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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南方沿海城市的人，一定知道台风的厉害。
那是何等的狂暴肆虐，摧枯拉朽，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然而，在台风来到之前，或者过后，往往是出奇的平静，平静得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个名叫和哲郎的日本著名学者将日本人的性格比喻为台风。按照他的看法，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烈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人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
日本是一个情绪型的民族，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性格结构中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缺陷。当年，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龄上“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恐怕与这种台风性格不无关系。
忍耐，意味着能量的积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要求释放；然而，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节控机制(以和为贵的集团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礼仪文化)，这种要求一再受到压抑，惟其如此，一旦发作起来，就格外地厉害。日本社会很多不寻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讨仇之类，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残忍行为――如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从这种压抑机制中找到答案。
这种台风性格，可以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印证。
喜怒无常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脸就像日本的天气，说变就变。”在东京时，常听中国留学生这样抱怨，就自己的经验而言，也相当真实。
记得在一家酒吧打工时，常为这种事情束手无策：半个小时前还在夸你如何像勇士的“妈妈”(酒吧老板娘)突然沉下脸来，说你这也干得不对，那也干得不对；又比如，顶头上司的厨师动不动就跟你板起脸来，好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可是一高兴，又同你亲热得不得了，简直叫人莫名其妙。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脾气，他吐了真言，说他的情绪变化非常快，连自己都有点受不了。
其实，日本人之间是很讲礼仪的，尤其是中上流社会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滴水不漏，他们的喜怒哀乐，受到礼仪的严密监控，长期的修练，养成了他们无以伦比的忍性。
强大的压抑机制，与丰沛的生命能量和敏感的心灵相遇，必有一番残酷的较量，其结果往往是令人瞠目的。西方人常常不理解这种事情：对下人一直很和蔼的主人，为了某件不可饶恕的事，有一天突然就把下人杀了，事先连一点迹象都不透露。日本电影《人证》里，道貌岸然、风度娴淑的母亲不动声色、干净利索地杀死了从异国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的混血儿子，看了叫人毛骨耸然。我们中国人一般把这理解为日本人性格中冷酷的一面，其实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以前读郁达夫评传，为其中一件事纳闷：郁达夫在东京留学时结交了日本进步作家佐藤春夫，郁对佐藤十分崇拜，执弟子礼，佐藤对郁也很欣赏，他们的交情之深，达到了郁可以随时上佐藤家登门拜访的程度。然而，佐藤突然就翻了脸，写文章骂郁达夫，还在一篇内容拙劣的剧本中对他进行影射，郁达夫十分惊异，并且愤怒，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予以回击。传记作者从中日关系的恶化来解释这件事，将此归结为佐藤歧视中国的民族偏见和殖民主义思想。这自然不差，但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简单，至少还有性格上原因。或许在交往过程中，因性格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差异，郁无意中有冒犯对方的行为，由于忍耐的性格，佐藤一直按着，待到两国矛盾激化时，在狭隘的民族情绪煽动下，一举发作出来。
日本电影中，最令日本观众着迷的男子汉形象是这样一种类型：平常沉默寡言，表情冷淡，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受着各种各样的压抑和委曲，可内心深处却蕴藏着非凡的生命激情，一到紧急关头猝然发作，显示不凡身手，平定乾坤，创造奇迹。大牌影星高仓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扮演的角色，几乎都是这种“忍耐――突发”模式的翻版，日本观众百看不厌。
与银幕上的日本男子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的民歌。日本民歌的旋律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宁静单纯的，像《樱花》、《四季》那样，旋律简单到了极点，音域只限于一个八度，平淡中带着一股伤感的美；另一类刚好相反，旋律动荡起伏，音域跨度很大，浅唱低吟中潜伏着突发的高潮，听来令人心荡神摇，唱到最高处，往往会发出一种令人悚然的颤音，电影《车站》的主题歌就是典型的例子，《北国之春》也有这种味道，歌手在演唱这一类歌曲时常能煽起听众狂热的激情，自己亦被狂热所裹挟。
能乐：面具下的情感火山
