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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前时代的非洲 [打印本页]

作者: fox666 时间: 2007-12-3 01:24 标题: 史前时代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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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居民及其生存空间

在人类史前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莫大的作用。非洲历史的发展是与非洲大陆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

非洲是一块古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最古老的大陆。远在28亿年前的太古代，在非洲南部首先形成小块稳定的陆地（核）。而在地质构造和地形上，非洲又是最简单的大陆，绝大部分（除南北两端）是由地质构造很稳定的古老岩层组成的大台地①，从太古代以后就屹立在海平面上。这使非洲成为全球高原面积最广大的大陆。这种古岩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富铜矿，加纳和南非德兰士瓦省的金矿。此外，这些岩层还富集了其他大型的金属矿床，如铬、钴、铂、铀、铁等。在距今3亿多年前的石炭纪的地层中包含着广大的陆相沉积。在南非、坦桑尼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的这一地层中，蕴藏着很有开采价值的煤层。中生代（2亿多年至1亿年前）的岩浆活动也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矿藏，如白垩纪喷发的金伯利岩筒形成了著名的金刚石矿，除驰名世界的南非金刚石矿带以外，在坦桑尼亚、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国境内也广泛分布着金刚石的母岩。这些矿物在非洲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若干显赫的帝国，而在近代晚期又把帝国主义贪婪的目光从拉丁美洲吸引到非洲大陆。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由于板块运动，非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由分到合，又由合到分。大约在古生代开始以前（约6亿年以前），非洲大陆与其他陆块是分离的，中间隔着古大西洋；从古生代开始后，古非洲逐渐与其他陆块接近；到古生代末期（2亿多年前），全球几个大陆块达到了最大程度的互相接近，形成潘加亚古陆，非洲在这块统一大陆的南半球部分，称冈瓦纳大陆，亦称南方大陆。此时，非洲大陆西部与南美洲东部连在一起，生存着一种为其他任何大陆都没有的爬行动物――中龙。在距今2.5亿到3亿年间，这块冈瓦纳大陆的位置正好横切过地球的南寒带，非洲的中部和南部正处于南纬的寒带地区，为二迭纪的大冰川的冰盖所覆盖。到了中生代，潘加亚古陆又开始逐步解体。三迭纪末期（约1.9亿年前），非洲与亚欧陆块之间形成裂缝，互相移开。又过了五六千万年，到侏罗纪末期（约1.3亿年前），非洲陆块与南美陆块之间已形成一条南北向的巨大裂隙，陆块逐渐向两边移开，海水浸进，形成未来南大西洋的雏形。又过了7000万年，到白垩纪末期（6000多万年前），非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在几千万年中不断扩大，中间形成了一个浩瀚的南大西洋。这个辽阔的洋面以及它一年四季刮着向南吹的信风，对非洲后来的历史起着阻隔作用。在往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使北部居民无法克服信风驾船北行，造成南大西洋岸的东侧长期与世隔绝。进入新生代，地球又经历了6000多万年的变迁，形成了现代地球上海陆分布圈，非洲大陆与亚欧大陆基本脱离，仅同亚洲保持着狭窄的苏伊士地峡的陆地联系。这条狭窄的陆地后来却成为史前时期地球人口大迁徙的走廊。在其西边的原来的古特提斯海缩小成一个比较小的地中海。这个面积仅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大大便于文明时期南北两岸居民的渡海往来。随着印度板块向北漂向亚洲大陆，印度洋大大扩张。然而印度洋洋面上有规律地交替变化的季风，却十分有利于后来东非居民同印度和远东居民的往来。

到约7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已大致漂移到现今的位置上。这个具有完整块状的300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跨越了近72纬度，北南直线距离达8000公里，东西方向距离7500公里，形成多种类型的气候区，其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热带纬度区，赤道横贯大陆中部，在各大陆中热带面积最大。由此它具有与其他各大洲迥然不同的自然发展规律和自然地理特征，对早期人类在非洲的历史发展影响极大。各种草本植物覆盖大陆总面积的52%，沙漠占30%，森林占10%。丰盛的植物资源使它能维持越来越稠密的人口（在1650年前，非洲人口仅次于亚洲）。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江河溪流两岸、湖泊四周和海滨地区，广阔无垠的热带草原及其动植物资源，为非洲人口的大批流动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古生代以后几次全球性的造山运动，对仅与亚欧大陆一衣带水相连的非洲大陆影响甚小。所以，非洲成为全球唯一没有较大范围的褶皱山系的大陆。罕见的例外只出现在石炭纪中期（约3亿年前）开始的海西造山运动，在非洲大陆南端形成几条平行的卡罗系的褶皱山脉；在北端形成马格里布地区的外阿特拉斯山脉。渐新世末期（约3000万年前）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也仅在非洲造成唯一的新褶皱山系――高耸险峻的阿特拉斯山地①。仅仅在这一地带，即山脉与海岸直交的海岸地带，才形成了为数很少然而却是非洲最好的天然港湾。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方的块状地形，使其海岸线平直，缺乏岩石海岸，天然港湾稀少，近海岛屿亦不多见，造成船舶停泊困难，这使非洲大陆在历史上受惠于海洋交通较其他大陆要小得多。

上新世时期（约1200多万年前），由于阿尔卑斯造山运动的影响，在东非地壳运动过程中，地幔物质上升流强烈的地带，隆起了高原。而当这种上升流向两侧扩散时，张力作用使地壳发生破裂，形成了巨大的裂谷。这条裂谷北起约旦死海，往南通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转而向东，直抵莫桑比克的印度洋岸。它在非洲大陆上的长度达4000公里，裂谷最宽处达70公里。这条裂谷后来对非洲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大裂谷地带的形成，伴随着大规模火山的爆发和熔岩的流出，巨量熔岩的叠置，使东非高原许多地带升高，形成高山峻岭和溶岩台地。大裂谷带不仅在断层裂隙之处分布着一系列的温泉和喷气孔，而且在谷底还分布着30个大小湖泊。湖深崖陡，在几千公里地带连成一串，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湖多且大，蓄存大量淡水，对东非气候和供水系统，对各历史时期的农牧渔业的发展和水上交通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远在史前时期，这里的优越而多变的生存环境，就为人类的起源提供了罕有的适宜的条件。

第四纪（开始于300万年前）古气候的变化，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尤为深远。长时期的雨量的增多或减少，对非洲大陆影响显著：虽然几次洪积期明显地扩大了非洲大陆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带；然而几次严重干旱期①却在南北回归线一带造成沙漠（南如卡拉哈里沙漠，北如撒哈拉沙漠），使原先适宜人类居住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变成地球上最大最干燥的沙海。浩瀚的沙海阻碍了（虽然没有断绝）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频繁交往，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文明时期地中海方面可能带来的农业、建筑和手工艺等方面的影响。阻隔更加深了由于上述海岸特点而造成的热带地区的闭塞性。然而第四纪更新世的冰川对非洲大陆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萃萃蝇虽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同其他大陆一样）消失了②，但在一些湿热、草长的地区继续存在并扩展到新地区（南纬14度和北纬14度之间地带）。到全新世时期（约5000年前），牲畜的饲养由西南亚传入非洲时，这个潜在的不利因素就造成十分不幸的影响。在萃萃蝇猖獗的地区却未能出现这个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成果。这些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障碍③。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因而严重阻碍了热带非洲地区对役畜的使用（驮运、犁耕）和轮车的采用，从而极大影响了非洲这些地区农业和牧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热带的疟蚊和铺天盖地的蝗虫在非洲大陆肆虐，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具有镰状细胞特质的人种在非洲逐渐被自然所淘汰；而蝗灾所造成的饥荒经常引发大陆的社会动乱。不同地区降雨的或多或少的周期性的格局往往造成大片地区的旱魃肆虐，长途迁徙成为躲避旱魃的唯一手段。迁徙和定居，无论是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征服，总会导致地区间或民族间的文化和语言的交融。在水源（无论是降雨或地表水）充沛和土壤肥沃①地区，从交流中获得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一旦得到推广，食物资源很快便达到充盈地步，而人口也就迅速增长，社会便趋向稳定。但在非洲大陆更多的地区，广大的高地草原经过更新世前后几百万年时间的不断风化，土层薄瘠，不利于发展农业；人口稀少，广种薄收，长期未能形成像亚欧大陆那样众多的密集的定居村落。所以，人口稀疏对社会发展的抑制作用，应视为影响非洲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②。

如果说非洲大陆在地球上的现今位置在7000万年以后的新生代时期已逐渐确定下来（今日的非洲大陆同亚欧大陆几乎相连）。那末，非洲大陆现今气候结构则晚至公元前5000年前后才确定下来。因而它的地表的某些特征（如撒哈拉沙漠）对非洲居民的影响，相对地说，还是晚近的事。非洲总面积约3023万平方公里③，周围岛屿既不多，面积也不大，总共仅61万平方公里，占2%，远小于其他各洲。大陆地跨南北两半球，赤道横贯中部，大致平分全洲为南北两部分，南北两条回归线恰好横贯大陆南北两部。整个大陆75%以上的面积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因而热带、亚热带地区占总面积95%以上，是世界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热带大陆。大陆北半部的东西宽度很大（最宽达7500公里），受副热带高压带影响的面积最广，形成了横亘于北半球的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非洲大陆虽四面临海，在气候上除沿海的狭窄地带以外，受海洋性气候影响的面积很小。加上地形、河流等原因所造成的同内陆交通的极端困难，因此，历史上非洲长时期在亚欧大陆居民的心目中只是“一条海岸，而不是一个大陆。

