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在提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此外，他在其他应用经济学领域也有重大贡献，其中主要是消费者需求分析和剑桥增长计划。
　　国民经济的起源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提出
　　克拉克是斯通在剑桥的老师，他的思想是启发斯通今后工作的主要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克拉克的研究成果供凯恩斯使用，主要体现在《如何支付战争》一文中。1940年斯通开始对国民经济核算问题进行研究。他在克拉克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与詹姆斯?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着手收集、整理，进而编制成巨大的数据系统的工作，这个数据系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来指导英国战争的。这些思想和研究确立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资金账户，以协助英国战争的顺利进行。

首先要做的是获得英国各经济部门的综合材料。这些部门包括家庭经济部门、国家储蓄与投资和贸易部门。最基本的途径是利用和修改复式记账法。这种记账法具体表现为，当作为收入的每一明细款项出现在账户一方时，那么，支出的明细款项也要相应地在另一方反映出来。一旦这个设计完成，它就展现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概况，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反映国家资金状况的完整账户。斯通在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制定后来发展成国家核算的基础工作，并为英国、美国编制初步的国民账户，战后，他的有关研究范围还扩展到其他国家。战争刚一结束，斯通就率领一个专家工作组，先在国际联盟、后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开始了制订适用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形式的工作。斯通及其同事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且奠定了许多国家国民经济核算和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这些方法在1945年还处于初级阶段，当然，在以后的年代中，它不断得到修正和改进，一些问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解决。然而，它最终以一个合理成熟的形式出现是在1968年的联合国手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在这以后，随着更多有效数据的出现和更多的问题被归类整理，对些方法的定期修改仍在继续，但是，最初产生的基本方法论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它与这种观念保持一致，即联合国关于生产，消费和积累的定义以及相关的许多附加条例在大多数实际经济状况中的灵活性是有益的。正像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消费者需求分析
　　斯通在提出国民核算的同时，还对消费需求分析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除了少数文章发表于三十年代后期外，他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实际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将被汇集用于研究英国消费者支出、价格、收入的最全面性、最详细的数据以及其他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综合在一起。这个数据集涉及1920～1938年这一期间，并广泛地应用于斯通后期的研究之中。
　　斯通在最初阶段就清醒地意识到，不同商品的需求函数应该构成一个连贯的体系，并应该首先被如此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在当时被实际考虑排斥了，因此，应用于每个商品和每一商品类别的方程被分别进行估算。一个典型的方程要求所讨论的商品或商品组依赖于全部消费支出、商品价格或商品组的价格指数、其他相关价格、时间趋向和一些随机变化的因素。弹性被认为是持续的（系数为常数）。经济理论往往以一个相对灵活的方式来说明价格或各种各样的变量可以被联系在某种特殊的方程之中。斯通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去保证他的数据尽可能可靠，并且在他的实际研究中用这些数据去纠正误差。
　　斯通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储蓄行为的经济计算分析。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斯通就提出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把财富和收入结合在一起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区分这些变量的临时值和长期值，对凯恩斯学派关于储蓄行为的简要说明进行了改进。该模型还反映了消费者储蓄与公司储蓄的区别。
　　剑桥增长计划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斯通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一个研究项目上，这一研究试图为英国经济更迅速地增长提供建议。这就是在期通的领导下，由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执行的“发展计划”。实行“发展计划”的动机是出于对英国战后的相对缓慢的增长率及这种增长率所引起的经济失败意识的关切。这项计划是在具有竞争的私人部门的混合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有必要遵循一个行动的普遍程序：分析、判断、确定、处理。如果在前两阶段措施不力，那么就会在任何地方都一无所获。
　　增长计划的目标并不是提供特殊的政策指导或不同政策后果的详细方案，而是广泛着眼于能够影响英国经济政策的方法途径。它希望能够确定有增长潜力的部门，并提供一个不同政策所致力的初步概念。增长计划验证了明确的“政策手段”（例如，税收制度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和政策能够不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方式。后者包括，例如，关于私人部门预期的政策效应用和政策试图鼓励私营部门达到它们的目标，但又不强行干涉它们的“指令性计划”的效应。
　　发展计划包括两个共存于困难途径中的模型。一个是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的模型，另一个是试图说明经济如何达到它稳定状态途径的暂时性模型，它考虑资本调整如何控制有效劳动与资本能力的问题。斯通为发展实现十分广泛的有关计算法的规则系统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斯通的许多早期成果被作为“建筑材料”而采用。例如，储蓄行为模型就从期通在此领域的早期成果中吸收了大量精华。计划还观察到国家核算范畴的扩展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新方案，并把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扩大为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交易处理体系和一个更为复杂的包括健康、教育和人口的劳动力问题处理的体系。斯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斯通还根据创建一个允许投入产出系数有限变动的方法论，扩展了自己将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表联系起来的早期成果。这个方法有助于克服投入产出工作停顿不前的严重局面，并在这一领域标志着引人注目的进步。
　　增长计划还为经济部门的模型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所依据的是各个实际的经济部门，而不是根据广泛的产出范畴，如消费投资和储蓄模型化和程度。这个方法的实行被认为是十分困难的，但它也许又是十分敏感的。即使提供微小而“健全”的高度综合模型的微观理论基础是十分困难的，这些模型似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多次经历西方经济的“震动”，也没有显示出其稳定性，斯通的方法因而在最后被证明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著作点击
　　斯通著述众多，主要著作有：
　　《国民收入和产出》（与J?E?梅德合著，1944），
　　《经济学中度量的作用》（1951）；
　　《英国消费者支出和行为的测算，1920～1938》（合作，1954）；
　　《国民账户》（1961）；
　　《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1966）；
　　《国民经济数学模型及其他论文集》（1970）；
　　《人口核算和模型的建立》（1971）；
　　《建立经济和社会模型的若干问题》（1980）。
　　斯通的论文有近200篇，重要的有：
　　《社会人口统计中的过渡与承认模型》（1973）；
　　《调节观察值的直接与间接限制》（1975）；
　　《S型》（1980）；
　　《趋于静止的简单增长过程》（1980）；
　　《人口统计计算与国民收入和产值计算的关系》（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