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管制问题的研究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斯蒂格勒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斯蒂格勒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斯蒂格勒对经济学界普遍的做法――把法律条文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斯蒂格勒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妇。
斯蒂格勒直到很晚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斯蒂格勒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社会安全制度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实施，而不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斯蒂格勒在经济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学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和斯蒂格勒在信息研究上的不同之处。唐斯、布坎南以及塔洛克等人早就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逻辑大量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但斯蒂格勒的研究方法和他们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斯蒂格勒非常强调实证导向。
决定企业的效率规模的因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经济学者一直尝试为每一产业的厂商找出所谓的最有效率的规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①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②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报酬率；③依据技术资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资料取得的问题外，也常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斯蒂格勒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于达尔文式的方法，其实阿尔顾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斯蒂格勒的基本论点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为强，只要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再回来看看就好了。同样地，只要看每个产业中能够竞争的厂商究竟规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论出效率规模――这就是所谓的生存者方法。
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当，后来斯蒂格勒发现小弥尔这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这种方法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强力的反对。斯蒂格勒的研究报告是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期间撰写的，但当时他们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为争议太大了。
斯蒂格勒认为要发现新事物，并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绝对可以发现。在斯蒂格勒看来，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费函数理论，乃是产生自一堆可观察资料所呈现的谜题，而阿罗著名的不可能理论，则是源自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深入思考。
信息经济学
斯蒂格勒对经济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是在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theory）这方面。他的整个观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满意经济理论通常总是假设经济体系里的各个角色对市场与技术等都具备完整的知识。他所在意的是，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
根据斯蒂格勒个人的观察，包括部分来自实施反托拉斯法产品的价格资料，即使是可以认定为同质性的产品，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差异。钱伯霖产品差异性的说法，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此说并无法适用于汽车零售市场中同款车型以及烟煤等产品上。除了产品外观近似的考察外，有关价格的变动，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无法从独占性竞争理论中导出有意义的实证预测。
因此斯蒂格勒想到，是信息的昂贵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资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买一款车而走访8家甚至10家的汽车经销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钟，而对一个美国成年人来说，20分钟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斯蒂格勒演绎出许多的推论。很明显地，价格差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资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同样地，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可以预期，经常重复购买的产品，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产品，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为搜寻资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斯蒂格勒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劳动市场，发现此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许多观察到的工资形态。斯蒂格勒还将信息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重点是要辨别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斯蒂格勒引用的是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辨别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为。斯蒂格勒也尝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广告的功能，这和传统经济学者对广告持敌视的态度，可以说是有很大的不同。
在往后的20年间，经济学的领域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信息问题。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经济学期刊的论文，都非得冠上“不对称信息”。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仍然取之不竭，如政治信息的问题研究。早期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信息经济学的文献，所以信息经济学可以说是斯蒂格勒的创见。
著作点击
乔治?斯蒂格勒认为专心地做一个知识分子，投身于“枯燥”的经济学研究是一件惬意并具独特刺激性的生活，他有意避开能使他离开学术的一切非学术的职业和活动。他从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也留下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归纳一下有：
《生产和分配理论》（1941）；
《竞争价格理论》（1942）；
《价格理论》（1946年版，1952年版，1964年版）；
《美国的家庭仆人》（1947）；
《产出和就业的趋势》（1947）；
《教育事业的就业和报酬》（1950）；
《联邦政府的价格统计》（1961）；
《知识分子和市场》（1962）；
《关于国家的正当经济作用的对话》（合作，1963）；
《制造业的资本和报酬率》（1963）；
《经济学史论文集》（1965）；
《产业的组织》（合作，1968）；
《工业价格的行为》（合作，1970）；
《现代人和他的公司》（1971）；
《公民和国家》（1975）；
《作为传道士的经济学家及其他论文》（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