在东京时曾应日本朋友的邀请，看过几场传统的“能乐”和“文乐”，每次看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由于日语功夫欠到，听不懂那些古奥的台词，对于剧情的细节也不太清楚，然而，那沉重缓慢的节奏，单调迟缓的动作，鬼哭狼嚎似的人声伴奏，那断断续续、不屈不挠、一声催一声的太鼓声，还有那零乱滞涩的三弦琴，无不给人一种阴森静寂、惊心动魄的感觉，仿佛一座封压已久、蓄满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在无奈地呻吟。邀我看戏、以画文乐人物著称的水墨画家今冈琴子告诉我：能乐和文乐，寄托了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情感，所谓的寂静与幽雅(日语称做WABI和SABI)，是一种非常高雅的艺术。
后来看了黑泽明导演的几部电影，我惊奇地发现；黑泽明的镜头处理和画面效果，与能乐何其相似。他导演的每一部电影，几乎都贯穿着能乐的精神，画面再热闹，也给人一种静的感觉，反过来，画面上即使寂静无声，也有一种逼人的紧张感。有一个镜头出自哪部电影已经忘了，至今烙在脑海里：黑夜里，武士手擎旗帜，在敌人的枪林箭雨中巍然屹立在阵地上，一个武士刚倒下，另一个武士跟上来，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安详肃穆，仿佛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武士如此平静地面对死神，给人留下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感觉。
其实，岂止是黑泽明的电影，放眼日本的艺术世界，音乐、诗歌、绘画、茶道、插花、陶器、工艺制品，不约而同都有一种受抑制的含蓄之美，内含着丰富的张力。这种艺术魅力，不妨说正是来自一种引而不发的节控。对于日本人来说，由“忍耐”到“突发”的过程，是最引人入胜的，把这个过程尽量地延长，于是就成了日本艺术家不遗余力追求的目标和拿手好戏；把玩和吟味由“忍耐”到“突发”临界状态，也成了日本人特有的嗜好。日本的国技相扑，最有魅力的其实并不是大汉们搂到一起拼搏的情景，而是起跳前那一阵漫长的、斗鸡般的双眼对视，日本人称此举为“仕切”。在这段时间里，相扑手静静地蹲着，一边以眼神威慑对方，一边调整自己的呼吸，捕捉战机。这种“仕切”通常要持续好几分钟，而且会反复多次(因为双方必须同时跳起才算数，否则就得重来)。因此在看到正式的肉搏之前，往往要等上很长时间。外国人不解其中三昧，常常觉得无聊，中途退场的也有。其实，相扑比赛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仕切”，取决于眼神与眼神的较量，日本相扑界一大霸主、横纲(相扑手最高级别)曙太郎，就以眼光狠毒著称，一些心理尚欠磨练的选手尚未交手，就已气馁，像小鸡遇到老鹰一样被逐出赛台。正是这种漫长的、有意味的沉默，给最后的一搏增添无穷的兴味。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起跳前的“仕切”，过去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选手双方可以在赛台上无休止地对视下去，由此可见日本对这种把戏是多么地入迷！直到昭和三年(1928年)大相扑比赛开始在广播电台转播时，相扑协会才对“仕切”规定了时限，以后又连续4次缩短“仕切”的时间。即便如此，“仕切”仍然是相扑比赛必不可少的程序，它所占据的时间，远远超过相扑选手正式肉搏的过程。
茶道：日本人的生存智慧
茶道通常被认为是日本艺术的最高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
所谓茶道，通俗地说，是一种修炼精神，调整身心的仪式，其精义包含在“敬、清、和、寂”四个字中。敬，就是尊敬长者、敬爱朋友；清，就是洁净、清幽；和，就是和睦、和平；寂，就是悠闲入定。总的说来，就是在与喧嚣的尘世短暂的脱离中，通过一系列饮茶的仪式，使人的精神恢复平静和清明，可见，这纯粹是属于精神世界的东西，与日常生活中的品茗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关系。
由于这个缘故，茶室一般都很小，布置极为素雅，比如茶道创始人千利休的茶室只有两叠半，也就是将近两平方米半大，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茶室了。茶室一般都建在幽深僻静处，壁挂着禅意十足的书法或水墨画，四周竹石环绕，流水潺潺。有意思的是茶室的门洞矮小，只有半扇门大小，茶客必须蹲下，或弯下腰才能进去。
茶室内通常不设窗户，灯光幽暗，气氛肃寂，客人来到这里，火躁之气已经消去一半，在一片静穆中，荼客身体笔直地跪坐在榻榻米上，静静地欣赏主人行施茶仪。
令人无法想像的，是那些价值连城的茶具看上去都十分朴素，造型歪歪扭扭，绝无豪华富贵之气。在喝下那两口墨绿色的浓茶之前，先要反复欣赏茶具，茶具有各种流派的，名堂很多，什么“有田”啦、“美浓”啦、“织部”啦、“志野”啦，等等，每一件东西都有一番不平常的来历。在欣赏茶具的过程中，客人不知不觉被引入一个超凡脱俗的清静世界，茶客胸中的块垒和不平之气，就在这斗室之内，在半碗墨绿色的茶中得到平息。
日本的茶道，兴盛于战乱频仍、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它的起源与发达，几乎与日本的武士道同步。这种“茶与刀”互补的现象，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茶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日日征战、不知明日倒在何方的武士们来说，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得以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武将出征时，经常在阵地前沿举行茶事，武士们上阵厮杀之前，有了这一碗茶垫底，就能消除内心的紧张与狂乱，带着恬淡的心情走向刀光剑影的战场。
这种最脱俗的艺术，竟被如此广泛地利用于野心与权力的较量。茶道对于日本人，其作用和价值之大无论怎么估量也不会过分，假如没有了它，日本人多愁善感、躁动不定的心性又怎么安顿？日本人对茶道的迷恋，说白了，是日本人“台风性格”的某种脆弱和缺失需要弥补，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心理平衡机制，茶道表现了日本人高度的生存智慧。
擅长偷袭的民族
