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666

    秦朝灭亡，百家复苏。重拾缀绪，吵吵闹闹。文、景重黄老，儒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实际上，黄老不足为大国治。此时申韩低潜，杨墨式微，儒家独大的局面，已将形成。只是与统治者如何合作，尚存疑问。
    汉武帝时，诸侯王不再能同中央抗衡，强大的已被铲除，弱小的回心俯首。他坐享大一统的局面，只是没有大一统的理论。秦朝倒是有过，但丧钟在耳，哪里能够搬来用？汉武要改制，不满足于文、景的局面，下诏求言。这一求便求出董仲舒来了。
    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是一个合作纲领。我们可以把当时发生的事情，视为儒生与君主的谈判，董仲舒无意中充当了谈判代表。这谈判的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董仲舒把合法性作为第一项交换条件。甲方的皇帝受命于天，汉朝代周秦，并不是简单地继前王而王，乃是天道运转，不得不然。――但天命何以体现呢？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天命呢？天不言，儒者多言。皇帝受命于天，因为儒生说这是受命于天。
    乙方的儒生是天命的解释人，口含天宪，披陈天意。这有点像祭司了。是的，董仲舒是儒教的实际创建人。在教内，后世并不承认他这一地位，在思想上，他也不是先行者。但他建立体系，并使之成为圣教。所谓神道设教，这离孔子的学说，相去很远。孔子是不大讲天命的；他倒爱讲天，但作为殷人的后代，孔子的“天”是一种自然神，从来不曾与人“合一”。孔子的出发点是人事，后儒将孔子体系颠倒过来，以天统人，起孔子于地下，面对这一新生事物，也会觉得面生的。
    董仲舒提出一整套理论，来证明天的意志，是可以观察，可以解释的。比如说，天欢喜，便有春，天快乐，便有夏；秋是天的忧愁，冬是天的悲哀。天道就是人伦，这叫天人合一。从四时相代到生活中最小的细节，无不体现天的意志。你不知道是你不懂。
    天道有常，人必须顺天承意，体现为皇帝要听从天的意志，臣民要听皇帝的，儿子要听父亲的，女人要听男人的，如此等等，“下事上，如地事天，此之谓大忠”。――“忠”是皇帝最愿意听的一个词，董仲舒确实知道他在对什么人讲话。
    为什么要提倡忠呢？按照董仲舒的“三统三道”理论，夏代是主忠的，殷商是主敬的，周秦是主文的。周秦之道为文道，其弊也在文弊――花样太多，不够纯一。三统循环，汉朝继周，又该论到忠道了，这叫用夏之忠，以救文弊。――古代伦理的范畴，“忠”本是最难证明的。董仲舒给出了两个证明，一个在天命观里，一个在历史观里。如果说后代不曾有更好的证明，那也只是因为本来就不可能有好的证明。
    到此，董仲舒已经提出一套基本的政治秩序。儒生可以证明、加入、维持以及在必要时修补这一秩序，作为条件，乙方要的很简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两下一拍即合，便有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勾结，或合作，或……不管你叫它什么。
    但在汉武帝、董仲舒时，这一合作只是初具规模，许多谅解尚未达成。如在董仲舒体系中，天的地位太高，还得“屈帝以伸天”，这是汉武帝不爱听的，――他恨不得自己就是天。董仲舒之未得重用，或与此有关。另外，他的脾气过于朴直，也是武帝不喜欢的。
    武帝也不喜欢儒生借天象以示警。作为天人之证，灾详是神意最强大的证明。但说说祥瑞倒也罢了，灾异就不是好玩的了。建元六年曾有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便殿两次火灾，董仲舒与《春秋》比照后，得出结论，“天灾若语陛下”：你应该诛灭在藩亲贵中的坏人，就像我燔烧辽东高庙一样；应该诛灭近臣中的坏人，就像我燔烧高园殿那样。他的草稿被主父偃见到，偷去奏给汉武帝。汉武帝拿给众儒看，就连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老师的文字，也说这是“大愚”。因为妄言灾异，董仲舒被下狱。以后他再也不谈灾异了。
    后世儒生，也不大谈灾异。双方默契已成，花花轿子人抬人，不会再拿索要证明之类的事难为对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