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孟昭瑞:男,1930年生,著名摄影记者。1948年始从事摄影,先后于《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任摄影记者。研究员、高级记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战争”、“两弹一星”发射。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1986年出版了专著《历史的瞬间》,1992年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摄影艺术展览。
《我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摄于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主要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时间为: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前苏联用了整4年;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何等的奇迹和创举啊!
当时承担拍摄“两弹一星”任务的人员控制很严,除我拍摄照片外,连新华社摄影部的记者也不能进场区拍摄。要求上不传父母,横不传夫妻,下不传儿女,这是铁的纪律。我拍摄的照片,除了供解放军画报使用外,还要肩负国内外的发稿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为确保向全国和世界人民交上满意的照片,我顾不上个人的困苦与生命危险,经强烈要求,感动了指挥部负责人,于头天下午绕行到了现在的拍摄地点。晚上戈壁滩上气温聚降,狂风卷飞石,仅盖着一件皮大衣,蜷缩着熬过了黎明前的黑暗。第二天,太阳初之即,我把三台哈苏相机分别装上了后背:40cm、150cm、500cm镜头,装好胶卷的背后,脖子上挎着M4徕卡135相机和 等120相机,就像战一场恶仗,即将打响一样……“零时到了”顿时光辐射闪现,震撼宇宙的巨响,地动山摇,瞬息万变的滚滚火球,在碧蓝的天空中呈现出鲜艳夺目的蘑菇云……这次核试验拍摄到的火球最壮观,从小到大的各种蘑菇云变化多端,每颗都像一束鲜艳夺目的花朵,是我拍摄数十次核试验最好的一次。
《西沙巡航》
牟健为:男,1954年生。海军航空兵主任记者,荣立二等功1次,荣立三等功7次。兼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函授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央视《军事摄影纵横》节目主持人。曾采访三军演习、南海撞机、舰艇访欧、黄岛大火、车海沉船、保山爆炸等重大事件,航摄数千小时,4次冲过“生死线”,挑战生理极限,首拍下战机高空发射导弹;20个春节以拍摄偏远艰苦部队官兵的形式过年,获摄影及论文奖226项,发表作品8000余幅。
《身残与心残的撞击》
钱捍,男:1953年11月生。1979年从事新闻摄影,1983年至今供职大众日报,现任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协会副会长,山东省新闻摄影学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1979年起,有200余幅作品在国内外影展、影赛中获奖。1987年、1988年连续两届获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称号。1993年、1996年两次荣获中国新闻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出版发行了《目击香港》、《目击抗洪》、《目击澳门》摄影画册。被评为山东省拔尖人才,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5月17日,济南盲校的部分学生到山东第一监狱教育中队演出,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学生来到犯人中间,小手在黄色硬纸凹凹的点状盲文上慢慢移动:“亲爱的叔叔,我叫王鸿斌,是个盲孩子.......。”突然她离开了讲稿站起身,“我生下来就不知道爸爸、他*的摸样,12年了我多么想看看他们,看看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啊!.......”小鸿斌哽咽出声说不下去了。在场的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一位犯人强忍着泪水流下来,他拉着小鸿斌的手,轻轻给他擦泪。......可我的心不残,我要努力做生活的强者!接着小鸿斌深情地说:我知道你们一时糊涂犯了罪,心里难过,可叔叔千万别灰心呀!你们要努力把自己改造好呀!叔叔我给你们唱支歌:“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歌声伴着眼泪,震撼着在场所有人的心。《身残与心残的撞击》我拍下了这动人的一瞬。儿童与壮汉,身残与心残,纯洁的童心与悔恨之人,在一瞬间撞击、交流、融化,化为世上最神圣的情感,这是善的启迪,人类良知的呼唤。这幅作品先后荣获自强、自立全国摄影大赛金牌奖,16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银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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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洮上山》
茹遂初,男,1932年生,陕西三原县人。1949年从事摄影工作,先后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新闻局、西北画报社任摄影记者,1954年调人民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直至1993年离休,其间曾任人民画报社编委、高级记者,直至1993年离休。他有数十幅摄影作品先后入选多届全国影展和一些国际影展、影赛,1959年作品“引洮上山”,曾先后在国际影展和影赛上获金牌奖和一等奖。九十年代他主持编辑了大型画册《中国自然景观》由中国画报社分别用中英文出版。
