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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文明是从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来的？


西方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在古中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明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从开始即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宇宙观、艺术与习俗。中国的多数历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则倾向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但他们在西方史学界的压力下信心不足，所以乐于接受这样折衷且狡猾的观点：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独立演化或者只是受到外来文明轻微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争论是，外来文明的“轻微影响”到底发生没发生过？，如果发生过，轻微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争论简直令人绝望，因为寻找令人信服的正面证据或反面证据都非常困难。

根据当前的一些考古成果分析，中国文明从开始即有着浓重的农耕色彩，距今五、六千年以前遍布黄河南北的那些农业村落，与今天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有着诸多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它们就是今天中国农业村落的雏形。中国的农耕文明即是以这些古老的农业村落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二、夏朝是否是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找不到有关它的遗址？


夏朝不可能是虚构出来的，首先多种古书都对它有间接的记载，《尚书》中有“殷革改夏命”之类的说法；《诗经》上多处提到大禹王的事业；《左传》、《国语》仅引用夏书、夏训、夏令中的材料即达19条，所记夏代的事迹有34则。

其次，商革改夏命后，遗存下来的夏王室同姓封国不少，直到周朝时，尚有杞国、缯国得以延续。

考古工作者找不到夏朝遗址的原因，极有可能与指导思想的偏错有关，如：认定夏朝是以夏族为主体的政权，而其承继者商朝是以东夷族为主体的政权，夏与商是两个有根本文化差异的部族。所以他们热衷于区分所谓“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结果黑暗中寻找黑牛，弄得一头雾水。实际情况极有可能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迩，政治亦然。”


三、鬼神在商朝时热心人间事务，为什么到周朝却变得相对冷漠了？

在商朝，权力传授规则没有严格的定制，从汤至纣三十一王，王位递传三十次，其中父死子继者十六次，兄终弟及者十四次。我们不知道商王与其兄弟子侄之间的具体政治关系，比如他们是否有封地？其王位传授标准是什么？只是可以推测当时的权力交接方式麻烦很多。为了避免围绕权杖的骨肉相残，商人不得不请鬼神下来帮忙裁决。商朝的倒数第四任天子武乙，可能想确立一种传子制，所以有意贬低鬼神。他与天神下棋，让人代神行棋，天神输了，他故意戏弄、侮辱它，作一个皮囊，盛血，悬而射之，谓之射天。传说武乙天子因不敬神后来被天雷震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武乙之后的商朝诸王，皆是子承父位。


周朝的开创者在武乙王留下的传统上创建了宗法制，该制度规定，周朝的权杖只能传子传嫡。因有制度方面的保障，周人对鬼神的依赖程度降低了。


四、诸子百家在东周时期争鸣的社会根源？

在中国，封建制度是一种由部族联盟慢慢沿化而来的古老政体，它的最大特点是：拥有土地的领主同时拥有政权，而且政权在封疆内是世袭的。


由于周革商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相对较小，周朝不仅继承了商朝的物质及文化成就，还继承了它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开创不久即趋向繁荣。


到西周未季，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古老封建政体的外壳被冲破了。这首先表现为，那些经营得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封国，普遍有了忽视、甚至挑战周天子权威的倾向，而周天子无可奈何。继尔，各封国开始自由结盟，自由地决定对他国的战争；而且在各封国内部，那些对自己领地经营得力的卿臣们，也不安心旧礼法安排给他们的位置，开始阴谋杀君逐君，或者架空君主。各封国为了在失序且弱肉强食的国际丛中求生存，为了控制国内的政局，不得不设法增强综合国力，且把国内的权力向君主手上集中。基于此，它们不得不放弃贵族世袭制，任人唯贤；不得不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尝试着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直辖县；不得不废弃井田制，制订针对全民征税的政策。

面对封建制度的崩溃，哲人们纷纷出来贡献自己的救世方剂。其中老子、孔子学说的主旨是拯救封建制度；而法学说的主旨是埋葬封建制度。法家顺应了时代大势，他们成了胜利者。

五、东周时期光辉灿烂的思想学术，持续到汉初即黯淡下来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竟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囊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从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它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学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惟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15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尝试着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汉武皇帝同意董仲舒博士的观点，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代表着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流派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立志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博士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而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新纳人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对殷商、西周传统作出了符合新时代需求的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欧洲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但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一时期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六、东周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个性十足、魅力四射的大师级思想学术人物？为什么没有再出现诸子百家齐争鸣的局面？

公允而言，中国从东周之后没有产生伟大思想学术人物，没有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不再需要。秦朝后，中国政治上分裂、分治的时候虽不少，但一直到清朝未季没有再碰见令人困惑的变局――面对社会危机，茫然无措，找不到历史、现实的成例可供学习、模仿和参考。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农耕文明趋向成熟、完善，其内部秩序和谐，且有自我调节免疫能力；另一方面，东周时期的思想学术遗产，既有令人生畏的高度，又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领域，很难超载，且它们用理性的材料打铸而成，深深扎根在适宜农耕的土地上，比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思想体系坚实得多，而且富有韧性与弹性，只要农耕文明不被否定，它们永远光辉耀眼。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中国是个极重视历史的国度，历史记载之丰富举世无双，这使中国人有条件谨慎地按祖训及先人的成例办事。由于习惯从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养成了喜欢向后看的保守性格。这不是件坏事，它有助于政治的稳定和保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再者，人们在有典可循，可以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平静，从容，通达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成就诗人与艺术家，但对思想学术人物的创造力则是甜蜜的毒药。

七、 从秦朝始，为何历代朝廷都奉行重农仰商的政策?

