陆续运送炸药埋放城墙根下，准备炸开城墙。不料涿州城墙高三丈多，特别厚实，忙乱中又未将导火线完全接好，一部分炸药未能引爆，因此轰然一响，仅仅炸塌城角半壁。奉军集结待发的队伍无法登城，反遭到城内晋军炮火的准确攻击。后来发现是晋军将炮兵观测所设在城内两座高十数丈的辽代古塔上，于是奉军将2门加农重炮调到离城3里处，瞄准古塔各放一炮，其中一发炸垮南塔塔顶，另一发不知所踪（其实该弹嵌入南塔三层塔壁后未爆炸，2002年6月修缮时方被发现）。但第三炮却发生膛炸，将长约3尺的一截炮管炸掉，奉军官兵素来迷信，认为古塔灵异，从此不敢继续炮击双塔，因此后来涿州虽几乎夷为平地，但二塔却得以保存。

18日，傅作义乘奉军疲惫之机，派步兵2个营各出东、西门，主动袭击奉军，结果旗开得胜，伤、毙奉军旅、团长各1人，俘士兵170余人，夺得山炮5门、步枪200余支。奉军一面在城外构筑工事，一面发起第三次总攻击，由空、炮、骑协同，掩护步兵利用云梯全线强行登城。但晋军中装备有很多山西自造的仿汤姆逊式冲锋枪和手榴弹，奉军甫登城头，迎面便是一阵密集的冲锋枪扫射，然后一顿手榴弹将城根下抬云梯者炸得死伤过半，云梯亦被炸断，第三次攻击又以失败而告终。


飞机、坑道、火攻：“立体”战


奉军为夺取涿州不惜动用家底，先后调来多架飞机。空军是张作霖的王牌之一，他曾一次向法国购买高德隆-Ⅱ、Ⅲ等各式飞机105架，又购买戴姆勒水上飞机35架等，此外还购有奥制、美制飞机，飞机数量及性能在国内均属首位。前三次总攻击中都有飞机参战，单机一次最多投下6枚200磅炸弹，但准确性很差，有一次竟将炸弹投到城外准备进攻的奉军队伍当中，造成不少伤亡，以致于围城的奉军一听到自家的飞机声，就连忙跑到工事外的空地上。在第四次总攻前，少帅张学良特地坐飞机到涿州城上空观察晋军布防情况，并专门派机空投劝降传单。奉军试图采用当时对付坚固城池时惯用的挖掘地下坑道的战术，以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坑道攻入城中，或用坑道运送炸药炸开城墙，强攻入城。柏桂林调集工兵，在距城数百米的房屋内、树丛后开挖坑道，城东北至西南共有9处同时开挖，为加快进度，还从北京门头沟煤矿强征数百名矿工前来相助。张作霖也特地派万福麟前来督战和指挥，试图一举奏效。

不过，奉军的招数已在傅作义预料之中，他从俘虏口中得知奉军已从保定调来技术队，分析敌人可能要挖掘地道并使用燃烧弹。于是决定在城墙内隔一定距离倒扣一口水缸，派人监听地下有无挖掘动静，另一方面又在城内外挖掘横壕，阻绝坑道入城，并组织兵力在可能的地道出口处守株待兔，一待挖通即用机枪扫射，并投掷炸药。同时在城内组建消防队，进行加固地窖、清除地面易燃物等工作。


10月26日黎明时分，晋军守城士兵望见城外西南方向地面上有白气上升，判断是奉军坑道通气孔冒出的水气凝结而成，即以炸药爆破将坑道破坏。在晋军的严密防堵下，奉军所挖的9条坑道有8条先后被发现，工兵及矿工死在坑道中的不计其数。但奉军还是凭借仅存的一条城西南坑道，将近2吨炸药运送至城墙下，准备爆破成功后强行攻城。

27日拂晓，柏桂林亲自通电引爆炸药。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事先组织的1万名冲锋队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冲向爆破口。炮兵同时向城中发射大量燃烧弹，城中四处起火，南城门楼化为灰烬。不过西南角城墙虽被炸开，但飞落的砖土又将豁口堵上一半，积土过厚，难于通行。城上晋军一方面以密集的火力迎击奉军，一方面抢堵城墙豁口。同时城内晋军冒着炮火，先后扑灭大火60余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午后，奉军此次总攻又未获成功，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城下奉军积尸覆地，率先攻城的突击连只幸存12人，城头晋军36团的1个连和7团的2个排也全部阵亡。


考虑到晋军伤亡过重，弹药消耗过大，傅作义下令重新调配兵力，增设掩蔽部，停止炮击京汉铁路以节省弹药，并利用奉军前次攻城未爆的炸药自制手榴弹与地雷。同时招募居民在7天内挖掘成长达22里的内壕，将挖出的土堆积为内城，继续固守待援。


第五次总攻：坦克登场


万福麟见屡攻不克，便调来一个坦克队共6辆“雷诺”坦克，企图以其消灭城头火力点，掩护工兵爆破和步兵攻城。坦克队同样是奉系的王牌，所装备的“雷诺”FT-17坦克是法国一战后期的产品，装有37mm平射炮、机枪各一。张作霖早在1919年就通过海参崴的白俄军队得到少量“雷诺”坦克，1922年又以农用拖拉机的名义从国外订购了24辆，以此为基础组建起国内首支战车部队。涿州之战发生的1927年，东邻日本刚刚制成第一辆87式试验型坦克，澳大利亚也才组建坦克部队，而奉军坦克已是继1926年南口之战后第二次参战，其实力和实战经验在当时远东地区首屈一指。