根据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民族特点，非洲大陆在地理上分为北非、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其中南非和北非分别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东非、西非和中非则跨赤道地带，位于南北两半球内①。非洲的政治区划纷繁异常。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非洲政治区划按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和殖民统治需要，被分割成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按自然条件和民族划分的。在上一世纪几个西方国家殖民入侵者往往同时从沿海基地出发，各沿一条或几条干线向内地扩张，几经冲突，折冲尊俎，最后达成共同划界的协议，因而通常划成近似矩形的国土。显然，这样的划分完全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人文、民族和语言的差异，造成分布上的极端不合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困难和民族的纷争。

二、非洲化石人类

非洲大陆是迄今人类化石发现最多的地区。尤其是东非高原地处赤道和低纬度地带，人类化石的种类和数量发现之多居世界前列。东非成为原始人类聚居之地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地区，从第三纪中期开始了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中新世（2500万―1200万年前）发生了巨大的抬升作用，地壳发生断裂，到上新世（1200万―300万年前）发生了大错动，形成一条巨大的断裂谷带。这条起自死海的大断裂带长达8000公里，在非洲境内绵延4000公里，它通过埃塞俄比亚后分成两支：东支经肯尼亚进入坦桑尼亚；西支经乌干达沿今扎伊尔边界，伸向莫桑比克，直到南印度洋。在断裂谷底上形成一连串的断谷湖――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尼亚萨（马拉维）湖等。湖泊地区气温湿热，雨量充沛，植被繁茂，鱼兽繁多。广袤的东部非洲大陆气候多样，地形不同，既有茂密森林地带，又有疏林干草原和湖边低地，是高级哺乳类动物较理想的栖息地带；尤其是多变的地形对高级灵长类的体质分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形成，起了促进的作用；新的食物来源为早期人科高等动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此外，更新世时期（300万年前），非洲较大的雨量造成湖泊的泛滥和沉积物的快速堆积，加上土壤和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适于动物遗骸化石的形成和保存。这种种特殊条件使东非成为迄今发现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

非洲最早的人科化石①是在非洲南部的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在漫长的年月中，洞穴中的填充物使骨骼形成化石，但也因此不像沉积物地层有详细而明显的分层，较难肯定化石的相对年代。

1924年，青年解剖学家达特在南非金伯利金刚石矿以北的汤恩发现了一个幼年“古猿头骨”，保存有面骨的大部分和完整的颅内膜。达特认为这是“一个人型的猿”②，定名为南猿③。1936―1948年，又相继在南非的斯泰克方丹、克兰德莱、马卡潘斯盖特、斯瓦特克朗等四个地点发现南猿的化石。这些化石定名为南猿属，按体型可分为纤细型（又称南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和粗壮型（Australopithecusrobustus）两种，前者距今300―200万年，后者距今200―100万年①。

从1959年开始，利基夫妇及其子理查德?利基陆续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佩宁基（1964年）、肯尼亚的巴林戈（1970年）和埃塞俄比亚的奥莫（1966年）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南猿化石。20世纪70－80年代，又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和坦桑尼亚的莱托利（1976年）发现了距今400―300万年前较原始的南猿化石，被称为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afarensis）。1959年在奥杜韦发现的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和一根胫骨，是在火山灰堆积（也有湖相堆积）的第一层（最底层）发现的，属早更新世，年代测定为175万年前，当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请使用文明用语】oisei），即南猿粗壮种②。

南非和东非发现的南猿化石的个体数已在350个以上。纤细型的南猿身高为1.2―1.3米，体重约25公斤，平均脑量为450―500毫升；粗壮型身材稍高，体重约40公斤以上，平均脑量约530毫升。罗宾逊经详细研究认为，两种类型差别较大，不像有人认为仅是同一个种的雌性（纤细型）和雄性（粗壮型）的差别，而更可能是，粗壮种是纤细种的后代。二者脑量均小，但从脑子的各部分结构和比例上看（如脑的顶叶已扩大，小脑的外部似人），都已明显进化成为与人相似的类型。齿弓也与人相近，呈抛物线型，不仅犬齿小，门齿亦小，形状接近人而不像猿，尤其是第一下前臼齿有两个齿尖，显然是人的齿型。南猿的头骨圆隆，颅顶远比猿类为高，头骨后部的枕外隆起和颅底的枕骨大孔的位置也与现代人较接近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枕骨大孔位置在脑颅的下面，朝向下方，表明其颈部是垂直的，但头部还不像现代人那样自然地平衡于颈上，仍需要靠较强的颈后肌肉来牵拉。这种结构表明南猿是两腿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足爬行。髋骨也与人相似，宽而短（猿类则长而窄），但髋骨板在前方两侧展开的程度大于现代人，因而其脊柱向后弯曲的程度小于现代人，这种结构使得南猿不能像现代人那样迈步行走，而只能较快地奔跑②。

东非南猿化石大批发现后不久，研究者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南猿在人类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如何？他是人类的真正的直系祖先，抑或仅仅是人类发展的旁支？1961―1963年，在与东非南猿（当时称“东非人”）同一层位（距今190万年前），发现一种与他们有明显差别的头骨化石（脑容量比任何南猿都大，齿小）。同层并有粗糙石器出土。两种化石共存时间很长，可能延续到100万年前。研究者称新头骨化石（O.H.7）为“能人”（Hamohabilis），有人将他归入人属。1972年，在肯尼亚的卢尔多夫（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拉，发现一个编号为ER1470的头骨，脑容量为750毫升，肢骨基本与现代人相似，地层年代距今280万年，附近地点发现有粗制砾石石器，年代距今260万年，研究者将他归入“能人”，定为人属最早成员。在同一地层中发现有南猿粗壮型化石③。1974―1975年在莱托利又发现了至少20个个体化石，地层年代为375万―359万年前。其中有的化石与南猿非洲种相近；有的与已归入人属的“能人”化石相近，甚至与直立人相近。这表明，早在350万年前南猿化石就同人属化石共存于一个地层。1976年休斯在斯泰克方丹洞穴堆积物第五区（亦称洞穴延伸部分），发现一个与奥杜韦“能人”相似的颅骨主体部分（1984年由克拉克修复，明显呈现“能人”特征）。在堆积物中还发现石器。197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大规模发掘的结果表明，在300万年前后的地层中共有35―65个个体人科化石，分别属于南猿纤细种（即南猿非洲种）、南猿粗壮种（包括南猿鲍氏种）和人属三种类型。鉴于南猿纤细型和粗壮型早在300万年前就同远比他们进步的人属“能人”共存，并延续到100万年前后，因而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南猿不可能是人类（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发展中的旁支。不少研究者包括理查德?利基认为，“能人”既具有比南猿粗壮型和纤细型为大的脑子，面部突出较少，头后骨骼较接近现代人，又会制造石器工具，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①。

那末，人属能人的直系祖先究竟是谁？有些研究者认为②，在哈达尔发现的生存于400―300万年前的原始南猿中有一种体质结构上有明显特征，应另立一新种，称南猿阿法种。其完整的化石标本即著名的“露西”（Lucy），她的特征是身高3.5―4英尺（104―121厘米），肢体灵巧，两足行走，脑型和牙齿比较原始，脑量亦小。这些学者认为，阿法种在进化系统上的地位是人属和南猿纤细种及粗壮种的共同祖先③。由阿法种直接发展到能人（早期猿人），再发展到智人。而旁支中粗壮型则从其起源地南非散布到东非等各地而后逐渐灭绝。另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①，南非的非洲种南猿（即纤细型）可能是能人的祖先，早期直立人（早期猿人）和纤细型南猿在形态上有相似性。在南非斯瓦特克兰斯洞穴中开普人（直立人）同粗壮型南猿共存，说明粗壮型生存年代虽比纤细型晚，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特化道路，退出人类进化历史的舞台，在进化系统上是一个绝灭了的旁支。有些研究者认为，应将能制造工具的南猿改称“猿人”。主张人类起源亚洲说的研究者则认为，人类祖先（“形成中人”）在上新世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亚洲度过的（400万―300万年前），可能有很多批“形成中人”先后移入非洲：有的是肯尼亚古猿至能人、1470号人这一系统，在东非和南非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有的是南猿（包括纤细种、粗壮种）移入东非和南非，停留在使用工具阶段，不再前进，成为人类发展系统的旁系，终于灭绝②。

尽管存在着上述关于南方古猿各种类型的分类和系统关系的不同观点，但古人类学术界对于南猿是早期人科（Hominidae）成员的论点却有着较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南非和东非发现的“能人”，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最早的人属成员，因而认为“能人”是早于“北京人”的、迄今所知最原始的人。

关于后来趋于灭绝的南猿粗壮种会不会制造简单石器，也是研究者聚讼纷纭的问题。由于在南非斯泰克方丹和东非几个遗址中都曾在发现南猿粗壮种和人属能人的地层里发现了共存的简单石器，因而分辨石器的主人究竟是谁，成了一个难题。有的研究者认为南猿粗壮种脑量太小（平均只有500毫升），不可能具有制造石器的智慧。一些研究者（如克拉克?豪厄尔和周国兴）则认为片面强调脑量未必正确，在南非克罗姆德莱洞穴B地点和东非图尔卡纳湖的伊累雷特一个遗址只发现南猿粗壮种化石，却也找到共存的石器。如果后者的主张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南猿中有一种类型（粗壮型）是在迈进了会制造工具的阶段之后又走上异途而于100万年前绝灭的。这样，对于他们绝灭的原因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是否有可能是由于某种病菌的袭击使这些具有大型颊齿的草食性的人科高级动物走向绝灭，从而导致这一人类谱系的中断？这一问题有待继续研究。

