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UA6：写在中加文化比较课程之后

在UA，商学院有华裔背景的院长Edy Wang给我们开了一个系列的讲座，介绍中加、中与北美以及美加之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冲撞与差异，给了我们一个浓缩而概括的印象。这本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话题，文化差异的本质包括价值体系、生活、政治和社会规范、意识形态与信仰、交流与沟通的方式、组织文化等多方面。这里仅能约略记叙印象深刻的点滴。这些点滴正与日常所闻所见相佐证。也许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加拿大人，或者说北美人的一些不同观念。

1、政府“公仆”和帐单

加拿大的政府体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内敛”的。其部门机构与中国相似，但公众服务机构和中国相比非常小。除了军人、教师、医生、护士，约有12万人在联邦公众服务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务员。联邦、省、地方各级政府的服务和主管内容有较明确分工，大部分是分置的，责权明晰（如省税和国税是单独征收的，省税用于自己省的教育和道路建设，Alberta省盛产石油，消费税里就不收省税）。不象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统一名称的“某某”办事处（也因此我们有逐级上访制度）。客观地说，“公务员”就是“公仆”，从国民税收里拿工资，为纳税人服务。政府要员出差的公款费用清单是要公示的。如果你的帐单里出现了额外的昂贵饮料或者家人的消费，面临的会是公众的信任危机――众所周知，公民投票以及舆论造成的弹劾对“公仆”的政治前途举足轻重。所以，很少有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行为（当然，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多一些官员出去看看还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因其“服务”的地位，我们的官员在外事活动中一般会“接见”外国政要，而人家的态度是“拜访”，当然现在我们提“互访”多了。不过，如果中国的一个省部级领导到国外某高校考察，人家校长自己不出面仅派手下协助接待安排一下，并不是不礼貌，而是他们的工作程序中没有这些惯例。当然，你也可以“拜访”――假如真有务实的项目思路的话。与他们的这一价值观念相对应，他们的总督实际上就是一个“礼仪性”的官员，履行签署（已经通过的）法案以及接见来访的职责――如同政府的一套西装。

2、计划与效率

我们中国人喜欢“面谈”，一则因为感觉这样才算“正式”，而是因为面谈有很多希冀预期外效果的“弹性”。所以我们的会议文化蓬勃发展，凡事都有一句“制度是人定的”或者“办法是人想的”，事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很多“关系”空间。北美注重契约和效率，对工作进展的计划性很强。也要求交流的明确性。对公司来说，既定的工作进度是建立在团队既往效率和经验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在公司里为了哪个项目的会谈时间和具体实践的时间都是项目成本的重要组成――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会每天在公司诚实地填报他为某个项目的具体工作时间，既是公司对外收费的依据也是计算薪水的依据。附一个Edy Wang关于商业文化的对照项（北美――中国：会议简短――会议时间冗长；依程序处理――依信任度与关系处理；非正式――正式；以法律为基础――以原则为基础；打自荐电话――要找中间人；直接交流――含蓄、间接；书信往来――当面往来；以制度为导向――以价值为导向；避免不确定性――习惯与容忍变化；委托管理――权威管理；客观业绩与金融措施――关系标准与全局标准；个人责任――遵守指令）。

3、上下级关系

曾几何时，“炒老板鱿鱼”这句话在我们的市面上很时尚。这个“炒”多少有点翅膀硬了或者面对更好待遇的选择。但是权力的金字塔结构未曾改变。北美的上下级关系权力差距小，员工对上司的依赖小，员工与上司之间是相互磋商，互相依赖，员工也可以反对上司。有的时候上司反过来为了与员工更融洽或者希望员工更尽心工作，要请员工喝喝咖啡什么的。我们去培训的项目，由于时间处理上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事务性的文化冲突，UA负责项目接洽的前任助理因此不悦而辞职。学院只好另行招聘――虽然是高校里的“临时工”，助理人员对不确定性变化的容忍态度决非“上级”可以控制，不高兴给你做自己认为欠合理或不理解的事，就炒老板鱿鱼。当然，这需要有学历和社会福利做保障的。

4、尊重个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