商业与农业相比，极具扩张性。假如政府不有意识地平衡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任凭两者在平等的台面上自由发展，商业最终会奴役农业。以现代的目光看，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商业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会掀起工业革命，西欧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东周及其以后的王朝时期，中国商业的自由扩张很难引发工业革命，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科学革命，而中国传统上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不可能从内部产生出科学革命；二则当时的农耕文明生机勃勃，日趋完善，它没有必要冒险向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业文明的轨道上转。这注定了东周时期商人们的辉煌事业前途黯淡，因为一个社会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或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迎合，它必将成为这个社会的病痛。农耕社会缺乏持续增长的财富供商人无休止地攫取，商业扩张不能像在工业社会那样给广大民众普遍带来利益；相反，商人会通过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等手段与农人争利，会扰乱社会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为了抑制商人强劲的扩张欲望，使帝国社会内部农、商、工各行各业的比例协调，始皇帝统一国家后，就有意识地贬抑商人。秦朝的法律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与罪吏、赘婿同属二等臣民，可以随时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朝继续压制商人，例如高祖皇帝规定，商人不得乘车，穿丝绸衣服，而且加倍缴纳税赋。这种不给商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有利于政府倡导简朴敦厚的社会风气与维护社会公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商业对农耕者的诱惑力，巩固了国家的经济本基。


尽管如此，商人行业的巨大优势仍令人不安，毕竟那是种容易发财致富的职业。商人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很容易使自己致富，也很容易奢华骄狂，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八、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李洪志、张洪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李洪志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

九、中国多次遭到危险的入侵，还出现过异族朝廷，但历史进程为什么没有被打断？

在古代中国自己的世界体系内，其边疆的蛮族不管具有什么血统，他们要想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生活，最佳的选择就是到纯农业区去；而到了农业区后，他们要想搞好农耕生产，管理好乡村社会，最佳地选择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教化。中国文明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当时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即便在今天，假如哪个民族厌倦了工业文明的嚣乱，试图过自给自足田园诗般的农耕生活，那么他们最明智的选择，恐怕也是选择古典中国为楷模。

十、中国尚武精神丧失的原因？

到汉朝，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的殖民扩张运动终于被巨大的地理屏障遏制住了：它的东面是浩渺无垠、惊涛汹涌的太平洋；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茫茫的戈壁沙漠；北面是辽阔奇寒的大草原;南面是瘴气弥漫的茂密的热带丛林。对农耕人来讲，这些天然地理屏障虽不是大地边缘，但无疑是农耕世界的边缘，它是上苍专门设置出来约束中国人的。

汉、隋、唐诸朝，中国多次试图突破这些天然地理屏障，但都不成功。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人的普济主义热情渐渐冷却，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仅难以逾越这些天然的地理屏障而且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也不适用于大草原。这种沮丧的情绪迫使中国放弃了直接统治大草原和把文明火种传播到世界角角落落的努力，中国的攻击性到唐朝就丧失了。

十一、中国为何跳不出王朝更迭循环的怪圈？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有生命的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惟一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帝国保持长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高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强盛.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及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十二、在欧洲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最有资格制止他们的野心或与他们竞赛，但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世所公认，中国在公元1500年前是全球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拥有的技术水平最高；如果愿意，明朝的海军完全有能力制止葡萄牙人与西班人在东亚及东南亚海域的冒险，甚至可以在印度洋上驱逐或制服他们。事实上在1511年前后，马六甲的土著酋长就曾跑到北京向武宗皇帝状告胡作非为的葡萄牙人，但明朝廷显然没有兴趣与决心去经略海洋，它只能让马六甲人失望。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下列原因：（1）中国社会的自我满意程度较高，不屑到海洋上与伊比利亚人争蝇头利；（2）中国的决策者缺乏信心与勇气；（3）中国社会已经僵化、腐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创新表示怀疑；（4）奉行该死的孤立主义政策。

这样解释一方面是把明代中国想像成了一个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隐含着这样的假设：明代中国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如果统治阶层目光远大、英明，理应有能力迈过这道门槛。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明代中国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理论上讲，在中国的视野范围内，所有国家都应当向北京纳贡称臣，它们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与臣，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明朝人首先关注的是内部秩序的和谐，而非对外竞争。

