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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刘学洵终于决定搬到杭州去住了，这是1900年的一则小小新闻。
其实，对一位广东人来说，杭州的天气实在并不难适应，包括那本地人都不大喜欢的炎热夏季。何况，刘学洵两年前就在西湖旁边的丁家山南面买了两亩多地，正在大兴土木，兴建园林楼阁，建起他的“水竹居”，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刘庄”。
在西湖之畔过过梅妻鹤子的日子，一般是两种人的首选：一种是极度得意的人，要在这山水之间享受自己的成功；另一种便是极度失意的人，要在这山水之间忘忧“疗伤”。而毫无疑问，不管是得意者还是失意客，都必须是有钱的人，能在西湖边“掼浪头”（杭州话“炫耀”之意），首先还是要有银子的。
刘学洵正好是个失意的人，也是个有钱的人。

刘学洵有钱，而且钱多得很，因为他是个赌王。他的赌业很有中国特色：利用科举考试，竞猜中榜者，这就是所谓的“卜榜”，术语唤作“闱姓”。
根据史料考证，“闱姓”创始于道光末年，在广东一带相当流行。这样的赌业，公然践踏神圣的抡才大典，在奉行道德治国的大清政府眼里，自然是非禁不可的洪水猛兽。但国人好赌，明禁之后，闱姓便转入了地下，照样火爆。而大清政府嘴硬手软，在内外交困、财政拮据之下，最后只好破例，算盘也打到了获利颇厚的闱姓上，开始先是放松管制，不取缔、只罚款，细水长流，罚款便拿来充军饷，后来则干脆将其招安改编，成了国营的“公益事业”和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如同那撑起财政半边天的洋药税（鸦片税）一般。
晚清的名臣们，如彭玉麟、张之洞、李翰章、李鸿章等，都是这一新事业的支持者。刘学洵就是在这一赌业改革浪潮中成为弄潮儿的。
刘学洵其实是个读书人，圣贤之书没少看，成了广东的大儒。他考中进士后，来到了首都北京，被分配到了中央国家机关翰林院，当了一名“公务员”，并逐渐升到了候补道台的级别。但他并不满足于一杯茶、一张报的机关生活，对自己在仕途上的成绩相当不满意。几年之后，广东官方大兴博彩业，而做闱姓赌业最重要的资源便是与典试官的关系，作为翰林和著名的笔杆子，刘学洵在老家广东贡院内有丰富的人脉资源，便辞官下海，成了闱姓承包商。
赌业利润果然可观，刘学洵迅速成为大清帝国先富起来、而且是暴富起来的一批人。他在广州西关荔湾建起一座刘园，奢华务必，还以杭州胡雪岩为榜样，娶了12房美妾，甚至在他所选的墓地里都提前为12房小妾预留了墓穴。赌王刘学洵很快便赢得了“刘三国”的绰号：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闱姓因为寄生于科举考场，赌商们为从中舞弊，自然需要干涉考试结果，如将某人炒作中举，则称“扛鸡”，如将某人强挤出局，便叫“擒蟹”。科举毕竟是大清国培养后备干部和接班人的主要渠道，如此一来，赌商们实际上便深深地介入到干部人事体制的运作。作为赌王的刘学洵，俨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地下“组织部长”，权倾一时。
有些不是很可靠的史料说，刘学洵为名将之后，一直抱着反清复明的政治野心。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赌王与香山老乡孙文在1895年结识后，便成了哥们。据说刘学洵自命为朱元璋、洪秀全，而视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中山的多次武装暴动，都仰仗刘学洵的财力支持，刘学洵的政敌们虽然对此多有怀疑，但每次举报弹劾均被刘用金钱轻易化解。
刘学洵与另一同乡康有为，却成了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原来，在科举场中一直不顺手的康有为，为了出人头地，于1896年帮助御史王鹏草拟奏折，弹劾当时的两广总督谭忠麟，罪名就是包庇“巨蠹”刘学洵。到了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再度为御史宋伯鲁起草奏折，弹劾谭忠麟与刘学洵狼狈为奸，结果刘学洵被处罚100万两银子，逼得他逃离广东到杭州避风。
