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瓦特社会理论的贡献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
     做为一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尔瓦特在经历了社会主义从发展壮大，到走向“帝国主义”并最终崩溃后，用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视角，对现实社会做了新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其中最大的继承和贡献就在于对现存社会的无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分析方法的自如应用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难得一见的。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 这种赞誉是不为过的。整个著作中读者会有深刻的体会。其尖刻犀利的语言和对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弊端的熟悉和洞察令人叹为观止，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更因为他切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成功走向“国家主义”并最终崩溃和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扩张壮大的整个过程。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和马克思的门徒，中学时的霍尔瓦特就参加了游击队，从事革命，希图在实践中完成马克思“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 的号召，热情洋溢的投身于改造世界的洪流当中。然而醒悟是在经历了痛苦之后才获得的：“后来我才明白，改造世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与我们最初的想法相反，社会主义是含糊不清的和很难把握的事物。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解释世界仍然是按照意愿改变世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忽视严肃的理论研究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许多‘科学’解释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天真肤浅的，有些甚至是愚昧错误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一书既是霍尔瓦特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一种反省，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和难能可贵的探索，出自一个亲身经历社会主义成功和失败的社会主义信仰者来说，这种理论探索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贡献。而类似的探索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不存在，在现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柬埔寨）中，毫无例外的都实行了共产党的一党制，但显然在霍尔瓦特眼中，共产党执政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充要条件了，恰恰相反，如果一党制的权力集中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那么一党制便是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参见第2章）
     相比与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来讲，霍尔瓦特更具有一种勇敢的批判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忠实继承，但这种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被其他奇怪的形式掩盖了，人们很难看到对现存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执政党严格的控制舆论和媒体，不同的声音无法出现，言论自由到今天为止也是个没有被兑现的承诺。而出自极左思维的“反革命罪”在中国直到文革结束近20年的199 7年才被从新《刑法》中剔除。 其实到今天，人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反革命。但现存的社会主义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反思的勇气，在政治上压制异己的国家恐怖主义到今天仍然阴魂不散。
     霍尔瓦特最大的理论贡献被认为是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无疑他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这一点没有多少人置疑，尽管他将现存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无法进入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观点中，但其震撼力却不容忽视，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切身体验过的痛苦经历和不屈不挠的顽抗和挣扎。前苏联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计划的强大力量创造的工业文明，二是政治集权导致的对社会主义的背离。霍尔瓦特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时公允的承认了改模式在计划方面具有的极大力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但对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导致的阶级分化和独立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霍尔瓦特将斯大林模式称为“国家主义”，并对国家主义做了明确的定义和描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的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 在国家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经不再是目标，人也不是社会的轴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成为社会的轴心”（P25）他认为在国家主义之下，政治只是被复兴的另一种宗教，而政党则充当了教会的角色。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国家主义源于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观点：（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2）自由放任的市场导致了经济周期衰退和失业；（3）工人没有经济权力，从而没有政治权力，改良的可能不存在，只能选择暴力革命。（P26）这个理论被广泛接受后，又会产生一些心理学的推论：（1）资本主义剥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2）自由市场是周期失业、衰退和资源浪费和异化的源头；（3）没有市场的必要时，货币的存在也不必要；（4）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人对人时狼对狼的非人状态。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P27）这些不确定的推论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后果：“消灭阶级，不能用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激化阶级斗争的办法。国家的消亡，不能通过削弱国家权力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最大程度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P25），继而就是对个人和个性的直接否定。涂尔干认为：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在结构上是宗教性质的，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发达的机械式团结”。“权力的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它源于一种集体意识，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集体意识发达。”（P38）霍尔瓦特说：“敌人在国家主义环境种有很大的功能性价值。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是领导人政治转制的唯一理由。没有敌人政治转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P41）显然，在霍尔瓦特看来，敌人的存在具有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国家主义之下的执政党具有明显的教会性质，党性论无异于教徒对教会的忠诚。这种事实托洛茨基有过精辟的描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P43）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结果：泛政治化，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政治的考虑。对舆论和媒体的控制是国家主义统治的重要内容，对组织的忠诚和牺牲导致政治变成了宗教，而其成员也变成了教徒，而且是“加尔文主义式的教徒” 不管斯大林模式怎样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人们仍然忠诚的相信这也还是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过。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1）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是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一个版本，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宗；（2）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恐怖，消除了人们批判和怀疑的动机，取而代之的是保持政治的正确性，和党站在一起，和内心的恐怖；（3）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主义从源头上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人们的定式思维只接受两种现存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政治民主的嘲弄，对权力的吹捧和对国家所有制、传道的激情一起自然而然的早就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P64）在那里，“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国有财产。”（P64）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的产生和不幸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些历史环境包括：极端的落后、军事干预、不间断的危险和国际上的孤立，领袖的变态个性，缺乏政治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经验；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坚持等。但他指出：国家主义不一定产生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与更民主的政治体制式相容的。
     霍尔瓦特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对于每一个了解社会主义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发人深省的。他的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见解，读来让人有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他的观点是具有震撼力的，认为现存的制度只有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看法固然有待商榷，但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没有启发意义。
     霍尔瓦特在批判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型构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关于制度设计的问题，霍尔瓦特在著作的《英文版绪言》中开宗明义的做过说明：“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本书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尝试。”通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霍尔瓦特构建了自己的自治社会主义：政治上以自我治理 (self-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 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霍尔瓦特对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涉猎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论理学、法学和心理学的诸多领域，是一个整体的综合的考察结果，这种尝试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言，从现实的挫折中霍尔瓦特获得的不是迷茫和困惑，而是一种锲而不舍，执着于行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从诞生之初的空想到马克思将其科学化，一直对广大的劳动者阶层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马克思的理论源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背景，其结论也出自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后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是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的，自然他无法作出解释。资本主义所蕴涵的巨大生产力，是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他用运他的方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其所蕴涵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可能灭亡的。”马克思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后必然进入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预言在霍尔瓦特看来有修正的必要。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种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未来将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霍尔瓦特看来是不确定的，未来社会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合意的或是理想的。这他著作最后的结语部分可以明显体现出来：“这个世界不可能是没有冲突和问题的。但是这将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冲突。这样一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和创造的动物，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是简单的出现的。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 “人类注定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福’的。” “人类的困境是自我创造出来的。这必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否则，发展将会终结，这将是所有可能命运中最坏的――一个无聊的、无目标的和毫无价值的人生。” “如果存在着象幸福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幸福必须被个别地争取，而不是给予的或是靠社会的安排来保证的。因此，未来社会可能不比现代社会更幸福。” 但是，霍尔瓦特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显然，霍尔瓦特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之上的，即在他看来，人类不仅有解释世界的能力，更要改造世界，但对世界的改造不会是盲目的，必然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就是一种在人类看来是理性的社会制度。霍尔瓦特认为制度的设计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制度设计仅仅和价值判断有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观，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平等包括：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其中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霍尔瓦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明显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是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一点，他说：“我只是对‘社会主义’这个客观事物表达了自己的评价。我实际是在说，‘我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这个评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伪的。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一种或者是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事实上的错误。” 这样一种探索的态度让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自治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