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易中天在被“易迷”们狂热追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传媒的指责。最主要的质疑是：历史应该如何被讲述？易中天名利双收对于在书斋中埋头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不公平？在学术被娱乐化的同时，当然也要顺应娱乐产业的规律，娱乐产业就是要制造明星，就是“赢家通吃”，易中天何错之有？

2.“哭穷教授”――阿忆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中，北大副教授，著名主持人阿忆在节目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这本来和北大的收入没有直接关联，但是网友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他们炮轰阿忆“要把财富全给精英，让劳动人民饿着”。转而，网民开始指责其作为教师“整天主持电视节目，做电视节目嘉宾，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阿忆决定反击。他把这些人称为“无脑人”，并在自己的博客上向他们列出了自己在北大的收支，结果是“入不敷出”。阿忆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能不能活下去？某网站将这篇文章放到头条，标题赫然改成“一位北大副教授的工资单”。随后，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质疑高校教师的真实收入。

　　在目前高校腐败、教育高收费令人深恶痛绝的形势下，阿忆坐拥300万豪宅，但依然“勇敢地”跳出来揭示高校教师收入的另一面而搅起一淌混水，不可不说非常生猛。

　3.“弃龙教授”――吴友富

　　作为炎黄子孙，国人一向以“龙的传人”而自豪。而今年11月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的一番“弃龙”高论，却让举世惊诧。吴友富认为，因为“龙”的英文是“Drag-on”，它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因此，“考虑到‘龙’的形象往往具有一定局限性，容易招致别有用心的歪曲”。故而，吴教授“大胆”提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可以在空间上分块，在时间上分段。在顾及历史因素的同时，考虑当代的时代特色，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特色与特征。此外，还要有所考虑到民族、宗教信仰和地域文化等因素。也就是说，龙有可能不再是中国形象的标志。

　　对于中国龙这样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吴友富教授却敢于从国外人的感受角度提出异议，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确实够生猛。

4.“炮轰北大”――丘成桐

　　丘教授是当今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1983年，他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继前几年坦陈国内科研领域诸多弊端之后，2006年他又出惊人之语：北京大学引进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北大是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继而与北大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丘-北之争”。这样尖锐地“炮轰”北京大学，在以前并不多见。正由于丘成桐的身份非同小可，针对的又是中国最高学府，他的这番话立即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反响。有评论认为，不谈其与北京大学孰是孰非，至少他为“中国学者过度追求名利，不踏实做学术”这一思想主旨老而弥坚的斗争勇气十足可嘉。

5．“文化奶妈”――于丹
　
　于丹何许人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新闻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单单这两个头衔已经让人肃然起敬，但真正成就于丹大红大紫的，还是央视“百家讲坛”。在这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因解读《论语》心得而突然爆红，而且在 11月26日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其《论语心得》一书，单日单店单册零售达13600本！9个小时签名12600本！突破了近几年来全国图书签售的几项纪录。据报道，书店原先进货3000册，其出版商中华书局另有3500册备用，其间中华书局又到库房调货4000册，到下午3点钟，图书又告售罄，中华书局又紧急到印厂调货4800多册，而此时排队等候签名的读者依然未见减少。

　　如此火爆的场面刺激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排队签名后，转手将20元的签名图书以50元的高价售出，居然生意还挺红火。

　　对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于丹讲论语突然走红，中国进入文化奶妈时代？”在传统文化日益式微、青少年们日益沉迷网游的今天，于丹的《论语心得》能有如此火爆场面，还是让人感到几分欣慰。这样的“奶妈”、“奶爸”再多几个有何不好？

　6.“性学专家”――李银河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不在于其学术成就，而在于李教授关于性观念的言论，常有惊人之语。比如，李银河在其博客中，认为中国刑法中的“聚众淫乱罪”将所有三人以上的性活动规定为非法，而此法律已不再适用。她认为，这个法律条文与宪法保护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包括性权利）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李银河倡导尽早改变这一过时法律。在道德方面上，李银河认为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的性质不同，她觉得换偶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而且，对于“情色六月天”创办者被判无期徒刑一事，她也勇敢地站出来说“有违法律的公平”，并称“中国还没有走出性的中世纪。”

　　其实，李教授的言论能够成为公开话题，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社会在“性”方面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