“雷诺”FT-17坦克的主动轮为木制，周边包有铁箍，因此一旦被击中极易失去机动能力。有资料认为奉军购买的“雷诺”中有部分波兰组装的以普通铁板代替装甲的训练型坦克，因此造成实战中的较大损失（奉军坦克在南口损失4辆，在涿州被毁3辆，后来与北伐军交战时又失6辆，张作霖的36辆“雷诺”在2年内损失近半）。

奉军的“雷诺” 坦克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其率先采用的旋转炮塔设计为后世大多数坦克所借鉴。其乘员2人，长4.08米、宽1.74米、高2.15米，全重7吨，装甲厚度6至22mm，装有1门37mm SA18 L21型火炮。
10月30日黎明，奉军发起第五次总攻击。坦克队长商业昌率6辆坦克排成纵队，卫队旅司令部参谋岳超随车指示攻击点。此次战况更为激烈，城东北角被奉军炮火轰开一个大洞，奉军在坦克掩护下，以波浪式的人海战术反复攻城。奉军坦克行进至吊桥附近，以吊桥为掩蔽，向城头射击，将城头火力完全压制。晋军虽枪炮齐发，但都无法击透其正面装甲。随后坦克变更阵地时，车身刚刚右拐，侧面遭到隐藏在城墙根部的敌炮射击，由于“雷诺”的主动轮是木制的，速度又慢，当即有2辆被击中无法行动，车长、射手全部阵亡。战斗持续到夜间，奉军攻城不下，便在城外挖壕固守。晋军乘夜将被毁坦克上的炮、机枪、子弹等抢回，特别是从坦克上取得3桶汽油，使得本已中断的与山西总部的电报联系得以恢复。第二天战斗继续进行，双方依旧伤亡惨重，直至黄昏才结束战斗，奉军余下的4辆坦克又被打坏1辆，坦克队损失过半，但对战局却未起到多大作用，万福麟的企图又失败了。
最后一击：毒气战


鉴于一战中双方使用毒气造成惨重损失，因此战后国际公法明令禁止使用，不过一直致力于扩大地盘的张作霖在军火掮客的鼓动下，偷偷从国外进口了一部分“特种炮”。万福麟因战事不利而受到张作霖斥责，因此决心动用这些化学武器，企图用毒气把守城的晋军全部消灭。不久4门发射器及500发特种弹悉数运到，并雇请一名白俄负责指挥发射。这些炮弹体长2尺有余，主是毒瓦斯弹，并有少量燃烧弹，分别以弹头上的黑、红色标记相区别，发射时将其尾杆插入发射器身管，射出后靠尾翼稳定。战前万福麟到发射阵地视察，得意地跟别人说：“不用说城里的人，就连耗子也会给熏死……”

11月28日，500发特种弹按预定方案一次性全数发射完毕，随后步兵开始攻城。奉军满以为这回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谁知城上依然枪炮齐发，奉军攻势顿挫。万福麟急忙派人询问，白俄回答说毒气弹太少，根本形成不了所需的浓度，要达到一战时那种杀伤效果，要一次发射几万发才成，而且这些特种弹都是一战时的剩余物资，有些已经失效，甚至有几颗发射时出膛不远就落地了。同时守城晋军已预料到奉军可能采用化学战，一待闻到毒气弹爆炸后的异味，便把已准备好的棉花或毛巾浸透碱水，敷在鼻子上，以此减轻毒气之害，后来发现毒气比空气重，均沉积在地窖或壕沟内，便站在高处，使奉军的毒气弹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至此奉军的最后一击又告失败。后来阎锡山曾为此通电全国，谴责张作霖灭绝人性、使用毒气，张虽以烟幕弹作辩解，但却因此大失颜面。

11月20日、30日，晋军陆续发现奉军所掘地道，并予以破坏。奉军见从地下突破无望，又害怕坑道反被晋军作为突围之用，随即全部自行炸毁。奉军智穷力竭，张作霖只好下令挖壕架网，将涿州彻底围困，将晋军困死在城里。至12月上旬，深1丈、宽2丈的封锁沟已经完成，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战事终结及后续影响

战事持久不罢，涿州城中存粮殆尽，而时近隆冬，守城晋军尚身着单衣，可谓饥寒交迫。张作霖派来督战的高级参谋于国翰原是保定军官学校教官，与傅作义是师生关系，因此致书劝降，而傅回信说：“老师教授的战术之中，学生并未学到投降这一项，故不敢从命。”此后城中粮食告罄，军民以酒糟为食，病饿而死者日多，全军濒临绝境。傅作义进退维谷，被迫答应与奉军和谈。在阎的授意下，傅作义赴保定面见张学良，请求议和。奉晋双方于12月30日发表通电，宣告停战。1928年1月12日，万福麟部进驻涿州，7000名衣着杂乱、须发老长的晋军残部出城接受改编。傅作义被软禁于保定，同年5月趁隙逃跑，重振旗鼓后于6月率师入津，后就任天津警备司令。

涿州之战虽以傅作义最后向奉军妥协而告终，但傅以不满万人牵制奉军5万余众长达三个月，对于晋军势力染指京津，以及加速“安国军政府”的垮台，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面对奉军各种先进武力来自空中、地面、地下的立体联合进攻，傅作义应对得当，每每化险为夷。虽然难逃“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惯例，但傅作义此战中显示出的超群才干与胆略，确使其“一举成名天下知”，对于他此后的军旅、政治生涯影响深远。而奉系此后逐渐走上衰败之路，虽然易帜后的东北军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武备，但在“九?一八”事变中却几乎全部落入日寇之手，在涿州之战中大出风头的东北空军260余架飞机全部拱手资敌，火炮损失近3000门，“雷诺”坦克中也有12辆被关东军第二师团掳获，东北军残余退入关内，后逐步消亡殆尽。


时至今日，涿州城已难觅当年战争的踪迹，只有双塔身上的累累弹痕，提醒着人们80年前晋奉之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