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希作为经济计量学“三合一”的开山之祖而最负盛名。“三合一”即把经济理论、数理方法和统计学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经济计量学是弗里希创造的一个名词，而也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均有广泛的影响。

　　效用、需求分析、指数和生产理论

　　弗里希的一些早期文献论述了效用理论和指数理论的基本原则。他的早期论文《经济理论中的消费问题》（1926）探讨了消费者选择的一个公理。他假定订购一种商品转向订购另一种商品是有序的，由此他推导出一种效用函数，这是惟一适合递增线性转换的函数。除了研究效用函数外，他也承担了测算实际效用的开拓工作。这一研究成果在他的《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1932）一书中得到体现。后来，经济学家们偏爱效用的普通方法而不是他的基本效用函数。

　　在１９３６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一般经济理论的年度评述：指数问题》中，弗里希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价格指数能够被成本率限定以达到特定的效用水平。

　　弗里希的另一个早期的重要研究，是在传统微观经济学核心的生产理论领域方面。这一研究最后引导他创立了著名的数学规划，即不必受最小（或最大）限制因素所约束的最优化学科。

　　学术生涯的后一阶段，他转向需求分析，并在１９５９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在具有多种成分的模型中测算所有直接的交叉需求弹性的完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货币的边际效用可以依赖于价格水平，并且需求弹性与货币弹性（货币边际效用弹性）之间具有简明的关系。

　　经济动态学

　　授予弗里希和丁伯根诺贝尔奖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特别参考了他们的有关经济动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是弗里希通过用经济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时发现的一个领域。他早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认识到，光用加速原理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高层转折，不同经济周期的转折点的经验性比较也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动态关系，而需要用一个完全动态系统来加以解释。

　　他的经典文献是１９３３年发表的《动态经济学的传播和推动问题》一文。该文指出一个经济周期能够通过一个持久性随机振动模型进行解释，他建议最好是一种熊彼特式的模型。这个模型与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和宏观动态分析有某些相似性。后来，他对此作了更具体的阐述。

　　弗里希１９３６年发表的《论均衡和非均衡概念》一文在该领域进行了另一个重要的创新，为动态经济学方法论的建立和有关术语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有关动态经济学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还包括：《论解决经济学中出现的混合差和微分方程的技术问题》（1935）、《银行活动中的反周期管理方法》（1936）、《两个经济变量的图示分析》（1937）和《经济周期理论要素的一般分析》（1947）等。

　　经济计量方法论

　　估计经济关系的方法的选择对弗里希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从观察中认识到，经济学家通常不得不进行“被动观察，当一个巨大的决定系统中的所有方程实际上已经被同时运用时，调查者对发生的事物的观察必定受到限制”。

　　这个“观察”有两个含义。第一，有鉴于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是一个独立变量的自然选择，那么，在经济关系的估计中不必这样做。结果，古典回归分析的独特估计者不再受到赏识。第二，当系统中的所有方程被相互联系和同时运用时，弗里希承认k维变量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受限制的变量域中――不受限制的只有维k-1，但这种情况甚少。这意味着在任何经济关系中要分离不同变量的影响是困难的。

　　弗里希在《供求曲线的统计结构存在的圈套》（1933）一书中阐述了第一个问题。他考虑一个二维的价格和数量分布图应该怎样被解释，作为需求曲线、供给曲线，抑或两者间的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他的古典著作《运用完全回归系统的统计合流分析》（1934）中加以阐述的，该书进一步体现了他的一些未发表的文稿的思想。

　　经济周期的动态模型

　　弗里希的模型有三个关键要素：有关资本起动消费增长的加速机效应；资本起动与资本完成之间的酝酿期；消费与库存现金之间的关系。这三个要素是弗里希能够建立起经济周期的动态模型的基础。这个模型由混合的差分―微分方程构成，这比稍后的动态模型中标准的差分或微分方程更难解决。弗里希没有回避这个技术难题，而是着手把它们处理了。每个要素在模型中均起关键性作用。
但是，像弗里希观察到的那样，周期几乎恒定衰减，以至于倾向于瓦解，这个与实际存在的周期不衰减并不相符。不过他认为，主要模型对“传播”问题（振幅系统的结构特性）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只是没能解释“推动问题”（振动系统的源流）。对存在持续性周期的解释方面，弗里希强调经济关系中随机干扰的重要性。实际上，他的分析在某一个要点上与熊彼特的创造性分析有关，熊彼特的分析也强调了振荡体系本身是该体系产生振动的根源。

　　弗里希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对经济周期的广泛研究中是有意义的。正像安德维格所阐述的那样，早期的经济周期研究分成两个阵营：米切尔的制度经验学派和凯恩斯的理性学派。弗里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研究成果实际假设了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案。他并不满意用纯理性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种方法没有把统计材料与他们的理论结合起来。同时，他对制度学派的经验研究也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种研究“如果不靠理论分析加以阐述将一无所获”。

　　鉴于这种情况，弗里希把经济计量方法应用到经济分析中。他试图把经济、数学和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阐明经济问题。目前，弗里希有关传播和推动问题的论文，在非数理经济学家和建立了经济周期研究学派及其拥护者中获得了广泛的重视。

　　著作点击

　　弗里希精力过人，著述等身。但是，他从来不关心自己研究成果的出版，他最关心的是弄清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旦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他便迅速着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不忙于把自己的手稿细加推敲，拿去出版。因此，从1926年以来的近50年中，他公开发表的论著目录虽然有约160多项，但其中专著却寥寥无几。弗里希对经济学的贡献大部分表现在各大学的讲演、教学讲义和各种手稿中。据说，仅其手稿一项重就约2吨多。1965年，为了庆祝他70岁的生日，他在奥斯陆大学的学生和同事，把他的论文汇装成27大册，共6500页，作为寿礼献给了他。他的另外两本重要著作：《定量、动态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计划研究论文集》都是论文集，是他1973年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和支持者分别于1974年在匈牙利、1976年在荷兰出版的。

　　弗里希虽是经济计量学的创始人，但他生前没有出版过经济计量学的专门著作。他的这个特点反映了他在科学研究中勤于探索而不计较个人名利的精神。

　　弗里希的主要著作有：

　　《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1932）；

　　《动态经济学中扩散问题的冲击问题》（1933）；

　　《运用完全回归系统计合流分析》（1934）：

　　《生产理论》（１９６５年）；

　　《定量、动态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４）；

　　《经济计划研究论文集》（１９７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