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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晚年的张国焘 [打印本页]

作者: fox666 时间: 2007-10-11 03:07 标题: 晚年的张国焘

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1938 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青年张国焘，北大学生领袖。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

1.背叛中共后不得志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1949 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长征后抵达延安的张国焘

2.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 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在他们看来，张国焘不仅对中共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而且与红色中国的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运作十分熟悉，因此张提供的信息，对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重要价值。于是，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也找上他，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
3.称“文革”难以为继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毛泽东与张国焘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 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4.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里的张国焘塑像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5.减轻美国对华敌意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 ”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6.在加拿大医院被冻死

1967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
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1976年， 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
1980年1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张国焘的一生就此走向完结。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特约撰稿黄东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张国焘出生豪门望族；因其父张觐王光系清末拔贡，又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事等职，权倾一方，鼎盛时期故居曾十分繁荣，是当地著名的富豪之家。其胞弟张国庶为中共江西省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被反动派杀害，1989年被追认为烈士。
张国焘故居位于离萍乡上栗县县城20公里的金山镇山明村桎木山下，座南朝北，前朝笔架山，后靠桎木山，视野开阔山青水秀。始建于清康熙59年（1720年），2004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国焘为何出逃？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
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
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
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朱家骅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王陵基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中央政府成员和党中央领导人，乃至各省党政领导成员的状况极为关注。各国情报机关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了解、刺探有关信息，为其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1953年，正在穷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他的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自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张国焘所能提供的，只能是15年以前的情况，按普通人的看法，这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从这些人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便可以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即将奉行的内外政策。从这一点看，美国中央情报局找张国焘是找对了人。一般人对中共高级领导人不可能有张国焘知道的那样详细。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
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在张国焘看来，出卖情报虽然是不名誉的事情，但他已脱离中共多年，与中共已无任何感情上的瓜葛，用不着为其保密；更何况美国人每次访问总要付些报酬，虽然不多，但对于正处在经济窘迫之际的张国焘一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1937年12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就这样，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DavidH．Mckillop和JulianF．Harrington，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据点）指示，先后约20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环节，美国人每次拜访张国焘时，总是事先准备好名单，要求张国焘按名单上所列的人名一一报告他所了解的情况，内容包括该人的性格、经历、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等。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
美国人列出的名单中涉及的人很广泛，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高岗、林彪、张闻天、罗瑞卿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列在名单上的人，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能，如实地予以回答。对于熟悉的人，他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就自己所知的情况，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张国焘在谈话中，很注意提供与现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关的情报。比如，他在详细介绍了刘少奇的经历、性格等方面的情况后，还提供了刘少奇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私人关系：
1．毛泽东――关系亲密。自从1939－1949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工作至今，在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合。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现在的地位与毛泽东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2．周恩来――关系不好。
3．朱德――关系好。
4．董必武和刘伯承――关系好。
5．陈云――关系可以，并不亲密。
6．张闻天和陈绍禹――刘少奇最反对的就是像这些人，他认为这些人过去与莫斯科纠缠得太紧。

张国焘《我的回忆》大陆最新的一个版本，东方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还告诉美国人，就目前状况来看，彭真、安子文、刘澜涛等是受刘少奇保护的人。
至于曾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徐向前、陈昌浩，他也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毫无疑问，张国焘对人对事的评价，都夹杂着个人的感情成分在内。美国人自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仍然尽可能地从张国焘口中索取他们所要的东西。张国焘挖空心思后所得到的，只是美国人一点小小的施舍，扪心自问，张国焘感到自己形同乞讨，十分可怜。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欣然应诺。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到处搜集资料，终日思索苦忆。这期间，他得到了同乡许鹏飞、涂公遂的鼎力相助。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就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
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堪萨斯大学负责将原作（中文）译成英文〕。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这期间，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也投入了回忆录的写作当中，著成《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背着一个“叛徒”的名声，他不知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痛苦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毕竟，张国焘此时已是71岁的人了，自1949年他携全家到香港后，已在此地居住了近20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香港虽然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毕竟与中国水陆相连，犹如自己的故土一般。现在，当张国焘已年过七旬时，却要告别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告别自己的故土，去到异国他乡，过一种全然不熟悉的生活，这对于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情的精神压力。
1968年的某一天，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加拿大。
此时，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正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张湘楚送广州中山医院学习。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如愿。张湘楚在中山医院学习5年，毕业后在香港行医，后移居美国纽约。）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每日孙儿孙女绕膝，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张国焘孤苦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也许命运注定张国焘的晚年生活只能在孤寂中度过。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并不宽裕，便决定搬出儿子家，住入免费养老院。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且有时还可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小酌一顿。不过，毕竟是高龄之人，生活上有诸多不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妻子杨子烈也已年逾七十，加之腿有残疾，也无力照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只得经过申请，住进官办的老人病院。如果说在免费养老院尚能与杨子烈相依为命的话，那么现在，当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却不得不与老妻分手，孤苦伶仃，无以慰藉。

