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克尔洛夫1940年出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纽海文。196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自1980年到现在，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首席教授。
阿克尔洛夫被他的同事描述为“一个职业化的人”，他对市场的不对称信息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著名模型是“柠檬市场”（“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主要用来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阿克尔洛夫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如健康保险、金融市场和雇佣合同等。
阿克尔洛夫从1966年开始加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任助教。他的研究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贫困问题、家庭问题、犯罪、歧视、货币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
阿克尔洛夫曾说过，“经济学对待理论就像法国厨师对待食物，要将那些被不成文的规则所限制的因素发展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模型。传统的法国烹饪不使用生鱼和海藻，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也不从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出发提出假设。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学模型自然成分的规则。”
阿克尔洛夫的同事，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法登评价说：“阿克尔洛夫对现代经济学具有足以骄傲的洞察力，他认识到市场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参与者可以严格地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对交易和合同具有统治权的机械理论，这种情况会阻止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反，信息的流动可以使市场得到发展，改善资源配置。”
主要学术贡献
劣势选择
阿克尔洛夫教授的研究发现，在一个市场中如果卖方掌握了比买方更有利的信息，他就可以掩盖产品的真相，以次充好。比如二手车市场，卖方对车况肯定比买方清楚得多，买方则只能从车的表面情况来判断。这样卖方与买方处于信息非对称的状况，卖方具有信息优势，而买方则处于“劣势选择”地位。阿克尔洛夫的“劣势选择”概念已经被写进大学本科的教科书中，他的理论还揭示出，在不规则的市场，如果买者无法观察到商品的内在质量，那么卖者就会以次充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将最终导致高质量的产品从市场中退出，而只有低质品仍留在市场中，结果造成市场萎缩。阿克尔洛夫还揭示了借贷人和放款人之间的信息非对称如何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如此高的借贷率等问题，其影响相当深远。
柠檬市场
发展中国家内部市场的利率为什么如此之高？想购买二手车的人为什么求助于职业经纪商而不是私人售车者？即使对红利所征的税高于资本利得税，企业为什么还支付红利？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费、保额和未保险额组合为什么因人而异？富有的地主在与贫困的佃户签订合约时为什么不愿承担庄稼收成的全部风险？这些表现不同但实质相似的诸多现象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阿克尔洛夫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提出了简单而又深奥的一个普遍化思想，并因应用广泛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称谓有缺陷旧车的口语“柠檬”已成为经济学家理论词汇中的一个著名的隐喻。
阿克尔洛夫认为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溃，或者市场萎缩，以至于只有劣等产品充斥于其中。阿克尔洛夫还指出，类似的信息不对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普遍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印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信贷市场为例子来说明逆向选择问题。印度小地方放贷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在城镇借款然后在农村放贷出去的一个中年人并不了解借款人信誉，因此极易遭受惨重损失。“柠檬论文”中一个关键的见解是经济主体有强烈的激励去抵消信息问题对市场效率的不利影响。阿克尔洛夫认为许多市场机构可以被看成是为了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而出现的。除了对不对称信息所进行的研究外，阿克尔洛夫还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发展了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贡献是他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关注。
著作点击
阿克尔洛夫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货币理论、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等，并曾在贫困和失业理论、犯罪与家庭、社会习俗经济学等领域发表过大量研究论著，其中有：
《稳定增长――在危急关头吗？》(1967)；
《资本、工资与结构失业》(1969)；
《“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1970)；
《种族制度经济学与无休止的激烈竞争及其他可悲的陈述》(1976)；
《货币需求基金流通理论的微观模型》(1978)；
《失业影响的社会习俗理论》(1980)；
《货币需求短期趋向：对老问题的新展望》(1982)；
《礼物互换与效率工资理论：四种展望》(1984)；
《一位经济理论家的故事书》(1984)；
《劳动力市场效率工资模型》（与耶伦合著，1986）；
《非理性行为的理性模型》(1987)；
《泡沫经济学》(1989)；
《合理工资前提与失业》（与耶伦合著，1990）；
《惩罚与服从》(1991)；
《社会悬殊与社会制裁》(1995)；
《自我控制与退职救助》(1998)；
《经济学与恒等式》(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