如上所述，在奥杜韦第一层（距今210―170万年）和第二层下部（距今170―115万年）中，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有粗糙的石器，路易?利基称之为“奥杜韦文化”。在一、二层中共有10处遗存，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典型石器是砍砸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51%。这些拳头大小的砍砸器的制作，一般是以熔岩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部分，多数为两面交互打击，少数从单面打击，刃口比较粗厚、弯曲①。用砾石制成的大型工具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原型手斧、石球和大型刮削器。小型工具和石片多用石英岩制成，有刮削器、雕刻器等。此外，还发现用石块堆成圆圈的遗迹，一般认为是一种建筑遗存，类似人工的防风篱的地基，但无任何柱洞，原先石堆上面可能支撑着一个树枝支架，上面覆盖着兽皮或草。其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10处遗存中，7处有“能人”化石共存，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早期猿人）是奥杜韦文化的主人。这些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可能是早期猿人对新的生活环境（从森林转变为草地）适应的结果，也是同大型食肉动物进行生存竞争的结果。古人类在塑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塑造了古人类。奥杜韦文化中还有两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第一个是关于用火的问题。迄今尚无确凿证据能够证明非洲地区的“能人”乃至“直立人”（晚期猿人）已经会使用火。从他们使用的石器工具来看，制造砍砸器、石斧、刮削器等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肉食的需要。他们通过狩猎和捡拾兽尸得到肉食（从洞穴积存可知，南猿已有食腐肉的习惯）。但是，如果非洲早期猿人未掌握用火技术，其食生肉量必定是很有限的，因为“能人”并无硕大的牙齿和颌骨，他们应该主要是采食植物性食物，肉食大概只是他们食物的一部分。

第二个是手斧问题，奥杜韦第二层中部发现的手斧相当原始，是用交互打击法做成，加工粗糙，刃缘曲折，但这是原始手斧文化的萌芽。在奥杜韦的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使用了木质或骨质的软锤技术，出现了更薄的手斧，它具有更浅平的石片疤和更规整的薄锐边缘，显出技术的进步，被称为阿舍利型手斧。玛丽?利基（路?利基的夫人）曾认为较进步的阿舍利手斧是外来的，但艾沙克认为手斧是本地一个独创，传播到各地，手斧是非洲古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奥杜韦石器经过逐步的技术上的改进后，发展成为一种器型统一的石器工艺，称为阿舍利工艺。考古学上有一种假设，大约从中更新世中期（距今100万年），晚期猿人从非洲迁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遗址，法国的瓦伦尼特洞和匈牙利维特斯佐洛遗址均发现与奥杜韦石器器型相似的石器。以典型手斧为标志的欧洲阿舍利文化（Acheulian）①可能最初发源于非洲。有学者认为，晚期猿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是在第一次迁移之后的30―40万年，带去了阿舍利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地，特别是远东的晚期猿人文化则与以手斧为中心的奥杜韦文化不同，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的砍砸和刮削传统的石器工艺，没有手斧或手斧不发达。

三、北非史前史

北非曾是距今30万年前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毛里坦阿特拉人居住的地方。在第二间冰期，北非地中海沿岸是一片气候温暖、较为干燥的草原，不少现已绝灭的热带动物（如大西洋象）生活在这块地区。195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沿岸特尼芬发现猿人型化石：三块下颌骨、一块顶骨和九颗牙齿，还有共存的一百多件石器，其中有杏仁形和卵圆形的手斧和砍砸器等，与奥杜韦第二层上部所发现的手斧相似。猿人化石起初定名为毛里坦阿特拉猿人（Atlanthropusmauritanicus），后定名为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次年（1954年）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西南的西迪阿布德拉曼（SidiAbderrhman）发现两块下颌骨和手斧、砍砸器等石器，形态类似阿特拉人，亦属晚期直立人。他们形态接近“北京人”，时间约在40―50万年前。这两处遗址位于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生活在这一地带的晚期猿人正好作为联系生活于亚欧非猿人的桥梁，引起世界各地史前学家的注意。尤其是两面式手斧是阿舍利型的①。在此之前，继法国索姆河谷的圣?阿舍尔发现的典型的石质两面器（两面式手斧）之后，欧洲各地均有发现。由于都未伴生人类化石，故阿舍利文化创造者的面貌一直不清，而阿特拉人化石的发现，肯定了阿舍利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而且还说明了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它比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手斧在制作上稍显进步）是发源于非洲。阿舍利石器的遗址在北非多处发现，不但有地面遗址，在海滩、湖泊、自流泉遗址中也发现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非洲可能是阿舍利文化的发祥地。它或能证明旧石器时代欧洲居民可能是从非洲迁移去的，他们带去从石核上打制石片和制造双面器的技术。而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及岛屿可能是涉渡的桥梁。摩洛哥北部直布罗陀海峡在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形成浅水地峡，也许是晚期猿人（晚期直立人）通行的通道。人类从非洲迁入欧洲的年代可能在100万年以上。旧石器时代早期持续时间特别漫长，从300万年前直到10万年前。但北非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物研究，由于缺乏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和缺乏使用钾―氩法测定遗址年代的手段，而仅有通过动物群和石器工具类型之间假设的关系来确定的年代，因而其发掘方法和研究均远远落后于东非，使早期人类在北非迁徙之谜更加扑朔迷离。

旧石器时代中期，北非地区仍然缺乏早期智人化石出土。从各地出土的石器文化看，与早期的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不同，已出现地方特色，产生颇多石器的新形制。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因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影响，应归入环地中海系统的文化。

1928―1929年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法卢发现一个墓地，内有30具尸骨，平均身高1.72―1.80米，颅骨为长头形或中等头形，四肢较长，属晚更新世的晚期智人，已不同于摩洛哥的早期智人伊尔霍德人（FcbelFthoud），其形态基本上与欧洲同时代人相似，眉脊发达，下颌粗壮，脸面中部不突出，但鼻孔较宽，眉弓较壮，额较倾斜。关于他们是否在柏柏尔人种上留下了痕迹，人类学家还有不同意见。这些北非“智人”留下了莫斯特文化（Mouslerian）和阿特利文化（Aterian）。阿特利文化主要包括带肩的尖状器、刮削器和少量叶形尖状器，属旧石器晚期。石器带肩是为了易于装柄，矛头、箭头和其他切割器均制作成带肩的。一般认为，北非居民是弓箭的最早使用者之一。阿特利文化不仅继承了本地区阿舍利文化的传统，而且与西亚和南欧的勒瓦娄哇（Levallois）―莫斯特文化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勒瓦娄哇文化传统的非洲改进型。这明显表现于石器加工技术采用勒瓦娄哇的技术。从目前所发掘的材料来看，要确定旧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地区人类居住的连续性仍是困难的。

在旧石器时代更晚时期出现的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Ibero―Maurusian），一般认为不是阿特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文化的标志是细石器（小石叶）的大量增加，时间延续很长，从12000年前持续到7000年前，实际上是一种沿海文化。

在马格里布分布最广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约11000年前的卡普萨文化（Capsian源于突尼斯南部的卡普萨）①，主要标志是一种石叶工具，与这种工具一起发现的有大量细石器。其中小而厚的石锥大概是用来在鸵鸟蛋壳上钻孔，制造项练。卡普萨文化持续了2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典型卡普萨文化是以微雕技术制成几何形石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细石器。卡普萨新石器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自成系统，其特征是磨制石器由少到多，终至占主要地位。磨光石斧、磨石等大量出现。陶器以圆形尖底的容器为主，印纹陶器很少。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卡普萨人是地中海人，属晚期智人（现代人）。他们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之前可能就已过定居生活，居住在一种用芦苇和树枝搭架，以粘土涂抹、兽皮覆盖的小屋中，离河流或水源不远，主要以采摘野果为生，辅以狩猎。北非卡普萨人生活时代正是人类人种形成时期，因此关于卡普萨文化的起源问题颇受学者注意。曾经有过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起源于卡普萨文化之说，但已被考古发掘所否定。有的学者认为卡普萨文化发源于埃及，与阿斯旺地区的谢比尔文化同源，但尚未有足够证据可以断定此说。

尽管卡普萨文化并不像有的考古学家（如沃夫勒）所说的“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但北非新石器文化肯定是在卡普萨传统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一直找不到地中海北岸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实际上是南岸影响北岸），那末，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证据就昭然若揭了。斯巴尔提勒角发掘的陶器同西班牙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新石器时代的北非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已与现代气候大致相同，河马和大西洋象已经绝迹。居民人种的成份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既有晚期智人（被称为马什塔阿尔比人）后裔，也有地中海人种，并掺进黑人血统。这些不同人种的混合产生了柏柏尔种体型的人①。西亚和埃及的食物生产者经常远航来到马格里布，在他们影响下，卡普萨居民逐渐从食物采集者过渡到食物生产者。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东马格里布的卡普萨人后裔大概在公元前4000―前2500年仍然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基础，过着分散的半游牧生活，混杂使用细石器和新石器工具，偶而使用陶器。而西马格里布的伊比尔毛鲁西亚人后裔，大概到公元前第二千纪才被食物生产者文化所融合。但不管怎样，新石器时代马格里布居民终于学会了从事农业，饲养家畜（马和狗），越来越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工具和骨器。陶器的制作亦趋向精美，发掘出的陶器碎片上绘有色彩优美的线条，刻着针刺的生动图案。