历史上甘肃省以干旱闻名,据记载从汉代到建国前为止的两千一百余年间,共发生旱灾252次。1929年甘肃发生的一大旱灾,夺去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千万年来,当地人民渴望改变干旱贫穷的面貌。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甘肃省党和政府提出一个彻底改变甘肃中部和东部地区干旱面貌的宏伟计划,在崇山峻岭上修建一条山上运河,把洮河水引上山。建成后不仅可以灌溉1500万到2000万亩农田,还可以行船发电,这正是饱受干旱之苦的甘肃人民梦寐以求的事,受到了有全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十几万农民开赴工地,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打响了一场改造自然的战斗。1958年12月我奉派前往引洮工地采访。九甸峡名不虚传,洮河两岸高山夹峙,民工们在高数百米的悬崖上,用极简单的工具打眼放炮,劈山筑渠。典型的环境突出了工程的艰巨,虽然画面上出现的人并不多,但施工扬起的尘雾,增加了现场的气氮,给人以千军万马的感觉 引洮上山这一改造自然的宏伟工程,由于决策者的冒进,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性,最终被迫下马,但广大农民兄弟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所迸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则是可歌可泣的。1959年10月这幅作品曾分别在国际影展上获金牌奖和一等奖。 |
《郭老拜师》
时盘棋,男,1932年生。1949年开始摄影生涯。1955年转业到新华社工作。曾被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山东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老摄影家协会主席。50多年来,作为摄影记者,始终坚持用照相机记录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拍摄了大量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照片。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获得大奖。1986年被评为首批高级记者。1990年举办《时盘棋新闻摄影40年作品展》,并出版作品集。
1958年5月,我随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文联参观访问团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采访。一路上,20多位作家、艺术家被农村的生产景象和农民的劳动热情所感动,纷纷写诗作画,歌颂农村新生活。在怀来县花园乡,官厅水库修建扬水站的工人敲锣打鼓前来报喜,少先队员给郭老献上了红领巾。当时郭老用手握着脖子上的红领巾说:“我们这次下乡是向工人农民学习的……我一定要像红领巾一样红透,要像修建扬水站的工人一样专深……。”在涿鹿县参观劈山大渠工地时,看到农民艰苦奋斗开山修渠的场景,情绪更加激动,他反复强调:“来这里就是向工人农民学习的,自己是个小学生,要拜工人农民为师,大家热烈鼓掌。就在他向农民作揖时我拍下了这张《郭老拜师》的照片。
《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
孙明经,因父亲孙喜圣、母亲孙隋心慈喜爱照相,孙明经自幼对影像有浓厚兴趣。1927年至1934年读大学期间,得到过学界泰斗们的亲授真传,使孙明经有了宽宏的学术视野。1937年-1954年孙明经有过多次重大科考摄影活动。至今还保存了上千幅的资料(底片)和五万余英尺的电影片。是很有价值的摄影,如从四川广元经青海,甘肃到新疆迪化的科考摄影。重庆大轰炸、抗战中的成都、抗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南京解放等等。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时,孙明经和胡适等学者成为第一届中国委员。1952年调入中央电影学校(今北京电影学院)任教。195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成立担任理事。
孙明经1938年4月摄于自贡。1938年,日军占领我国东部沿海广大地域,湖南湖北断了海盐来路,人不吃盐是不行的。日本和投降派扬言:“断了海盐供应,看中国人不战自降。”我国学届泰斗钱昌照、顾毓秀等疾呼:“中国地大,断了海盐,四川自古富产井盐,急当扩大产量,并广为宣传以安定人心。”紧急派孙明经从重庆赴自贡赶拍《自贡井盐》《井盐工业》两片。两片一成,广泛放映,安定人心,也平抑了大后方盐价。《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此摄影作品在此也产生了。自贡人凿井取盐的历史起于晋太康之年距今1700多年。盐深埋地下,要取盐必打井,井越深,出盐越多,自贡人在1835年凿一口名叫“桑海井”井深达1000.42米,当时西方凿开技术发达的美国人,同期只能凿出一百多米深的油、气、盐井!自古至今在自贡大地上凿出的盐井,燃气井累计已多达13000多眼! |
《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
孙毅夫,男, 年生。《中国画报》社高级记者、副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五十年代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外语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新闻传播和摄影专业。毕业后从事摄影记者和编辑工作。作品在《中国画报》等报刊和英国、日本等海外报刊发表,有百余幅作品入选历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和外国摄影艺术展览。有20余幅作品获奖。曾先后组织参加了《中国画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专题考察,到过十几个国家进行访问,拍摄了大量图片,编辑了《从威尼斯到大阪》大型画册。部分优秀作品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览大厅展出。
