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学术领域是揭露抄袭的新闻此起彼伏。不过，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无视学术规范的现象仍俯拾皆是，维护和确立学术规范任重道远。笔者孤陋寡闻，仅以耳闻目睹所及而言，深感有两个问题的危害绝对不比抄袭小，值得正视：

第一．　 混淆学术论文和宣传文章。

首先应该申明，笔者无意贬低宣传文章。推广和普及学术成果、破除愚昧离不开宣传文章，其中的优秀作品，可谓功在千秋。达尔文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进化论与伦理学》）才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文献从特定角度看，几乎都是宣传文章――把国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仅是结合实际加予运用而已，原创性的东西虽然有但不多。

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宣传文章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判断它的价值的最高标准，是真与假以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几千年来，那些曲学阿世、谄媚权势的文章，不管文字多么漂亮，只能引发人们的鄙夷。

二是它不是学术论文。按照国际惯例，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必须分别统计，也不能作为取得学术职称的依据。《文学改良刍议》是震古烁今的文献，但胡适不是靠这篇文章当上北大教授的。

学术是智慧的传承和积累。学术论文必须有学术史的考查，严格区分自己的论文中那些是转述那些是新见。以中国文化的研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几十部《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导论》、《中国文化史》一类论著，有关论文则有几百篇。1949年被迫中断，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又率先写出《中国文化概论》，由北京著名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大量印行，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读物。时至今日，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和文章仍在不断问世，表明市场有此需要，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没有数典忘祖，急欲了解中国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由来。不过，这些作品有多少属于学术论著，有多少又只能算作宣传或普及读物？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却是应该叫真的问题。

又如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书籍和文章，如果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观点，也应如实划为宣传作品。不严格坚持这一条，我国的马列研究不可能走上正轨，甚至沦为西方社会的边缘人――所谓“西马”的附庸，拾人牙慧仍沾沾自喜。至于坚持其中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结论，甚至用此作为大棒打人，更是祸国殃民，不足为训。后一状况的历史纪录触目惊心，记忆犹新，不必赘言。

第二．学术问题政治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野上下就一再呼吁要严格区分学术和政治，但这个顽症至今尚未治愈。要是说直至70年代，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还被贴上阶级标签，有关人士随之受尽折磨的话，90年代以来这类荒唐已不多见。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噩梦尚未惊醒。

愚见以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原因妨碍我们摆脱这个梦魇。

一是封闭多年带来的愚昧。

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成为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已经大幅度更新。但封闭多年带来的无知不可能一夜间完全消失；特别是各人情况千差万别，认识的差异更所在皆有。当互相尊重、宽容和自由讨论已经成为正常的学术习惯，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象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要是有人以自己的认识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并且强求一律，不符合预定框框的全都视为异端邪说，给别人造成的困扰乃至苦难固然令人发指，国家和民族生机所受摧残，更难以补偿。

历历在目的事实是：1992年以前，提倡市场经济的学者一再被当作“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代表，而口沫横飞天天讲计划经济不容更改的倒成了“坚持马列”的英雄！至于罪行法定、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和法官必须具备高学历等等现代法学常识免遭批判，那就更晚了！

20世纪50年代，创造社巨子冯乃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在疯狂的“拔白旗，插红旗”过后，他语重心长批评那些勇敢分子：“你们是以无知批有知”！诚哉斯言！当时至21世纪如果还有人不甘寂寞，仍想横刀跃马，重演摧残学术的种种勾当，应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一声：你们的无知误国害民，还是收起来吧！

二是不正当的追求名利的渠道尚未堵死。

社会是复杂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学者愿意无私奉献，应该敬仰；有人求名求利，只要求之有道，亦完全正当。可是，必须看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冀图利用现行体制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