关于北非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研究者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沿海地带，在前第五千年至前第三千年属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其陶器为欧洲地中海沿岸（北岸）流行的印纹陶，多为敞口圆形尖底容器。其农业村落居民所饲养的山羊、绵羊、牛均属西班牙的品种，由欧洲输入。其后由于气候变化，撒哈拉地区变成沙漠，北非与非洲内陆相对隔绝。在前第三千年到前第二千年铜石并用时代，北非主要受环地中海文化影响，成为地中海铜石并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的影响有两条线：西从伊比利亚半岛传至摩洛哥，扩至阿尔及利亚西部；传入钟杯文化、冶金术、沟纹陶和绳纹陶等；东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传至突尼斯，扩至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利比亚，传来了巨石建筑和彩陶等①。另一些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制作开始的，而北非陶器的使用是从撒哈拉中部和东部向外扩展的。这些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七千年，制作者可能是黑人。在公元前4000年，牛在非洲早已驯养成家畜。所以来自欧洲的影响都谈不上。即使摩洛哥和奥兰一带在公元前第六千年出现另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行一般要到公元前第四千年，也不能说是受了欧洲影响。大概到公元前第三千年以后，撒哈拉完全沙漠化，北非同整个非洲大陆之间几乎完全被沙漠所隔绝。此后北非才同欧洲（地中海北岸）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休达附近的彩陶片同西班牙的洛斯米拉雷斯铜石并用文化的陶器十分相似。从此，北非才在环地中海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②。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几十万年前至几万年前远古人类时期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与马格里布北非作为一个带有整体性的地区来叙述。这显然带有很大的假定性。虽然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上的联系一直要到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阿特利文化中才找得到痕迹，然而，应当注意到，在非洲潮湿期于公元前2400年结束以前，从北纬8度到地中海滨的尼罗河河谷以西地带是一片平川旷野，尚未被沙漠吞没，北部非洲东西之间的联系和来往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

尼罗河流域（苏丹的努里、埃及的底比斯等地）陆续发现的大批奥杜韦文化砾石工具证明，更新世时期的远古人类曾活动于这一地域，从直立人到智人的人类进化未必都是一贯在原地进行，只是迄今除在底比斯发现一颗人类祖先的牙齿外①，尚未有任何重大的人类化石发现。早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起源于非洲，被称为阿舍利文化的石■在苏丹北部和埃及开罗附近迭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阿舍利文化的最后形式，非洲所特有的桑戈型石■也曾发现于苏丹的阿布安贾湾和开罗。这些发现证明了20万年前尼罗河流域同中部和南部非洲文化上的联系。不过，应当指出，愈往北这种特点愈不明显（大致到瓦迪哈勒法为止）。

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制工具在尼罗河流域比比皆是。石片工业在苏丹北部至少有四种类型，其中卢彭巴、桑戈型石片工业的发现证明它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文化联系连绵不断。而马格里布的典型工业阿特利文化以其纯粹形式影响了埃及东部沙漠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底比斯等地区。这种影响证明：北部非洲东西两个地区文化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无论向东或向西都有便捷通道的尼罗河河谷，不是仅仅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的影响。

尼罗河河谷地理位置优越，向东有低洼地带与红海海岸和印度洋海岸相通；向西有一片平川旷野，与西部非洲和马格里布相通，东西南北四通八达。尼罗河走廊成为优越的连结点。公元前7000―前2400年，即从晚期石器时代或中石器时代起到新石器时代的4600年期间，是尼罗河流域尤其是中段河谷发挥影响最大的时期。通过这个中心区域，北半球的诸人种集团（含米特人、黑人、地中海人等）和文化均可不受地理障碍进行东西交流和南北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初步形成了非洲大陆的诸种文化，而各种文化都在既有独创又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地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这就形成了埃及文化区、马格里布文化区、麦罗埃文化区、阿克苏姆文化区、黑非洲文化区……。尼罗河流域晚期石器时代中的细石器，除其独创的制作法另有发展外，显然受到了阿特利文化的影响。整个哈瓦拉文化（Hawarian）都显示出这种影响①。这大概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撒哈拉渐趋干燥，当地的居民迁入尼罗河流域的结果。他们往东迁移的路线，一般是先到达锡瓦绿洲，而后一批人又往东南到达哈里杰绿洲，并逐渐扩散到尼罗河流域。

中石器时代②细石器的遗址在尼罗河流域发现很多。尼罗河流域似乎成了各种文化荟萃之地。它既包含有与北非伊比尔―毛鲁西亚文化近似的法库尔文化（Fakurian，公元前13000年），也拥有马格里布卡普萨文化分支的沙马克文化（Shamakian，公元前5000―前3270年）；而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纳吐夫文化（Na-tufian），有人认为也曾多次进入埃及领土，其遗迹在赫勒万多次被发现。这些考古证据说明不同的人类（种）集团曾从不同地区来到埃及，并在这里受到了同化；还证明埃及文化不仅仅受到西亚文化和含米特人种文化的影响，它是各种文化百川汇聚而形成的。

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位于尼罗河西岸的法尤姆，其陶器出现于公元前4400年，时间比西亚晚，比撒哈拉和努比亚（公元前5750年）则更晚得多③。因此，有关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亚洲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如前所述，晚期石器时代埃及同北非的西部地区的文化联系相当密切。在卡普萨时期和伊比尔―普比西亚时期，从北非向努比亚方向扩散的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新石器时期。撒哈拉阿哈加尔高原的阿梅克尼（Amekui）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700年）与西亚杰里科（Jericho）的原始新石器遗址的年代（公元前6800年）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比埃及新石器文化年代则要早得多。埃及西部沙漠区在2―5万年前曾是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的地区。1982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使用图像雷达发现，沙漠下面存在广阔的河床，河谷宽度达25―30公里①，可能是传说中的“巴赫―贝拉―玛”（无水大河）的所在地区。古埃及人的生活地区可能是从西部开始的。因此，不能排除埃及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非洲大陆自身新石器文化传统的可能性②。

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从一开始就分成南北两个文化群。北部群落散布于环绕孟菲斯、法尤姆和三角洲西北边缘的地区；南部群落则散布于艾斯尤特与底比斯之间的中埃及和上埃及地区。南北两群落各具特色，在技术上，北方石工比较精良，南方陶器技术略胜一筹；北方住居的房舍比较集中，反映了其井然有序的母系社会结构，而南方房舍比较分散，大概实行血缘家族聚居。南北文化的这种差别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最后数百年发展到高峰，而在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南北统一出现一个国家以后，南北文化差别才随着共同文明的出现而消失。还应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东苏丹）喀土穆地区石器文化与尼罗河下游的文化十分近似（有同样神话，使用相似武器，丧葬仪式相似，同样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其原因尚难说明。显然两个地区在制陶技术和涂釉陶器技术方面进行过大量的交流。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阿斯旺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的人口密度远低于阿斯旺以北地区，而文化上的差距遂愈益扩大。

不论铜器是由西亚传入埃及或是埃及自己在同一时期发明的（后一种可能性很大，因埃及人早已学会利用孔雀石研磨成画眉粉作眼部化妆品），但使用范围都极其有限，远未能取代石器工具。拜达里文化（Badarian，约公元前4500年）中铜制品只是一些铜刀、铜针等小工具和铜珠等装饰品，普遍使用的工具仍是石器、木器和骨器。拜达里居民已基本上过渡到食物生产阶段，经营混合经济：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饲养牛和绵羊、山羊等，猎捕小羚羊、鸵鸟、龟供食用；并能制造十分精美的黑顶红陶器。虽未留下椭圆形棚房的房舍遗址，但从集中的墓地可以估计，由于混合经济的发展，古埃及人已实行定居生活并聚为村落，每一居民点的人数约20人左右。从发掘的女人墓一般比男人稍大些，并放置涂有红色的女人小雕像来看，可能反映了崇拜女性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面貌，但社会成员似无明显的社会差别。

新石器时代的技术代代相传，不断改进。比拜达里文化晚几百年的涅伽达（Nagada）Ⅰ型文化①（始于公元前3800年）仍然是上埃及的文化。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不足以使远古埃及居民从距离（尼罗）河畔甚远的山嘴（岩层）或高地迁到肥沃冲积地；更不用说向更肥沃的、也更难驾驭的三角洲移民了，因体现驾驭大自然能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组织能力均未达到能够大规模修堤挖渠、利用尼罗河定期泛滥，经营灌溉农业的地步，而且在公元前2400年以前，当地气候尚处湿润期，河谷两侧仍伸展着广阔的草原，既有羚羊等许多动物可供捕猎，又可饲养大批家畜，经济生活尚非主要依靠农业①。涅伽达Ⅰ型文化的特点是陶器型式多样化、更富创造性，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移民带来的：白线光面陶器来自西亚，黑顶红陶器来自南方移民。石器制造技术更有突飞猛进的进步（与找到优良燧石石材有关系）。著名的阿拉克燧石刀，刀刃硕长，刀背较薄，做工精湛，锋利无比②。石器与木器仍是主要生产工具，铜器尚不多见。此后，由于季风推进和北极锋空气对撒哈拉地区作用渐趋减弱，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尼罗河西部沙漠干涸的势头加剧，越来越多的游猎部落东迁到尼罗河畔，与原居民一起散居于沿河高地，他们在草原上放牧，在河畔上耕种。