祸国殃民的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在1980年底被押上了法庭,接受全国人民的审判。我参加采访,深感责任重大。事先翻阅了大量有关文件,作了充分的准备。11月20日下午,我提前到达法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审判厅正中屏幕上高悬着的国徽,审判台下,约一米远处,排放着一溜分成十几个间隔的灰白色铁栏杆,是犯人的受审席位。下午三点零二分,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江青等十名主犯被押上法庭。作者把相机镜头对准每个被法警押进来的犯人,适时地按动快门,在审判过程中,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不时摇头晃脑,左顾右盼,以掩饰内心的惊慌,在大量罪证面前,她有时装聋作哑、装风卖傻、无理取闹;有时又凶相毕露,垂死挣扎。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两眼敌视,诡计多端,显示出十足的阴险狡猾。姚文元,经常是哭丧着脸。王洪文则神情呆滞。他们的表情不一,但反革命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作者既注意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又揭示出他们每个人不同表演的形象特征。《江青受审记》六幅连续照片,就是这样构思并拍摄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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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王立平,男,1941年生。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促进会中央专职副主席、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是《四月影会》、《现代摄影沙龙》等著名摄影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代表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四五运动优秀摄影作品”一等奖。《国旗下》、《阿拉伯之迷》等作品在《中国摄影家看世界》评选中获优秀作品奖;另有30多幅作品被画册、报刊、展览选用。
1976年4月4日,天色如人们的心情一样灰暗,一清早天安门广场已经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矮松墙上系满了小白花,广场上到处是挂着挽联的花圈。人们在花圈中穿行,默读或抄写帖在纪念碑上、灯柱上、栏杆上、花圈上的诗词。上午十时左右,广场东宫北恻一群人举着一位青年,并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的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有的人还大声向他喊道:“我们支持你!”,“我们愿和你一起流血!”,我和在场的许多人都留下了激动的泪。一只只伸向青年的手,代表着一颗颗同样的心。作者用泽尼特原型单镜头反光相机,50MM标准头黑白胶片,现场没有高的拍摄点,根本站不稳,晃动的厉害,只能把相机高举过头,凭手调整角度进行盲拍,为了避免拍偏,求得较大的景深和画面稳定,作者调好光圈、速度、并预设了距离,用力挤到稍远的一点的地方,紧盯住变幻不定的现场,等待着最佳角度和时机,按下了快门,将这一难得的动人场面拍摄下来。这幅作品成为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真实写照的代表性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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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求恩大夫》
吴印咸:男,1900年生。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理事长、名誉主席,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生死同心》、《都市风光》、《马路天》等。曾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文化部电影局顾问等。
1939年10月下旬,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正准备起程回国筹集资金、器材和药品的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救治伤员。指挥黄山岭作战的日军头目是以杀人魔王著称的阿部规秀,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根据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 近火线”的原则,手术室就安置在离火线只有几里的涞源县孙家庄村外一座小庙里。白求恩大夫身着白色围裙,高卷着袖子,弯着腰,站在自制的“手术台”前,有条不 地指挥着整个抢救工作,极其认真地为每一个伤员做着手术…….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日寇向孙家庄袭来,后山发现大批敌人,情况十分危机。白求恩命令立即转移轻伤员,重伤员就地手术。枪炮声越来越近,破旧的小庙震得直掉土,大家一再劝白求恩大夫撤离,但白求恩镇定自若,旁若无敌,仍聚精会神地做着手术,挽救着一个个战士的生命,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手术。作者目睹这一切,深深地被白求恩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精益求精的医术,对八路军战士无比深厚的情感,极端严肃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所打动,敬佩不已。他用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了这感人肺腑的场景。
《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杨振亚,男, 年生,参加革命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调华北军区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1950年任《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同年作为随军记者赴朝鲜。1951年任华北军区报社副社长。1952年调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声讨和谴责。那时我在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10月中旬去驻安东(今丹东)的部队采访,并准备随志愿军赴朝参战。安东位于鸭绿江畔,和对岸朝鲜的新义州隔水相望,11月8日,数十架美军重型机向新义州扑来,一批一批轮番轰炸,整座城市顿时陷入硝烟火海之中。我带上相机径直向江边跑去。路上不见行人,军车不时呼啸而过。这时我发现有两位边防战士,正持枪站在掩体中警惕地注视着对岸。心中不由一动,眼前出现的不正是这几天的感受想通过图片形象地告诉人们,战火正向我国蔓延,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而又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一幕吗?我激动的按动快门,记录下这历史的一瞬。照片在《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后,对当时我国正在掀起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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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创作概况
