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

稻田麦子

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30年代初期空前的，长期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自由市场自由调节的不可靠性，从而彻底地摧毁了放任自由经济下的市场神话，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濒于破产，而为国家干涉主义，在严格的经济行为的领域中，树立了百余年来前所未有的权威地位。
　　凯恩斯（J．M.Keynes，1883一1946）在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一个新经济学时代的开始。凯恩斯，在其一生的早期，曾经是旧正统经济学的信徒。但上述的3O年代的世界经济的萧条，使凯恩斯走了和正统经济学决裂的道路，提出了他自己的，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可称为“管理的资本制度”的一种国家干预主义的主张。
　　凯恩斯《通论）的核心是就业不足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理论。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一直断言在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这也就是市场自动调节论作为经济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的表现。凯恩斯则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充分就业均衡”是一个特例而“就业不足均衡”却是其通例。他把书名叫做“通论”就是因为书中所涉的问题是通例。他在《通论》一书正文的第一页就明确地指出：“我把这本书题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强调的是前缀词的‘通论’……我将要论证的是，古典派理论的各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例。它所假定的情况是均衡诸可能位置的一个限界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的性质，恰不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济社会所具有的。如果我们把这种说教应用于经验实际，其结果将是引入歧途，和灾难性的”。（《 GeneraI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uey》p.3这就是要釜底抽薪地摧毁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的市场自动调节论――调节于最大化――的一个声明。 凯恩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不具有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调节能力的论证，集中于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而在对这两方在需求的分析中，凯恩斯具体地对于传统经济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提出异议。
　　第一是从萨伊以次，旧传统经济学派所公认的所谓萨伊定律，即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从而一商品的出售就是另一商品的购买，一商品的生产必然给另一商品开辟了销路，社会上商品的供求必然是相等的理论。
　　第二是从亚当.斯密，李嘉图以次，旧传统经济派所肯定的投资必然等于储蓄的定律，这个定律认为自由竞争会自动地形成一个使投资等于储蓄的利息率。 凯恩斯借助于他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否定了上述的传统的两个主要基本原理，论证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资本主义失业的症结所在。而由于他假定社会消费倾向是较为稳定的，而且在一个富裕社会中，社会收入与消费的差额很大（即社会越富裕，消费越不足），从而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有效需求的大部分必须由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来填补。而由于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来刺激私人投资的办法不多。于是他强调国家的干预，要求政府随时准备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这就是在指出失业症结所在之后，凯恩斯为医治这痼疾的处方。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把凯恩斯这一学说建立说为“凯恩斯革命”。这“革命”的含义不过是，如狄拉德所指出的，“从凯恩斯理论的总体来看，它的革命则在于摒弃任何赞成自由放任的假定。就这个意义说，凯恩斯的责难打击了古典学派的核心”。（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从3O年代到7O年代，凯恩斯主义无疑地是西方国家中新的正统经济学体系，并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统治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3O年代初的大萧条，在西方经济中，尚留下一些残留的遗迹，尽管有些人对于凯恩斯的主张半信半疑，而另有一些死硬的自由主义者仍然目之为洪水猛兽般的社会主义，但西方发达的国家的政府都多多少少地，采取了一些国家干预政策。第二次大战开始之后，萧条的遗迹完全消失了。在政府的大量战时支出的刺激下，失业，生产开工不足等现象都不存在了，在这一段时期内，凯恩斯主义显不出其理论的威力。但在1945年世界和平恢复之后，失业的威胁重露端倪；于是凯恩斯主义，在事后30多年中，才真正地统治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这可能是凯恩斯的“管理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全盛时代。在这3O多年中，虽然还不时出现了他们所称的”衰退”（recession），但确实没出现可与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3O年代初的长期经济萧条相比的困难情况。不少人们以之归功为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效果。
　　凯恩斯本人没有否定边际主义，更没有否定为资本主义财富作辩解的边际生产力论，尽管它是经济自由主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支往。这一问题却为他的徒众所提出。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包括托宾、索洛、海勒、奥肯、赫伯斯等人），和以罗宾逊夫人和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都自认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分歧。在各分歧问题中，所谓“资本论战”涉及了边际生产力理论，从而涉及了经济自由主义下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新古典综合派”完全接受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新剑桥派”则持反对态度。斯拉法在“生产方的转换”（“switch in Methods of Producticrn”）一文中，首先发难。
　　罗宾逊夫人继之作了详细的阐述。“新剑桥派”所持的意见的要旨是，为收入分配不均辩护的“边际生产力论”，在理论上，是失据的；因为如果认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数，利率就不能独立于资本的衡量；必须假定资本是同质的，有可分性的，否则无以测度其量值。但现实的资本并不具有上列的特征。如此，则资本的价值无法确定，从而利息也无法确定。于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就失去其全部意义。
　　分歧引起一场辩论。萨缪尔森对“新剑桥派”的论点提出了反驳。但反驳是苍白无力的。另一个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拥护者弗格森（C.F. Ferguson）在他的《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一书的绪言中，惊人但白地承认，“对新古典学派，”这一学说的信念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我个人有此信仰，但到现在，为了说服旁人，我所能做的只能是乞灵于萨谬尔森权威的影响了”。 这一辩论，实际上，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打击；虽然辩论双方都没有把争论引到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对立的问题上。

稻田麦子选辑,200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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