小路边的张国焘与夫人墓碑（两棵松树间）
老人病院位于多伦多市郊，属于官办的慈善机构，条件很差。张国焘住的房间只有6平方米，而且与另一位老人同住。也许是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老人的脾气很坏，当有人来探望张国焘时，他总是嫌双方谈话影响了他，大声地发着牢骚。张国焘说话困难，无力争辩，只能气在心里。
自从中风之后，张国焘说话就很费力，而且含混不清，听力也明显减弱。由于行动不便，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妻子杨子烈和儿孙们不时探望，带给他许多好吃的东西和许多安慰。但这些均无法取代他的痛苦，每当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他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日子在郁闷中一天天挨过。张国焘心里明白，他现在只有等死了。
说来事也凑巧，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伦敦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张国焘时，他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记者希望他对昔日的对手作一番评论时，张国焘只是淡淡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据说，张国焘病重期间，曾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提醒张国焘说：“当年你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诚时，热情接待你的不是你的萍乡小同乡、当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吗？我们曾和他交往多年，友谊不薄。蔡孟坚现在美国，是不是可以请他帮帮忙呢？”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和蔡孟坚电话联系。
蔡孟坚问候张国焘的病情后，问杨子烈：“你们与台湾哪位政要相识？”杨子烈回答：“当年我和国焘在香港时，台湾曾派黄少谷赴香港访问国焘，我也在座。”
蔡孟坚说：“张国焘先生当年在武汉对我说过，他任中共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张国焘向俄共尽力交涉，改为准许蒋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作思想改造；以后又派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避过了流放之难。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我在机场迎接他下飞机，再送他去见乃父。在重庆时，蒋经国曾到舍下接我一道去张国焘居处造访，彼此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当此患难之际，求助于蒋，定当回报。”蔡孟坚表示，他将飞加拿大，看望张国焘夫妇。

听了蔡孟坚的话，杨子烈非常高兴。蔡孟坚遂致函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病重，身无分文，如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本人及台湾皆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进言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对张国焘予以救济。蒋经国闻讯后，大为动容。
隔一周，蔡孟坚即接台北行政院长办公室秘书的长途电话，告知蒋经国有钱托蔡带给加拿大的张国焘，请他等候，收到钱后再飞加拿大。
不久后的某一天，黄少谷的二女婿、时任台湾当局驻纽约总领事的夏功权接通蔡孟坚的电话，告知蒋经国有1万美金支票，请转交张国焘作医药费。
蔡孟坚收到支票后，即飞加拿大。到医院探访张国焘时，将蒋经国赠给他的医疗费用面交杨子烈。杨子烈亲笔写了收据。
1979年11月26日，这天，张国焘的三个儿子将父亲从老人病院接到了大儿子家，为他庆贺82岁生日（张国焘的生日是11月14日）。一家人热闹欢快的笑声，使张国焘受到了感染，精神好了许多，话也多了起来。暖融融的家庭气氛使他想到了老人病院那难以忍受的严寒，便不由说道：“病院暖气有时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杨子烈听了，心里很是难过。
当汽车载着张国焘离开儿子家时，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细心的老伴为他带去了几床毛毯，以便能为他抵御严寒。
12月初，多伦多连日下着大雪，天气异常寒冷。2日晚，终日躺卧在狭窄的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将被子、毯子掉在床下，按铃叫人却无人来，只好咬紧牙关受冻，指望着能有护士或医生前来相助。其实，来这个病院养病的老人很多，护士少，医生更少，无法照顾周到。因此，除每日服侍三餐、隔日为病人洗澡外，平时病人按铃，多不理会。

就这样，本已十分衰弱的张国焘由于长时间的严寒侵袭，从12月3日凌晨5时起，便接连呕吐达两小时之久，从此人事不省。等到家人闻讯赶到病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放在了病院的太平间。
抚摸着丈夫已经变硬的尸体，杨子烈百感交集，按捺不住伤心的眼泪，悲愤地痛哭起来。回想起张国焘坎坷的一生，再看看自己行将就木的境况，她不无悲哀地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
据杨子烈说，张国焘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因有儿女负担，无力摊出全部埋葬费用，悲痛中的杨子烈只好自己出面，张罗购买棺木和寿衣，又到公墓买了坟地；由于张国焘夫妇已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便又接洽教堂请牧师举行送别仪式。
但另一种说法是：张国焘死后，杨子烈将噩耗电告蔡孟坚。蔡孟坚又告诉了黄少谷，并请转告蒋经国。黄问安葬需要多少经费，蔡回答：“约三四千美金即可。”过了几天，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给蔡孟坚3500美元，嘱转交张国焘之妻。张国焘的后事开支即用的这笔钱。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张国焘的灵魂只能在异国他乡游荡……

苏联将王明安葬在著名的新圣母公墓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逝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多伦多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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