日本是一个有很高军事才能的民族。日本人的军事才能，突出地表现在擅长奇袭上。中国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嘎》中，有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进村袭击的情节，这些并非凭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借助这种攻其不备、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数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袭，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忍耐”，不管如何艰险漫长也能忍耐，二是“突发”，时机成熟给以致命打击的爆发力。日本人的“台风性格”，早已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
偷袭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日本55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必须横越太平洋，航行将近3000英里的路程，途中任何一个疏忽都有可能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而前功尽弃。凭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耐心，日本海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攻击目标，趁周末美军戒备最松懈之际，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军舰和瓦湖上的飞机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于瞬间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里这样描写，山本在华盛顿驻美大使馆工作时，和一位名叫法华律孝太的人下将棋――
饭后，山本走到法华律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律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两个人下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时，山本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律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律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棋艺的特点。他发现，山本只注意猛烈的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律，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将领――山本五十六个性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感伤的精神世界
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说：“日本是一个既无思想又无哲学的民族”。思想与哲学的贫乏，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存在重大的缺陷；感性压倒一切的发达，意味着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惟其如此，才格外倚重茶道之类)，在错综复杂的生存竞争中，凭生存的本能行事，随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泪与叹息》一文中，从日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伤”现象发现了日本人性格中致命的弱点，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说明在他们心中有一种感伤的倾向；感情生活上的这种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这种虚无，必然导致短视的功利主义、眼前主义和简单的二元对立主义――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个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归罪于“日本”的时代。然而，既然战争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只有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同样，战争中一切都应当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外国，战后一旦被判明不是一无是处，立即变成了一切皆是。于是，人们连有缺点的日本也有优点，有优点的外国也有缺点这样平凡的道理都不顾了。
虚无者健忘。心理学研究表明：遗忘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既然认定这个冷酷的世界没有是非曲直可言，还是干脆忘掉过去为好，免得良心和神经受到牵累。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作“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对于理解日本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是极有说服力的――
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那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里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是因为健忘这才变成了一亿人的责任，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台风性格，从本质上说是非理性的，无论是“忍耐”，还是“突发”，都不是遵循理性的法则，而是依据“现实主义”的行为本能，“感伤”则为其共同的底蕴。被虚无裹挟的民族，在生存竞争的非常时期，容易产生“豁出去一搏”的冲动，而不在乎是非曲直；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败北时，又容易认命：“命运无非就是如此”。想一想日本举国上下在战争中的狂热表现以及败北后的突然转向，对占领军的绝对服从，就可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