尼罗河洪水的水量因东非高原雨量丰欠而年年不同，有时洪水来势凶猛，所过之处冲毁一切。洪水的泛滥迫使沿河居民想方设法控制尼罗河水，人们用燧石锄片修筑堤坝，挖渠掘沟，保护村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埃及的铜石并用文化进入涅伽达Ⅱ型文化（亦称格尔塞文化）阶段。在陶器方面黑顶红陶逐渐衰落，彩绘陶器盛行。石器制作技术又有些进步；掌握了使用钻孔器打眼的技术。公元前2400年以后终于结束了撒哈拉最后一次湿润期③，沙漠化威胁穿越尼罗河谷地蔓延到红海西岸。北纬30―15度之间的尼罗河流域降雨量越来越少，阿斯旺地区年降雨量竟下降到2毫米。炎热干燥的卡姆辛风（Khamsin）一刮就是50多天，把土壤里仅有的湿气都刮光了。尼罗河谷地逐渐变成了被火焰般太阳烤焦了的、满被沙尘的荒漠。尼罗河的涨落成了埃及农业和畜牧业的生命。越来越多的人群向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移民。这些地区的种植业与灌溉水利密不可分。埃及人千百年来修坝筑堤的治水经验渐渐发展成一套沟渠纵横的灌溉农田的技术。密如蛛网的沟渠所构成的灌溉系统使河水和淤泥能够均匀地分摊到全部耕地，包括大洪水所不及的地区。尼罗河洪水带来的淤泥给每公顷土地提供了数吨谷子的收成。粮食丰盈反映在涅伽达Ⅰ型文化遗址中装满了粮食的地下储藏室和各种容器之中。

尼罗河灌溉系统的操作技术相当复杂。古埃及人在埃及南部的险滩上建立了水位测量站（“尼罗梅尔”），在屹立于河床的峭壁上刻画水位标志，每年阿赫特季（Akhat）来临时，当水位上升到一定标志，沿河各地就会接到水文警报，管水人就开放堤坝，让洪水缓缓流入坝内以免冲毁一切。到11月比尔特季（Peret）开始时，洪水复归河道时，各地依次关闭堤坝，让一部分水存贮在渠塘中，以备干旱时灌溉。古埃及人从几年一遇的大洪水中还学会了挖掘大小运河；将运河水引到盆地贮存或分导到下游。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用来减缓流速，减免灾害；另方面使流速减缓的洪水所挟带的淤泥在田野上更多地沉积下来。这些浩大的水利工程和复杂的管水系统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都不是单个的血缘家族、氏族或村社所能够独自承担下来的，必须由许多地区所有受益的村社联合起来协同完成。征服大自然争取生存权的需要，促使古埃及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就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这种在广袤地区以协作方式和统一行动来抗御自然灾害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埃及像形文字的诞生。在庞大的工程实施中，为了记下人数、食粮、各地堤坝高度、渠道长度等最基本数据，及时将“通知”下达到相距遥远的各地，都需要文字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涅伽达Ⅰ型文化中所特有的（此后消失了）武器――石质的截头圆椎体棒槌的形状，被借用来作为像形文字的一个符号（形符）。为了能表达更多的词（包括复合词），形符又成为音符，其后又发展了声旁和意符。大概到公元前3000年，像形文字在实践中已发展到这样程度了。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这一古老像形文字的全部符号都取自尼罗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动物和植物，它进一步证明埃及最早的文字起源于非洲。古埃及人创造了文字，而这种文字又帮助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同样地处尼罗河流域、文化上曾与埃及并驾齐驱的努比亚人，生活于河谷狭窄的地段，他们所经营的生产经济中，畜牧业超过了农业，然而家族和氏族的规模却较小，人口稀疏，彼此相距较远，流动性和独立性大，联系不甚密切，因而不感到文字有多大需要，其语言长期停留在口语阶段，极少甚或不使用书面语。这条伟大河流所哺育的上、下两个地区的人民，当徘徊徜徉于文明门槛之前时，前者创造了文字，实现了文明的巨大飞跃；后者则失之交臂，失去了掌握人类文明的无可比拟的工具的机遇。埃及人成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的创造者，努比亚人却没有进入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列。

四、撒哈拉以南非洲史前史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早期人类都曾生存过，因为非洲热带地区高度不等的高地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总有适合栖息的地方。除东非和南部非洲是早已驰名世界的人类化石的蕴藏地外，西非和中非广大地区也是早期人类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只是分布比较稀疏而已。由于地质、土壤等方面原因，绝大部分早期人类化石在这些地区没有留存下来，或永远不可能被发现了。仅在个别地区（如乍得盆地）遗存部分头骨碎片或少量牙齿，但是早期人类所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因更具耐久性，在西非和中非各地常有发现。根据达特的研究，生存于南非的南猿的典型武器是骨棒①，被猎取的狒狒头骨，80%遗有从前方被打击的伤痕，是被一种双头骨器（two―headed）打中的。这种骨器化石只有小部分保存下来。这些石器和骨器化石表明，史前人类曾经悄无声息地登场并生活在非洲的辽阔草原上。

被史前学家一致称为“奥杜韦工业”的粗陋的石器工具，在人类工具史上占据了漫长的一页。它们与早期人类形影相随一二百万年之久。奥杜韦工业遍布非洲各地，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畔到西非的塞内加尔河流域，从南非的印度洋海岸直到地中海滨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哈奈什，几乎传播到整个大陆，当时尚未干涸的撒哈拉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砾石工具。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速度十分缓慢②。砾石工具传播到冈比亚流域大概是在100万年以后。以手斧为中心的文化称阿舍利文化③。它的出现比奥杜韦文化稍晚，但在非洲大陆有更广泛的传播，其遗址发现的数量更多。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手斧的制作技术更趋精美，软锤技术制造出更薄的、有着更规整刃缘的手斧，标志着已进入发达的阿舍利文化时期。这种阿舍利技术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直到距今10万年前，地层中仍时有发现。现已可以肯定，手斧文化发源于非洲，在漫长时间中，手斧文化由南至北，由东向西传播到遥远地方，乃至欧洲。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到好望角，以手斧为标志的各地的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均呈现明显的一致。在阿舍利文化发展的同时，简陋的奥杜韦石器仍在继续被制造和使用，与阿舍利石器共存于同一地层中达数十万年之久。

在10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中，第四纪非洲大陆的气候经历了几次巨大变化。当欧洲经历了几次冰期和间冰期，非洲大致相应交替出现几次洪积期和干旱期。随着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扩大和缩小，晚期直立人（晚期猿人）生存活动的空间也随之扩充或退缩，但在时进时退之中，早期人类逐渐扩展到遥远地区。在发现有阿舍利工具遗址的东非、南非、中非、西非和撒哈拉地区，在300万年中不可能在所有时期中都连续有人类居住，更可能的是，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地变化，早期人类周期性地像候鸟回归那样，回到原来的地区。无论早期人类是居住在落叶森林（如赞比亚卡兰博瀑布区），或开阔的草原和草地，或密林中，住地均是靠近水源的地方，既有树木可遮荫，又有水果可采食，有成群动物可供捕猎。各地遗址出现的阿舍利工具系列的主要成分，无论是以手斧和砍砸器为主还是以砍刀或尖状器为主，它们都具有阿舍利文化的共同式样。这种一致性表明，非洲广阔的手斧世界的主要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是组合成小群体进行狩猎和采集的活动，随着食物资源的变化，按季节在大草原和稀疏林地中迁移，从不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从发掘的遗物来看，在旱季中，他们常分成小群漫游觅食；在旱季快结束时，又汇聚成较大的群体，迁往湖边或资源丰盛的地区。在伊西米拉（坦桑尼亚）和奥洛尔基萨伊利埃（肯尼亚）曾出土大量精美的阿舍利工具，说明该地区可能是较大的群体聚集区。这种聚居可能已属血缘家族公社的聚居。显然这种血缘家族已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使人类体质获得了飞跃的进步。至于这些群体的大小规模，则依非洲各地的自然资源多少、能提供一人足够食物的地区范围需多大、阿舍利工具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定。看来各地人类群体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甚至在各季节都是不同的。

