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宋代“好古”帝王盗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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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ox666
时间:
2007-9-2 05:15
标题:
宋代“好古”帝王盗墓狂
封建帝王的个人喜好,往往引领那个时代的风尚。“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宋代帝王有“好古”之风,尤以宋徽宗赵佶为甚,他们喜好三代钟鼎彝器,却让古冢坟墓遭了殃。
原来宋代以重文轻武立国,上自帝王,下到文人士大夫,嗜古之风炽热无比,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为时尚,著名者如欧阳修、苏东坡、赵明诚等人,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欧阳修以公职之便,广泛观览公私所藏的金石遗文,依此编写了《集古录》十卷,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有的一件就达数十万钱,从而激发了牟求暴利者盗冢掘墓。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隐秘的民间盗墓持续不断。《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北宋时,有人在长安卖汤饼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奁,上刻云气龙凤、海上神山,进献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进御”的答复,于是收入官库。同书又记述,有人在关中坏一古冢,发现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而公开掘墓的也有史可查。《夷坚志》载:“政和间,访求三代彝器,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提点茶马程唐使人于凤翔发掘商比干墓,得大铜盘镜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程李留玉于泰州军资库,而以其盘献”。虽然赵佶以“前代忠贤之墓,安得发掘”为名,罢了李朝孺的官,但对于非“忠贤”之墓的发掘,他是默许的。他诏令天下贡献前世遗物,要求士大夫家藏秦汉三代遗物,全部献给朝廷。朝廷大员和地方官员为投其所好,纷纷进献。宋史中就有宣和元年三月,“蔡京等进安州所得商六鼎”的记载。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也记载有地方官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的故事。光州固始县,古时为申伯国,为楚国的封地,人迹罕至的边远之地,时常发现秦汉古物,时任县令的吴珏便下令让犯罪之人进献古器物赎罪,用这种方法,竟得到了不少古物,以至他辞官之后,手头还有五六十件古器。他的继任者听说后,也采用这种方法,得到了十几件古器物。
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盗掘冢墓使皇家收藏激增,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
宋代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提供了条件。两宋时代,仅青铜器的著作就有30多种。著名的有吕大临著《考古图》,收入商周至秦汉古器224件,“考古”之说由此而发端;《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绍兴年间薛尚功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收商周至秦汉青铜器铭504件。这些书籍为文人雅士寻古访闲、问鼎托趣提供了良好的参本,也奠定了古代青铜器著录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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