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窜海外，刘学洵趁机报复，干脆刨了康有为的祖坟，两人的仇恨从此便不可解。康梁流亡之后，在海外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慈禧太后的抹黑运动，清廷遂将康有为列为头号钦犯，甚至不惜派人出国刺杀。
刘学洵自告奋勇，表示要“为国除害”。他的办法是说服日本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外交，也可以顺带要求日本交出康有为。中日结盟的远景，得到日本不少智囊的支持，也赢得了大清中央领导核心的高度赞赏。1899年，刘学洵以大清密使身份出使日本，拜见明治天皇，还向天皇提交了密电码，专供两国皇室热线通讯之用。刘学洵一行在日本受到高规格接待，但也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因为外界盛传刘学洵将趁此访问刺杀康有为。
刘学洵访日期间，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日密谋，主题之一，就是联手对付康有为，正因如此，刘的政敌们举报他私通乱党，却被慈禧太后一笑放过。实际上，除了对付保皇党主题之外，刘孙两人还深入谈论了武装暴动。刘学洵在日本上演了一出复杂的“无间道”：利用清廷除康，利用孙中山反满。
回国后，李鸿章再度通过刘学洵的关系，策动孙中山协助刺杀康有为，孙已经同意，并制定了行动方案，但最后犹豫未决。而此时被激怒了的保皇党，也开始以血还血的报复。北京的荣禄、刚毅，广东的李鸿章和刘学洵均称为暗杀的目标。
梁启超对刺杀刘学洵最为积极，他在发给保皇党的准军事机构澳门总局的函件中，明确提出：“刘豚（刘学洵）为肥贼（李鸿章，合肥人）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在保皇党眼中，刘学洵甚至比李鸿章、荣禄还要凶险。梁启超多次指出：“卯金（即刘）富而多谋，今以全力谋我，阻力之大过于荣（指荣禄），不可不先图之。”；“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 催令不惜代价刺杀刘学洵，甚至计划雇佣日本浪人行刺。
1900年4月24日，刘学洵从澳门回到广州，刚一登岸，就被刺客用手枪击中胸部，当即倒地。刺客向空中抛洒银元，趁人群抢钱混乱之际而逃脱。刘学洵被送往医院，幸有内衣保护，子弹仅入皮肉三分，捡回了一条性命。
刘学洵养伤期间，华北因闹义和团而局势恶化。孙文的革命党此时希望能与李鸿章“合作救国”，宣告两广独立，得到了英国与日本的支持。孙从日本致信刘学洵，请他帮助策动李鸿章。刘游说李鸿章，声称自己能设法令孙中山“来粤听命”，李欣然同意。刘学洵即邀请孙中山回国，但孙对李鸿章尚有怀疑，到了香港后便不再前进，而先派宫崎寅藏到广州与刘密谋。此事最后因李鸿章态度暧昧而作罢。
日本人随后又想促成革命党与保皇党的联合，宫崎寅藏等人便赶往新加坡拜会康有为，但过于敏感的保皇党，认为宫崎寅藏必是刘学洵所派刺客，遂向新加坡警方告发，结果日本人一登岸就被捕，新加坡当局还判令孙中山五年内不得入境。
革命党联李、联康均为成功，便决心自己单干。孙中山向刘学洵筹措暴动经费，他给信中甚至表示，事成之后可由刘学洵主政，“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
但随着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开始谈判，北方局势逐渐稳定，刘学洵浑水摸鱼的计划落空，灰心之余，便退隐到杭州刘庄。随着他在政治上的边缘化，赌业也一蹶不振，不得不从大清银行举债度日。债务积累到了1905年，刘庄被银行查封，刘只好移居上海。
1912年，民国政府认定刘学洵所欠大清银行的贷款属于公款，便将刘庄充公，标价2000万两拍卖，但无人有实力问津，刘庄便浙江督军趁机收作了新朝高官们享用的高级会所。
916年，刘学洵的死敌康有为受邀来到杭州，就住在刘庄。康对此大为满意，并立即开始在刘庄近旁购地建屋，此一豪宅名为“一天庐”，人称“康庄”。康有为在康庄也没住上几年，便在北伐军进杭州的那年去世，而因为康是“保皇余孽”，康庄也被北伐军没收，落了个与刘庄同样的下场。
刘庄与康庄在1952年被归并一道，成了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西子国宾馆，继续在西湖之滨看着历史大剧轮番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