如上所述，大概从中更新世中期开始（距今100万年）曾在非洲生存的直立人（晚期猿人）开始（第一次）进入欧洲，带去了奥杜韦石器文化，在英国的克拉克当（Clactonian）遗址、法国的瓦龙尼特洞和匈牙利的维特斯佐洛（Vertesszollos）遗址都发现具有奥杜韦石器类型的文化。阿舍利文化的传播更具有世界性，除印度以东地区（包括中国）以外，它传播到非洲整个大陆和欧洲。考古学上曾有一种假设：非洲直立人第二次从非洲迁入欧洲大概距第一次之后约30―40万年，带去了以手斧为中心的阿舍利文化。可以肯定，手斧是非洲居民（直立人）首先创造的。在远古世界，这项技术改革引起的工具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同一时期的非洲手斧文化及较后的欧洲手斧文化不同，亚洲东部各地直立人（以“北京人”为代表）则具有独特的砍砸器传统的石器技艺，①似乎没有受到非洲和欧洲的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旧石器时代直立人（晚期猿人）一二百万年的劳动生存中，同非洲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发展了自身的体质，创造了原始文化。到距今约20万年前，非洲直立人发展到（早期）智人阶段。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发现两个头骨和残缺体骨，头骨的下颏隆凸发育颇好，可能是直立人向智人直接进化线上的一种类型。其沉积物地层距今约13―10万年。1932年，在肯尼亚的坎杰拉发现4块破损的头骨和大腿骨，地层距今约5.5万年。1953年，在南非萨尔达纳发现一头盖骨，距今4万年；1932年，在弗洛里斯巴德（Flori【请使用文明用语】ad发现一头骨，距今3.5万年，二者共同点是眉弓显著发达，属早期智人向晚期过渡型。1921年，在赞比亚布罗肯山发现的一个头骨最为完整，他既保存一些原始性如颅顶低、额低平，又有一些与现代人相似特征如齿弓和手足肢骨，距今约4―3万年。1927年，在马里的阿塞拉更新世末期地层发现的头骨和体骨，属晚期智人，形状和比例均与现代黑种人一致。过去一般认为非洲黑人出现的时间较晚，现代黑人是从地中海区域来的。近年来，由于年代测定的手段有很大进步，数据有较大变动；非洲又有不少重要的新的年代较早的人类化石发现，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亚洲西南地区和欧洲的晚期智人最早可能都来自非洲①。1932年，在南非弗洛里斯巴德发现一头骨时间测定为3.5万年前，据认为有可能是尼格罗―布须曼人类型的一个代表。1913年，在南非的博斯科普发现的更新世晚期的头骨和肢骨，据测定已属晚期智人，可能是非洲桑人（San，又称布须曼人Bushman）的祖先。可以说，现代某些种族的明显体形特征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人类身上了②。近年来在南非不断发现了完全形成现代人的人类化石，有人主张南非是人种起源地③，有的研究者认为现代人最初是在非洲发展演化，而后扩散到其他大陆，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这种理论叫“迁徙说”或“代替说”④。

随着古人类向智人阶段发展，非洲石器文化也发展了。首先，作为主要劳动工具的石器的制作技术已显著改进。这表现在已具备第二步加工，由原先的石核备料制成的片器发展为修饰加工的压制石器；工具器型也逐渐多样化，具有初步分工和定型，从一器多用发展到分工专用。由于技术改进而引起的行为变化，使智人可能居住在环境条件十分不同的栖息地，从而大大扩充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居住于南非草原和西非稀树热带草原的智人为猎取大型猎物发展了石矛技术，逐渐发展形成了福尔史密斯文化。这种文化继承阿舍利文化传统，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草原、南非草原和卡罗台地，典型石器是制作更加精致的杏状手斧和更小的薄刃砍砸器。罗伊丹遗址的年代是11万年左右，似属此文化早期。而居住在东非潮湿湖滨和东非密林地带的智人，为了捕鱼和捕猎湖滨动物，或为了采集植物和水果，发展了多种类型的组合式的石器，特别是用石器打制出的木器工具，逐渐发展形成桑戈文化。这两种文化无疑都是在阿舍利文化基础上使用了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桑戈文化分布在赞比亚、马拉维、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以及南非的北部和东南部，所在地区均是雨量大、植物生长茂密地带。在这种生态环境中，均以重型工具（石核斧刮削器、尖凿和砍刀等）为主，亦称桑戈工业复合物。赞比亚的卡兰博遗址的年代为4.6万年左右，有的学者认为同样位于赞比亚境内的布罗肯山智人可能是桑戈文化的创造者。在西非和撒哈拉，这一时期的石器文化出现了地理上南北接触的迹象，起源于大约公元前3.5万年的北非阿特利文化向南伸展，直到毛里塔里亚的阿德拉尔地区。

在中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期）①的第二阶段，虽然由于晚期冰川作用而引起了非洲气候变化，但晚期智人已较有能力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在朝几个不同方向发展和变化的石器技术上得到反映。

到了晚期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滨湖和丛林居民在桑戈工业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出现了卢彭巴文化，以精美的石制矛头而著称，广布于刚果河流域和安哥拉等地；而从福尔史密斯工业中则发展出斯蒂尔贝文化，以具有叶片形矛头为特征。在西非大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细石器文化和缺乏细石器的文化。前者同狩猎活动相关联。中期石器时代在技术上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革新，制造组合工具和磨制工具，将加工好的石件装在木柄上，例如将锐利的叶片形尖状器安装在木棒顶端的狭槽里做成长矛。这一技术使智人在狩猎中，既加强了防御能力又大大增强其手臂的杀伤力，使人兽搏斗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

随着工具的改进，狩猎的技术和规模也在发展。从洞穴和岩棚遗址的深厚堆积物来看，智人已能猎获巨大的猛兽，而定期地或季节性地居住在一个地方已成了一般规律。在扎伊尔的马图皮遗址发现有人类长期居住的痕迹，从距今4万年前一直到3000年前的3万多年时间中几乎没有间断，仅在1平方米土地的各层次上遗有人工制品8045件①。使用火和人工取火的证据已得到证实。这些技术无疑使群体社会的结构较前更加严密。在同非洲的严酷自然作斗争过程中，那些生活于广阔空间，具有坚强体质的血缘家族群体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增殖人口；而那些继续在狭小的血缘家族内部实行兄弟姐妹婚配的群体，则体质下降，身材日趋矮小。生活经验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增长，使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躲避自然淘汰，逐渐地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或婚配。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从个别的局部的禁止进而到普遍的禁止，终于形成为禁止乱伦的社会惯例，并以习惯法严惩违反者，从而巩固了这项婚配制度和性关系的革新和进步。为了排除同辈份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各血缘家族一般要同毗邻的血缘家族通婚，这就逐渐形成了在一定通婚集团范围内的相互共妻和共夫的族外群婚制，并从中萌发了氏族的萌芽。

早在5万年前，早期智人为了猎取成群动物或大型猛兽，需要更多人和更严密的组织协作，这就需要有一个较为固定持久的集团，而同辈兄弟姐妹必须到血缘家族集团以外去找婚配对象，这便为以母系为中心（群婚制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形成，创造了条件①。大概在5万年前，这种原始的母系氏族就开始在非洲的草原、湖滨和丛林中过着定期的季节性的定居生活。从遗址中对死者的有意识的埋葬迹象和陪葬器物来看，智人已产生灵魂观念，而葬仪则体现了氏族成员的相互关怀和密切关系。

大约在1.5万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进入晚期石器时代后，比起亚欧大陆，历史前进步伐似乎缓慢下来，其原因仍未完全探明。在距今一二万年前，地质年代进入全新世时期，无论是斯蒂尔贝文化还是卢彭巴文化，即无论是草原，或湖滨和丛林的晚期智人所制造的石器工具均向细石器型式发展。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制造石叶上，就是将从石头块上打下的石叶，按各种形状和用途修整成细小石器，具有锋利的切削刃口和钝背，而后安装在骨柄或木柄上。有的还将几件细石器一起安在木柄上，制成组合工具，如箭头和倒钩。这种被称为威尔顿文化或奇托利文化（Tschitolian）的石器，型式多样，精致美观。弓箭大概是本时期最重大的发明。箭头普遍涂抹毒汁是非洲弓箭的特点，对猎获大型猛兽特别有效。据现有资料看，西南非洲是最早出现弓箭的地区。骨器得到更广泛地使用，骨锥用来缝制（皮革或树皮的）衣服和帐篷。磨石用来碾碎食物或赭石（绘画用）。随着更经常的季节性定居，在湖滨、河边出现用木杆、茅草或皮革搭盖的小屋；在悬崖下，峡谷两侧或巨石下的岩棚（常被误写成洞穴）则成为血缘家族季节性的栖居住所。他们像候鸟似的年复一年使用自己惬意的住所，有的（垃圾）堆积物厚达数十米。从坦桑尼亚北部到南非好望角（开普）的草原地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和住所的主人可能是桑人的祖先。但在东非西部地区以及扎伊尔河流域还有一种属于林地和森林的文化――奇托利文化，这种文化的制造者又是谁呢？他们有可能是俾格米人的祖先吗？

生活在南部非洲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占有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带，经常的食物有蛋、鸟、兔、鼠、羚羊和各种块根。当他们掌握了弓箭技术以后，他们居住地区的狩猎资源几乎取之不竭。各种动物中特别容易猎获的是各种羚羊，小羚羊一遇危险就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猎取它如探囊取物，所以他们猎取羚羊如同其他地区畜牧民族从饲养的羊群中抓羊一样方便。这就是说，如果不是遭到特大的旱灾，他们可以经常不太费力地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即使遇到旱灾，他们也可以以游猎方式获取猎物。大概正是由于他们采取流动方式就能在任何灾情情况下获得食物，因此在这些流动猎人区内，易于驯化的非洲大羚羊也没有被流动猎人所驯化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他们从来不把农耕和饲养动物视为比狩猎和采集更可靠的谋生手段，因为食物生产的初期，需要人类付出更艰苦的劳动。如此一来，他们过于长时期地停留在攫取性经济，仍然单纯依靠自然界，采集天然产物，一直不会制造陶器；此外，追逐猎物亦造成他们生活的流动性，而这种无法建立永久性定居点的流动性，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方面的变革都是持久的障碍。这些由有利条件衍生出的不利条件大大延迟了他们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南部非洲才有些居民（可能是科伊人）饲养过羊①，后来又养过牛，开始过渡到利用自然界，通过生产劳动获得产品。而这时离西亚地区向食物生产者阶段过渡的时间已整整晚了8000年，比北部非洲（埃及）也晚了5000年。

