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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学术规范中的两个问题

2007-11-29 09:08:05   报告业务: 010-65667912

近年中国学术领域是揭露抄袭的新闻此起彼伏。不过,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无视学术规范的现象仍俯拾皆是,维护和确立学术规范任重道远。笔者孤陋寡闻,仅以耳闻目睹所及而言,深感有两个问题的危害绝对不比抄袭小,值得正视:

第一.  混淆学术论文和宣传文章。

首先应该申明,笔者无意贬低宣传文章。推广和普及学术成果、破除愚昧离不开宣传文章,其中的优秀作品,可谓功在千秋。达尔文的学说,是通过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进化论与伦理学》)才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文献从特定角度看,几乎都是宣传文章――把国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仅是结合实际加予运用而已,原创性的东西虽然有但不多。

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宣传文章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判断它的价值的最高标准,是真与假以及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几千年来,那些曲学阿世、谄媚权势的文章,不管文字多么漂亮,只能引发人们的鄙夷。

二是它不是学术论文。按照国际惯例,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必须分别统计,也不能作为取得学术职称的依据。《文学改良刍议》是震古烁今的文献,但胡适不是靠这篇文章当上北大教授的。

学术是智慧的传承和积累。学术论文必须有学术史的考查,严格区分自己的论文中那些是转述那些是新见。以中国文化的研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有几十部《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导论》、《中国文化史》一类论著,有关论文则有几百篇。1949年被迫中断,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又率先写出《中国文化概论》,由北京著名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大量印行,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读物。时至今日,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和文章仍在不断问世,表明市场有此需要,逐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没有数典忘祖,急欲了解中国主体民族和主流文化的由来。不过,这些作品有多少属于学术论著,有多少又只能算作宣传或普及读物?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却是应该叫真的问题。

又如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书籍和文章,如果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观点,也应如实划为宣传作品。不严格坚持这一条,我国的马列研究不可能走上正轨,甚至沦为西方社会的边缘人――所谓“西马”的附庸,拾人牙慧仍沾沾自喜。至于坚持其中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结论,甚至用此作为大棒打人,更是祸国殃民,不足为训。后一状况的历史纪录触目惊心,记忆犹新,不必赘言。

第二.学术问题政治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朝野上下就一再呼吁要严格区分学术和政治,但这个顽症至今尚未治愈。要是说直至70年代,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还被贴上阶级标签,有关人士随之受尽折磨的话,90年代以来这类荒唐已不多见。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噩梦尚未惊醒。

愚见以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有几个原因妨碍我们摆脱这个梦魇。

一是封闭多年带来的愚昧。

随着市场经济和法治成为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已经大幅度更新。但封闭多年带来的无知不可能一夜间完全消失;特别是各人情况千差万别,认识的差异更所在皆有。当互相尊重、宽容和自由讨论已经成为正常的学术习惯,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象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要是有人以自己的认识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并且强求一律,不符合预定框框的全都视为异端邪说,给别人造成的困扰乃至苦难固然令人发指,国家和民族生机所受摧残,更难以补偿。

历历在目的事实是:1992年以前,提倡市场经济的学者一再被当作“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代表,而口沫横飞天天讲计划经济不容更改的倒成了“坚持马列”的英雄!至于罪行法定、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和法官必须具备高学历等等现代法学常识免遭批判,那就更晚了!

20世纪50年代,创造社巨子冯乃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在疯狂的“拔白旗,插红旗”过后,他语重心长批评那些勇敢分子:“你们是以无知批有知”!诚哉斯言!当时至21世纪如果还有人不甘寂寞,仍想横刀跃马,重演摧残学术的种种勾当,应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一声:你们的无知误国害民,还是收起来吧!

二是不正当的追求名利的渠道尚未堵死。

社会是复杂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学者愿意无私奉献,应该敬仰;有人求名求利,只要求之有道,亦完全正当。可是,必须看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冀图利用现行体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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