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逃离：从公共讨论到学术职业

赫特继续阐述为了应对这种挫败感，经济学家怎样开展他们的工作：“因此，在实践中，他也把他的努力主要限定在写作一些仅仅给其他经济学家们阅读的著作和文章上；如果他是个教师，他还会尝试将一种对经济学的理解传授（disseminate）给那些会聚在他的影响下的下一代的学生们。”赫特搭起了一座从公共讨论中经济学家经历的基本困难到经济学内部作为一个职业学术人的困难之间的桥梁。这一桥梁在本书的其他各篇文章中不太清晰，不过对作为一个学术职业的经济学的失败，很多文章倒是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因此，这些文章指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两个不同领域――公共讨论领域和学术追求领域――时的问题和困难，赫特建议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连接这两个领域，而在另外的几篇文章中，相关理论却是不太清晰的。
作为一种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挫败的“逃避”（escape），赫特明确地承认了这种“向内的转变”（the turn inward），即转向学术，转向一种严格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坎南，赫特的老师，其实在更早的年代就以一种更尖锐的论调表达过这一主题）。和这种“逃避”相关的赫特承认的那种学术追求就是“纯理论”（pure theory）或者“模型建构”（model building）：“经济学家可以投入到‘纯理论’――一个他可以逃避挫败感的地方――的研究中。”格雷厄姆也把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体操”视为从一种幻想破灭的（disillusioning）沉思冥想中走出来的一种智识撤退。
这种逃避的理由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内的‘纯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科学”的假定必然带来一套和“价值自由”、“客观性”、“实证分析”和“科学方法”等被确定的理想准则相连的职业规范和标准，但是，正如韦恩?布思（Wayne Booth）所指出的，这种种准则的汇聚不能使人们单独地以某种准则为依据，而反倒使得它们相互依赖共同起作用。科学和已被接受的科学方法相一致，科学也是科学家说它是什么的东西，而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被赞许的职业制度和职业实践中，科学语言就等于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也许是有价值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种科学式的语言是一套相互连结在一起的信念体系，也没有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批评性地检验它。如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关于个人的诸多假定被检验，然后对这些假定的信奉被一个预先假定的团体所分享；另一方面，这种集体忠诚却没有被检验，而且这些信奉变动的过程也大大不同于包含了上述假设的演化过程。”
因此，那些转向学术领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这种转向是一种“逃避”，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科学（换言之，一种学术上的）有它自身的进度和力量来为这种转向辩护。而且他们相信，从长期来看，发展了的科学将比和公众直接接触和交锋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恰好是是斯蒂格勒为“向内的转变”所作的正当化解释。
然而，在经济学学术界，这一正当化却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检验的的信念上（我把这一信念称之为“伟大的信念”）。正如赫特，格雷厄姆，哈耶克，菲尔布鲁克，科斯，塔洛克，柯茨纳以及麦克洛斯基以他们不同的方式提到过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决策者是普通人的事实意味着这个领域必然和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学职业界往往从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的一些心照不宣的假设开始推论，但是那些假设却基本上是错误的。格雷厄姆写到：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总是处在怀疑之中；虽然那些‘科学’的支持者强行将他们的理论套进僵硬的科学形式中，这种为经济学“科学性”辩护的结果却使得这种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和应用极不成功。”
“很多第一流的分析技术和大多数学术产品都没有获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要想获得学术承认就必须依靠那种很少考虑最终目标的精致的传统分析技术或者勤勉的对资料的收集。对手段的重视超过了对目标的考虑。那些被迫需要展示研究技术精通程度的经济学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很快学会喜爱和运用这些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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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主义不利于经济判断的培养

??在一个面对年轻的经济学学生的讲演中，哈耶克提到了在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之前曾经有过的确信：
?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而言，经济学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科目可能仍然是我们被它吸引而转向学习经济学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就是，几乎我们中的全部都是带着一种对我们所不了解的学科的强有力的看法来学习经济学的。而且即使我们表面上装作超然的样子准备学习，我恐怕这种想法还是保存在心里并伴随着想证明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内心确定而一直存在――对智性诚实而言，没有什么比一种不改变自己的观点的自豪感更有害的了，特别是，如果这些观点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先进的”或者仅仅是“现代的”的时候。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一现象却相当普遍。过不了多久，你们就能够发现你们认为特别先进的观点其实仅仅是在你们这一代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未言明的是他的信念，即良好经济判断的培养是一个逐步理解对社会而言，为什么自由的、自愿的和私人的行为比政府的计划和管制更有效的过程。今天的普通大学生都没有经历过这一学习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他只是一个传统思想仍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的公民。人们已经习惯了一个遍布政府的制度、程序、个性、历史、永久性以及无法比拟的权力的社会。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的有凝聚力的、指导性的力量一直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中心思想和价值。普通的大学生被政府雇员训练和教育，又从那些高度依赖政府公务员协作的新的政府部门中获得他或她的信念和想法。还有相当大的可能，他或她的父母也在为政府工作。
??培养良好经济判断的过程需要严密地和认真地探究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这种探究需要大胆的想象力和眼光，需要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冷酷无情（ruthless）；他非常喜好争辩（argumentative），同时也勇于挑战；它要从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一个观点；这个问题还必须是真实的，老师们的态度和立场也要是真诚的；期待学生们通过发展一种确信来获得判断，不是因为拥有确信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发展确信的过程迫使学生获得一个观点到底是什么的严谨周密的认识，一个探求这些观点如何真的相互竞争的理解。经济学课程中这种完整的训练就是一种启迪（edification）学生的过程。
??范式主义的问题就是它阻碍了这种启迪。建构模型的高级课程和计量经济学没有办法代替那种对FDA（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禁毒，职业执照，反垄断政策以及美国邮政服务的充满激情的、探究式的研究。确实，这些研究也依靠数据和立基于模型之上的周密推理，但是，正如好多主流经济学家注意到的，这些充满魅力和活力的数据和推理并没有用太高深的技术。赫特说明了范式主义带来的结果：
? “陷入那些充斥着数学语言的经济学专著……会使得我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转向了一种专注于分析的兴趣；顺便说一句，这种转向也由此导致了一些实际中的讹误或者对经济学基本信念的没有正当理由的弱化――（数学方法的复杂难解）看来导致了这样一些学术实践，它们持续地失去了和一些丰富的、无可质疑的现实要素的密切联系，而这些要素却是应当在应用经济学中占主导作用。尽管实际上并不能从一些特别的情形推出普遍化的结论，一些经济学家似乎是太过分强调那种使得他们的判断失误并且降低经济学家威信的数学化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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