在西非和东非一些地区，情况略有不同。距今1.2万年前，大草原地区也出现过细石器文化，拥有细致雕琢的箭头、倒钩等狩猎者的制造品。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并成为食物生产者。这些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可能是非洲大陆尼格罗人和班图人的共同祖先。有些史学家认为②，尼日尔河上游和中游，塞内加河流域、乍得盆地提供了同埃及尼罗河下游条件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条件，因而可能是早期的重要中心。波蒂埃和默多克经过多年研究，认为这里是栽培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波蒂埃提出，这里是从芦苇状高粱衍生而来的多种蜀黍和其他几种黍类植物的起源中心③。默多克除了推断该中心的范围是北起撒哈拉沙漠边缘，南抵几内亚湾，西至大西洋外，还指出有些植物是由居住在尼日尔河源区的、以曼德人为中心的那些民族所驯化①。但也有研究者（如道盖特）否定这些论断，甚至认为高粱也不是起源于非洲②。有的研究者虽同意西非也是中心之一，但认为时间不是公元前5000年而是公元前1500年。但目前仍有较多研究者坚持认为，非洲农业是公元前4000年由中东传入的③。在东非湖滨地区，一些从事渔业和采集业的水上居民不仅会制造精巧的骨制鱼叉头，而且在距今6000年制造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陶质鱼罐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绘有波纹线和波纹虚线的陶器显然是在中部非洲出现的一项独自发明。由于他们终年在湖上作业，没有居住在陆上永久性定居的村庄，也没有从事农业；因而这种“湖上文化”过去被有些学者看作只是采集―狩猎文化的一种变种，而对这种水域文明对非洲文化的持久影响估计不足，甚至不被列入新石器文化范畴。经对发掘的骨骸测定，确认他们基本上是黑人，在语系上应属尼罗―撒哈拉语系的人。在9000年前，他们在苏丹地区、尼罗河中上游和东非北部地区传播水域文化，在时间上比进入非洲中部地区的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人还要古老。后来（距今5000年前）非洲气候开始变得极度干旱，湖泊面积大大缩小，许多地区的水上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只有肯尼亚裂谷地带在公元前3000年前仍保持着水上文明。但在公元前2000年再度发生干旱后，生存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在东非广大地区也仅在陶器制作上留下了新石器文化的定居传统的痕迹。

到距今3000年前，一种长角、背无隆脊的牛通过库希特人已经传入肯尼亚高原和裂谷地区。从遗址发现的遗物（磨盘、杵、石锅和相当数量的陶器等）来看，肯定已开始过定居生活，并可能种植高粱、小米。波蒂埃认为东非可能是多种蜀黍属植物的起源地。但当时东非居民主要过着畜牧生活。

非洲新石器时代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现象是不同人种从不同地点扩散到当时还湿润温暖的撒哈拉。第一批黑人移民与地中海人种在撒哈拉混合。遗址中磨光石器十分普遍，陶器则具有华丽的装饰和美观的造型。第二批黑人移民向南迁移直抵森林地带。起源于中非的新石器文化也扩展到几内亚①，同时北非的卡普萨文化向南扩展远抵阿哈加尔山脉（北纬23度）；而埃及的影响也西及于阿哈加尔山脉，表现在完美的泰内雷遗址的石器上。新石器早期（距今7000年前）的撒哈拉地区仍遍布着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湖泊，年雨量至少500毫米。公元前第6千纪，在阿迈克尼已形成村庄。但从第5千纪开始，撒哈拉变得越来越干燥，湖泊、溪流相继干涸断流，人们向绿洲，向南方迁徙以寻找水源。在资源相对缺乏的新环境，移民被迫去采集绿洲或住地周围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和种子，后来又种植这些植物，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在毛里塔里亚的（公元前2千纪）提希特遗址发现有大量炭化石的谷粒，还有专门培育和繁殖蒺藜草的迹象，证明在此地定居的居民可能已从事农业，并已形成某些村落。至于农业在撒哈拉是否已达到普遍性的程度尚未得到证实。在撒哈拉中部公元前7000―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有驯养的短角牛的遗骸（比埃及的短角牛要早1200年），还发现有羊的遗骸，证明未干涸的撒哈拉地区曾是非洲最早从狩猎采集向畜牧过渡的地区之一。对众多遗址的碳14测定表明，随着沙漠地区的扩大，牛群牧区很可能从撒哈拉腹地一直扩展到撒哈拉南部和西非的萨赫勒地带。在阿哈加尔高原的阿迈克尼和曼涅特（Meniet）的公元前6100―4850年的石窟遗址中发现的花粉，经鉴定为一种经过驯化的粟类和谷物。语言学证据说明在这一地区远古时期种植过高粱。在永久性的村落中发现有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磨石、手推磨、石臼、砥石和陶器等。考古学家认为，撒哈拉中部地区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新石器文化中发现原始耕作最早的地区①。到距今3000年前，撒哈拉越来越干涸，以黑人为主体的讲尼罗―撒哈拉语的人群向南迁徙，与西非当地讲尼格罗―刚果语的黑人混合，前者的语言融入后者的语言之中，但黑肤色的体型未有显著变化。

在西非，虽然考古表明公元前第4千纪苏丹地带拥有农业的证据尚属间接证据，但从细石器文化的连续体（Continum）中已发展出陶器和磨光石斧等技术，公元前第2千纪已有著名的加纳金坦波文化（Kintounpo）。虽然有些学者不赞成使用“新石器”这一概念，但实际上金坦波可能确属新石器文化。出土有磨制石斧和“粗锉”（“赤陶雪茄”）、石制壁饰、刻有线纹型式独特的石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所用的石料不是当地所产，表明可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的交换关系，并已有固定的住所。后期遗址还出土矮山羊遗骸，并有种植粟类作物的迹象。与金坦波毗邻的恩泰雷索滨河遗址发现有鱼叉、鱼钩和精美的箭簇。渔业的发展肯定有利于定居生活的形成。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安达认为，在公元前1300―1400年这里就生存着生产粮食的黑人居民②。

西非热带森林边缘地区可能是西部非洲最早过渡到食物生产的地区。这里是所谓“几内亚新石器”地区，其工具特点显然是适应当地农作物生产的，如双面扁平的镐状工具和半圆形双面工具（似从桑戈文化发展而来）是用于挖取块根、块茎和挖掘陷阱的；有木柄的石杵和臼多半是用来舂捣块茎和稻谷的。陶器则与薯蓣、椰薯的烹煮食用有关。从植物生态来看，可能由于热带有一高温季节不利于植物生长，使其必须储备养分，而采取块根和块茎形式，因而今日尼日利亚境内的森林边缘地区成为块茎植物的起源地，同时也可能是最早以土法种植薯蓣、椰薯和油棕的地区。从塞内加尔的捷马萨斯遗址的地层年代（公元前6000―前2000年）来看，显然是在北方新石器文化南下之前。可见，森林边缘文化是当地晚期石器文化的继续当属无疑。在廷巴克图和塞古之间的尼日尔河泛滥平原上，3500年前，非洲野生稻是以水田种植法驯化的，而后向四周扩展，遍布西非远及几内亚滨海地区。

起源于非洲的高粱有许多品种，仅在西非就有七个以上品种。其中尼日尔河中游培育成一种甜高粱；东苏丹培育成硬高粱，乍得有硬杆高粱，尼罗河有垂头高粱、尼日利亚三角洲则有黑高粱。有些高粱品种大约在2000年前，从埃及引种到阿拉伯半岛，而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

根据波蒂埃和巴罗研究，在新石器时代，非洲大陆有五个主要的农业起源地：地中海非洲起源地、西非起源地、尼罗河埃塞俄比亚起源地，中非起源地和东非起源地①。几乎每个起源地之间都存在着地区间交流（非洲内部交流）和非洲与亚欧大陆特别是西亚之间的洲际交流。尽管存在着阻碍交往和南北迁徙的地理屏障，如撒哈拉沙漠和热带雨林，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屏障都不是不可逾越的。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非洲发源地，其农牧业的传播，推动了撒哈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埃及成为非洲大陆与西亚进行农业和畜牧交流的一条渠道。小麦、家畜和骆驼从西亚引进到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另一条纵向渠道是位于与大裂谷平行的东非高地，从维多利亚湖以北直到希雷河谷地，形成一条穿越热带雨林屏障的农业传播主要走廊。家畜也沿着这条与尼罗河流域相通的走廊绕过萃萃蝇地带引入南部非洲。而苏丹地带（包括东苏丹、中苏丹和西苏丹）则是又一条起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东西向交流的渠道，这条渠道也向南部森林边缘地带渗透，使粮食作物在大草原落户。埃塞俄比亚高原的起源地则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农业品种，成为重要的农业发展中心。非洲所培植的高粱等农作物品种大概就是通过这条渠道，经由埃塞俄比亚高原传入亚洲，并引回了亚洲高粱进行杂交。通过农作物品种和家畜的引进与交流，非洲原始农业开始逐渐向种植农业和畜牧业的各个阶段发展。总之，非洲大陆开始种植农作物的时间与西亚肥沃新月地带奠定农业和畜牧业基础的时间几乎是同时。