再者，明代中国与伊比利亚时代的欧洲不是处于同一轨道上。假如从拥有的经济、智力优势及技术水平上看，中国可以说在宋代，甚至在唐代即已接近现代化的门槛，但为什么迟迟不肯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且到了清朝末年，不得不学习西方时，仍迟疑不决?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现代化或说工业化代表着光明，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代表着黑暗。当然，现代人有这种观念并非离奇，因为工业化确实意味着力量、财富、舒适与享受。但向长远处观察，工业文明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文明，它的运作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为了不使这些关系严重失衡，酿成灾难，它必须不断求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平衡；但这样的扩张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近乎完美，它自身有一种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持和谐平衡的机制。因此，公元1500年前后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向现代化的轨道上转，那等于放弃一种健康和谐的秩序，去追求一种危险的、疯狂的、不可预知的事业


十三、科举考试为何能长期延续,至今仍有人怀念?

中国朝廷一般把“野无遗贤”当成重要的政绩追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接受启 蒙教育的权利，富人与穷人有所不同，富人让他的每个孩子都接受教育，穷人有所选择，他们受经济能力所限，一般只挑聪慧的孩子上学。大致而言，只要孩子优秀，即便父母 缺乏供养能力，也能得到同族或乡邻的资助。

启蒙教育主要训练儿童的记忆力。等他们有了理解能力后，即开始正式的基础性教育，常规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哲学、诗歌、历史、礼仪、音乐。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让学员正确地理解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个人只有对自然与社会有个正确的认识，他的心智才能健全；学习诗歌是为了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历史是为了学习古人美德，借鉴他们的成败经验；学习礼仪，是为了节制人的行为，使之得体文雅；学习音乐是为了让心灵和谐。总之，所有的学习项目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完善心灵，培养道德，而非实际应用。清人庞尚鹏说得明白：“学习知识贵在改变人的性格与气质，不是为了仅仅弄懂一章一句的词义，去谋取功名利禄。如性格轻浮便用严肃庄重矫正，性格偏激便用宽宏大量去矫正，性格粗暴乖张便用和顺仁厚去矫正，性格迟钝便用敏捷去矫正。在孔子及孔子以前的时代，学生还要学习射箭、驾车等体育技能，但后来这些体育课程越来越受到忽视，锻炼身体的射驭渐被锻炼心智的琴棋书画所替代。

如果不是因某种原因中途辍学，所有学生在学完基础课程后，都可以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测试。不及格者被淘汰下来，但他们以后还有再参加测试的机会。及格者被授予“秀才”之类的学号，表示承认他已是有学识有教养阶层的一员。秀才有担当低级别教师的资格，他还有议论政事及见了官员不施跪叩之礼的特权。秀才需继续学习深造，为参加政府组织的高一级别测试作准备。高一级别的考试主要通过测验学员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水平，来考察他的智力水平，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试者的道德可靠性。尽管一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有可能道德水准平平，但他的智力足以使他明白遵守道德原则远比违背道德原则合算；毕竟智力低下者的生理结构，更不利于道德感的培养，对愚冥型的小人，圣人也发愁。这类考试被民间形象地比喻为“鲤鱼跃龙门”，意思是一旦过关,即由鲤变龙，地位身分得到飞跃性提高──获得担任帝国官员的资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选拔，准官员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严格考试，直至选出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前三名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他们不仅能出任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且如果年轻，可能还是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选择女婿首要考虑的人选。

科举选士制度因其非实用的倾向，近世遭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似乎认为，帝国的考试项目中只有加上建筑房屋、制造机械、商业管理及光电化等具体技术内容才算完美，否则是偏面选才。然而他们不明白，这些专业实用知识的传播，对农耕社会理想中的秩序没有帮助，它们专属于工业社会。


十四、盛世为何难以保持长久?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 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十五.刘邦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


汉高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帝王，因为出身卑微，招来后世文人的鄙夷，骂他无赖兼流氓。中国从秦朝后，除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心态，讨厌政治上的贵族制，又在潜意识中崇拜贵族血统。高祖皇帝的对手项羽，是个有名的粗野愚顽之人，有人形容他像个“穿人衣戴人帽的猴子。”他焚阿房宫，屠咸阳城，凶狠骄横，谁都知道他兵败垓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幸事，但因他是楚国将军的后裔，有贵族血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交口称赞的对象，似乎乃集仁义勇武于一身而值得同情的英雄。

后世人骂高祖皇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司马迁在给他写的传记中说他：喜饮酒，傲慢而好侮辱人，且有赴宴席不带酒钱的不光彩履历；但太史公的这些笔法也可以作褒义理解：豁达大度，不拘小节。不管有意无意，误解的素材在他那里就布置好了(不排除太史公泄私愤的嫌疑). 至元朝，有个叫睢景臣的作家，写了个描写汉高祖回乡情景的套曲，把高祖皇帝说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地痞无赖，但睢景臣明显指桑骂槐，他明骂高祖皇帝，实则影射元朝皇帝出身夷狄，粗蛮不识礼，不配主管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