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666

    封建帝王的个人喜好，往往引领那个时代的风尚。“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宋代帝王有“好古”之风，尤以宋徽宗赵佶为甚，他们喜好三代钟鼎彝器，却让古冢坟墓遭了殃。

    原来宋代以重文轻武立国，上自帝王，下到文人士大夫，嗜古之风炽热无比，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为时尚，著名者如欧阳修、苏东坡、赵明诚等人，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欧阳修以公职之便，广泛观览公私所藏的金石遗文，依此编写了《集古录》十卷，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有的一件就达数十万钱，从而激发了牟求暴利者盗冢掘墓。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隐秘的民间盗墓持续不断。《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而公开掘墓的也有史可查。《夷坚志》载：“政和间，访求三代彝器，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提点茶马程唐使人于凤翔发掘商比干墓，得大铜盘镜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程李留玉于泰州军资库，而以其盘献”。虽然赵佶以“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为名，罢了李朝孺的官，但对于非“忠贤”之墓的发掘，他是默许的。他诏令天下贡献前世遗物，要求士大夫家藏秦汉三代遗物，全部献给朝廷。朝廷大员和地方官员为投其所好，纷纷进献。宋史中就有宣和元年三月，“蔡京等进安州所得商六鼎”的记载。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也记载有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光州固始县，古时为申伯国，为楚国的封地，人迹罕至的边远之地，时常发现秦汉古物，时任县令的吴珏便下令让犯罪之人进献古器物赎罪，用这种方法，竟得到了不少古物，以至他辞官之后，手头还有五六十件古器。他的继任者听说后，也采用这种方法，得到了十几件古器物。

    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盗掘冢墓使皇家收藏激增，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

    宋代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提供了条件。两宋时代，仅青铜器的著作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吕大临著《考古图》，收入商周至秦汉古器224件，“考古”之说由此而发端；《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绍兴年间薛尚功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收商周至秦汉青铜器铭504件。这些书籍为文人雅士寻古访闲、问鼎托趣提供了良好的参本，也奠定了古代青铜器著录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