五、非洲史前文化艺术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非洲狩猎人，在非洲大陆各地特别是在撒哈拉地区和南部非洲创作了大量的岩画和岩雕。这是人类原始艺术的瑰宝，荟萃了非洲史前文化的精华。从1721年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幅非洲岩画至今，仅撒哈拉地区（半数集中于塔西里）就发现了近三万个岩画遗址、几十万件雕刻和绘画作品①，其遗址遍布十几个国家，年代经历上万年，在人类原始艺术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由于最早的岩雕、岩画是发现于欧洲（公元前4万年的莫斯特文化期），过去曾有一种流行说法，非洲的岩石艺术是从欧洲传来的，非洲岩画不过是欧洲岩画的复制品。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否定这一论断。非洲岩画的最早年代可能已上溯到2.8万年①。非洲岩画的主要风格与欧洲岩画完全不同。从石器工具来考察，如上所述，南部非洲代表小型石叶工业的威尔顿工业开始于距今1.2万年的津巴布韦。当南部非洲狩猎者掌握了用细石器制造比较锐利的武器的方法，又占据了世界上猎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他们每周狩猎一两天就足以维持生存，便有足够的闲暇，作画雕刻，因而在德拉肯斯山区、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留下了大量的出色的岩石艺术②。大量岩画出现于撒哈拉的新石器时代，从当地遗址发现的陶器，碳14测定时间为公元前8450年，大致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同时。因此，数以万计的撒哈拉岩画不但破除了“欧洲来源论”的说法，而且也反驳了“含米特论”的臆说③。

南部非洲的岩石艺术分布地区十分广泛，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坦桑尼亚（一般亦把坦桑尼亚岩石艺术归类于南部非洲）都发现岩画的遗址。随着考古探查的深入，遗址发现的数量日益增多。仅1959年一年，在津巴布韦、马拉维、赞比亚发现的岩画遗址就有1100个，南非有1600个；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发现岩雕遗址有24个，南非350个。这些岩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与下文即将谈到的撒哈拉岩画相比，独具特色。这些原始艺术的作者无疑是曾经广泛活动于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桑人。这从画中人物大多具有“丰臀”（steadopygia）④的体态特征可以论定。岩石艺术品分为绘画（岩画）和雕刻（岩刻、刻画）两种。单色画多用赭石画的，也有两色、三色甚至多达十二色的。雕刻是在岩壁上以尖硬的细石器镌刻出深深条纹，从勾勒的条纹中呈现出图像；也有采用点琢的技术（无明显轮廓线条），个别已具有浮雕的雏形①。与欧洲岩画多在岩洞深处不同，非洲岩画大多画在露天岩壁上，写实作品居多，生动地反映几千年前，甚至一二万年前当地人的生活现实，是不可多得的研究非洲原始社会史的资料。

从这些时间跨度绵延数千年的，数量达数万件的岩石艺术品中，可以窥见当时南部非洲的主要居民――桑人过的是狩猎生活。作品中的形像以动物和人居多，尤以各种动物，如象、犀牛、羚羊、斑马等的绘制或雕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从一些作品的技巧来看，有些桑人已经掌握了透视法技巧，对事物有着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寥寥数笔，形神兼备。猎人艺术家善于选材，利用天然岩石，巧夺天工。猎人画家在利乌方丹的一块岩面粗糙，带有棱角背脊的岩石上，巧妙地雕出了一头犀牛，正好突出其伟岸的脊背。颜色调配也颇具匠心，一只雄羚羊下巴胡子用刻线表现，身上长毛则用点条纹描绘，岩体的蓝色恰与岩表的赭色形成鲜明对比，精彩绝伦。考古学家曾发现桑人画家身上佩戴有十二色的骨质颜料管。画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巧妙地搭配上浓淡相宜的颜色，涂抹出栩栩如生的外貌。一幅发现于开普敦东北赫蒙的晚期壁画，描绘桑人与南班图人②打仗的情景：一伙桑人偷盗班图人的一群牛，被班图人追赶。仓惶逃跑的桑人中有一部分忙着驱赶牛群，一部人转回身，弯弓瞄射正持矛狂追的班图人。人像和物像都画得异常逼真。投矛划空面过，狂奔中的双腿动作，动感极强。而且懂得使用透视法描绘：距离较远的图像画得较小，较近的画得较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绘在开普敦东北赫蒙的岩洞中，距离画面上作战地点有数百公里甚或千公里之遥。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画面中追赶着黄肤色桑人的是黑肤色的南恩戈尼人，而后者在历史上从未越过加姆图斯河西岸放牧，可见壁画作者是在远离现场数百公里的山洞中凭记忆再现战场图景的①。

撒哈拉地区岩石艺术品发现的数量远在南部非洲之上。它作为“第一部插图本的非洲史”在非洲史学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在阿塞坚万梅伦（阿苏夫迈兰干河）发现的岩画上，绘有大批河马群，许多岩画上还出现了大野牛（巨型水牛）、象和犀牛。考古学家在岩画附近的布斯山上一个遗址中发现了河马头骨，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5140年。这就有力证明，5000年前撒哈拉地区曾是一片广阔的疏树草原，宜农宜牧，是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在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交界的阿卡库斯（Acacus）发现一具带有兽皮衣服痕迹的准黑人型的遗骸，经鉴定年代为公元前9000年，证实撒哈拉地区的居民包含有黑人人种，由此推断黑人猎人很可能是岩石艺术的作者。

撒哈拉岩石艺术的研究通常以其出现的主要动物类型作为划分时期的根据。一般将距今9000年前划为“大野牛期”。距今6000年前为“公牛期”，这一时期的岩画以描绘长着短而坚实的角的公牛，或长着竖琴状角的公牛为主，其数量多达6000多头。画面上还有一种长着交叉巨角的大野牛，显然已经在地球上绝灭。今天普遍饲养于苏丹地带的瘤牛，则从未见之于壁画，可见这种牛在该地区的繁殖是较晚时代的事。在“公牛期”，牛已为人类所驯养，牧牛人与牛一样，成为壁画上所描绘的主题，有些研究者由此认为他们可能是富拉尼人（富尔贝人）的祖先①牧牛人创作的刻画分布很广，几乎遍布尼罗河至大西洋沿岸的各个高地。

马（大部分是与战车在一起）出现于撒哈拉岩壁画，已是公元前1000年的事了②。这一时期被称为“牧马期”。从考古发掘来看，马引进非洲时间比这还要早。撒哈拉地区马拉战车的岩画（多为雕刻）遗址数量之多和分布之广，使我们从中得以窥见当时纵贯撒哈拉南北的两条商道。东部商道分成两股，分别从内陆通向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沿途壁画遗址星罗棋布，艺术水平颇高，画中辕马作飞奔状，战车则结实轻巧，驭手和车上作战人员除执有投枪和圆盾外，还佩有短刀并饰“利比亚羽”，蔚为壮观。西部商道起自廷巴克图止于今济纳加，沿途壁画水平一般较低，缺乏写生能力，有些近于图案型。有些研究者认为，西撒哈拉壁画所绘的马是一种体态笨重的西路马，而希罗多德曾提到的利比亚内地加拉曼特人驾驶的四匹马拉的四轮战车，那些马却正是这种笨重的非洲马的代表。它们可能是在西撒哈拉草原驯养的源于非洲的品种。3000年前的撒哈拉已经逐渐沙漠化了，但从岩画描绘的棕榈树等树木，反映出沙漠中的绿洲仍有萋萋水草可供牧马之用。骆驼出现于壁画晚至公元4世纪，此时它已取代马匹成为沙漠中唯一的运输工具。骆驼期的岩壁画，因此时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其史料价值锐降。

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人类与狩猎一采集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岩画中无处不有狩猎的场景，令人想起人与兽（亦即人与自然）的长年累月的搏斗：伊海伦猎狮壁画描绘百兽之王被一圈长矛团团围住；提苏凯壁画表现一只被射杀的野驴即将成为俎上肉；撒哈拉草原上遍布陷阱机关，显示猎人的智慧和高超的狩猎技术。岩画描绘了人类从采食者到食物生产者的伟大转变过程：猎狗大概是人类第一位忠实的朋友，它正为主人奋力追捕野山羊；长着各种形状犄角的牛的脖子上带着一副垂环，表明它们已是人类的财产；野驴从被人追逐着狂奔，到被人驯顺地骑着；妇女从攀枝采摘野果到俯身使用弯曲的镰刀，弓着身子簸谷，拾穗。岩画的簸谷内容恰好与考古发掘出的大量石制杵臼磨盘互相印证。

岩石艺术同样真实地描绘出新石器时代人类风俗时尚，譬如当时男人比女人更事修饰：男人穿戴兽皮，饰以羽衣，头插翎毛，佩戴炫目的手镯；而妇女则衣着很少，近于赤裸，或仅围条腰布。又如住房是一座座半球形小木（茅）屋。再如，在塔克德图马丁发现的一幅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如下的生活情景：黄昏时分，体态丰盈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茅屋门前；一排小牛犊被栓在一根绳子上；健壮的男人们忙着挤牛奶，整个画面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气氛。显然，岩石艺术是从多彩的、飘浮不定的狩猎生活中产生的。狩猎的需要使原始猎人学会使用绘画来标示猎物的位置、方向等等，以传达狩猎信息。狩猎生活使猎人学会模仿动物的动作和叫声等等，而模仿绘画最初大概是以传达信息为目的的。到了新石器时代，精巧的细石器和弓箭的使用使猎人有了狩猎的利器，从而提高了猎获率，他们遂有余暇去作画；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得心应手的作画工具和颜料，如在石制的杵臼中将各种配料研磨成细粉而后用牛奶、酪蛋白、蛋清、蜂蜜或骨胶调制，制成能保持几千年的色泽鲜明的颜料。这大概就是撒哈拉黑人猎人和南部非洲的桑人能够成为高超艺术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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