袁毅平:男,1926年生,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人像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荣誉委员。1939年始从事摄影工作至今,先后在《人像摄影》、《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等报刊。杂志任摄影记者、编委、副主编、主编。1978年――1990年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等。
《东方红》摄于1961年8月。一个清晨听到广播电台播放的《东方红》乐曲,我突然受到启发,将“日出”和“天安门”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头脑中产生了“一轮红日在天安门的东方透过瑰丽的彩霞冉冉升起”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意象。遂以比喻和象征的艺术语言,运用摄影艺术手段,将这一头脑里的艺术意象,表现在摄影画面上,成为凝固的艺术形象。命题《东方红》,歌颂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以及共和国缔造者。同时也祝愿祖国在当时经历了三年困难后的复苏,以及光辉的前程。
《东方红》从萌生创作动机、立意与构思,深化意蕴,到现场多次观察,反复实地试拍,直至最后完成,前后历时约两年时间。主要是等待艺术意象中理想的彩霞。此作在拍摄过程中,曾数次变更拍摄方案,因彩霞变化太快,经常是初见不错,等骑车赶到现场,全变了样,往往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不过,方案即定,必须耐心等待,最后总算天公作美,出现了非常难见的彩霞,表达了我的意中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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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张家骅,男,1931年生。1953年复旦大学毕业。先后在新华社摄影部、中国图片社、人民画报社工作,曾任记者、采编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总经理、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学院院务委员兼名誉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几十年来拍摄了近万张照片,先后出访美国、法国、加拿大、前苏联、捷克、日本、波兰、智利等国。所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被《伟大的瞬间》、《毛泽东》、《刘少奇》、《世纪回顾》等画册选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被印成邮票发行。其传略辑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等。1996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题介绍他的摄影生涯。
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63年4月5日在布拉格开幕。我国派出了由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邱钟惠、李赫男等组成的乒乓球队。七个项目的冠军,鹿死谁手?为世人瞩目。中国男队经过几场硬仗拼搏,决赛时以5:1击败了强大的对手日本队,夺得了体现一个国家乒乓球整体实力的斯韦思林杯(男子团体冠军杯)。决赛场拍完后,发奖仪式如何拍摄?我决定不拍领奖台获奖一般化镜头,也不刻意去照冠军队员捧杯欢呼的瞬间。当出现中国男队教练傅其芬高举奖杯,庄则栋、张燮林面露夺魁后的自豪,右边日本队荻村、三木等人神情木讷、沮丧,左边瑞典、西德队表示由衷祝贺这一神态各异的情景时,我毫不犹豫按下了快门。这幅栩栩如生、耐人咀嚼的作品博得普遍好评。我深切体会到:一个镜头的失去,往往在几秒钟的犹豫中;一幅照片的成功,常常在一瞬间的果断之中。
《历史性的握手》
杜修贤,男:1926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4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学习摄影。此后历任八路军关中前线野战军政治部摄影员,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副组长、副队长。1954年调新华社工作。1971年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组组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新华社高级记者,1988年离休。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要做一件大事,怎样接待中国长期视为敌人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既不失中国尊严,又不乏友好,这是挺有难度的一次外交活动。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访华的日子,这也是我们摄影记者的大事。为了让中外记者拍摄好这一历史瞬间,有关部门第一次在机场边搭了一个阶梯式的大架子,距离宾主握手点约20米远。上午11点,尼克松的专机出现在北京机场的上空。记者们屏声静气,紧张地等待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满面笑容的尼克松,接着是他的夫人,尼克松步子很快,他一会招手,一会鼓掌,一只脚刚落地,手就笔直地伸向2-3米开外的周恩来。周恩来不卑不亢,面带笑容,等待着这只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手,就在双方即将握手的刹那间,我当机立断,按动了快门……。后来由周恩来总理审定发表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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