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我看美国资本市场系列(3)：私人基金会 [打印本页]

作者: fox666 时间: 2007-7-18 00:31 标题: 我看美国资本市场系列(3)：私人基金会

美国有许多世界著名的私人基金会（private foundation），老牌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大的有比尔盖兹基金会。我很早就想写基金会，但一直没有机会。当听说普天寿金融公司的刘阳担任过吴健雄和袁家骝基金会的秘书时，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吴健雄和袁家骝在华人世界都是名人。吴健雄在美国物理学界名气很大，她做的实验结果为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奠定基础。袁家骝出身名门，也是自然科学家。刘阳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流行一本小说叫《第二次握手》，其主人翁原型就是吴和袁。
刘阳对接受采访还有一点顾虑，说她与袁家后代在基金会上有些纠纷，正在打官司。我对刘阳说，我只要事情本身，不谈争议。我还允诺她过目初稿，删掉她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她表示要咨询一下律师。尽管律师反对她会见记者，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私人基金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投资公司。其特殊性在于：基金会必须每年捐钱给慈善事业，其捐出的钱等于本金的百分之五。因此，基金会平均每年增长率要超过捐赠率和通胀率，否则多年后就会自行消失。许多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避税，因为美国遗产税高。有了基金会，富人就把钱留在基金会里，雇用自己的家族成员。这些亲戚既有工作，也可学习商业经验。据统计，美国私人基金会有五万多个。
写这样题目的困难在于缺乏案例。华人成立的基金会不多，又很低调，寻找起来非常困难。后来，我仅采访到两个华人基金会的秘书、一位替爱尔兰人家庭管理基金会的华人会计师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华人基金经理。遗憾的是总是找不到由香港企业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一家基金会的经理人。不过，我在稿子付印前发现另一家华人基金会的新闻，并把它补充到这篇报道中。

刘阳与袁家骝和吴健雄夫妇相识相当偶然。一九九五年，她从北京来美国中部与读博士的先生团聚。刘阳说，当地地名也叫曼哈顿。她就对先生说要到真正的曼哈顿去，就来纽约寻找机会。这时，吴健雄刚中风，需要有人照料，其家人就委托一家华人职业介绍所帮助找保姆。

刘阳说自己是沾了个子矮的光。那天她陪高个子同学去面试，但吴健雄点名要“那个个子矮的”。从此，刘阳边照顾吴健雄的身体，边在纽约一所大学攻读工业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又帮助管理他们的私人基金会。她和两位科学家一起生活和工作了八年时间。言谈中，她流露对两位科学家的敬仰。

刘阳说，袁家骝常感叹华人成立的基金会太少。一九九九年，吴健雄去世后，他决定成立吴健雄和袁家骝科学讲座基金会，专门资助世界著名科学家去中国讲学。袁曾经告诉刘阳，他在求学期间遇到许多名师，获益匪浅，故认为年青科学家接受名师的指点非常重要。刘阳还讲了一个故事。当年中国大陆成功爆炸原子弹后，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想造原子弹。他邀请袁家骝和吴健雄夫妇访问台湾，听取他俩的意见。蒋听过他俩的意见后，放弃制造原子弹的想法。

因为两位科学家在美国学术界名望很高，基金会成立后获得许多科学家的支持，华裔科学家更是兴奋。袁先给台湾的李远哲打电话，李再给其它著名的华裔科学家打电话，几乎所有的华裔著名科学家都表示支持。他们有丁肇中、李远哲、李政道、杨振宁、崔琦、朱隶文和何大一等。

因我的报道是关于基金会的，就请刘阳着重介绍基金会运作情况。刘阳说，基金会既要出钱，又要具体安排活动。她每年确定讲座题目和演讲人，然后再征求演讲人的意见。演讲人同意后，基金会再安排日程，并支付费用。她说科学家们对金钱看得很轻。她举丁肇中为例说，他把美国国内旅行费用不计算在内，把国外费用总是往少里报。

设立私人基金会需要一定资金。但钱从哪来？过去袁氏夫妇是大学教授，工资不高。但他们退休后都做股票投资。吴每天阅读《纽约时报》商业版，每晚定时观看电视财经频道。刘阳认为：“吴的投资作风比较大胆，而袁则比较保守。”吴去世后，袁把自己的二十万元积蓄拿出来，设立基金会。他设想基金会先建成私人的，然后再变为公共的，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但这后一步计划没有实现。
从二○○○年到二○○二年，这个基金会共组织三次讲座。后来因为家属与基金会管理人发生纠纷，基金会工作暂停。我请刘阳对基金会做个总结。她举出三点。一、基金会要有一个好的章程，黑白清楚，不留灰色地带。二、基金会要有一个好的财务顾问，因为不同的财务处理差别很大。三、基金会要留下所有的记录，将来应付查帐。

刘阳告诉我，一位香港企业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设立傅氏基金会（Fu Foundation），哥大还以傅氏命名一个系。设立人的一个亲戚在管理。我上网一查，果然如此。我按照他们的电子信箱发出邮件，表示希望采访。但是，始终没有回音。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为了补充我的关于基金会的知识，我去图书馆借阅一本最新出版的《创立私人基金会》的书籍，两位作者是两位管理基金会的业内人士，一位是公司总裁，一位是专家。在美国，有的家庭没有管理基金会的知识和经验，只好请专业公司来管理。因此，这些管理公司应运而生。　　

阅读后，我对私人基金会性质有了基本认识。美国政府鼓励成立私人基金会，并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但是，它规定基金会每五年平均每年捐出总资产的百分之五，并用在健康、科学与教育等对大众有益的项目上。基金会要想永远存在，必须保持本金不下降。按照每年通胀率百分之三计算，其投资增值每年要达到百分之八或以上。因此，一些大的基金会就雇用投资专家，争取每年总资本不要下降，或者有所提高。　　

这时，我想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投资副经理赖淳。二○○五年初，我采访拉扎德（Lazard）公司的基金经理邓琨时，邓曾推荐过赖淳。我给赖淳打电话。但是，赖淳说，因为基金会新上台的总裁和华盛顿的关系紧张，所以公司禁止所有的媒体采访。他还说，香港凤凰卫视不久前也在找他，但被他拒绝。我建议采访不署名字。他说，那不行，人们会猜到的。我后来说去拿点资料，看看能否照张照片。他同意给我点“网上没有的资料”。　　

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位于曼哈顿中城。我们在他们的会客室见面。我只问他一个问题。“基金会要存在，每年投资受益必须达到百分之八，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听后说，“get point（一语中的），但这个不能谈”。我问能否谈基金会的工作。他说，这个可以，但不能用名字。他说：“现在只有十几分钟，我们能否电话中说？”我同意。我在基金会外边对着玻璃墙的名字照了两张照片。　　赖淳在电话上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历史简单介绍一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第二年就设立中国项目，并开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该基金会对世界的疾病控制发挥重要作用。他说，该基金会有两个强项：健康和农业。基金会经营也很成功，一九二九年基金会本金是二十九亿元。但捐出一百三十亿元后，它现在仍然有三十二亿元资本。　　

他认为基金会成功关键有两点：一是要保证本金购买力不下降，因此基金会要保持缓慢增长。二是要有一个人才库。美国大基金会都有世界上顶尖的人才，使捐出钱能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尔盖兹基金会虽然最大，但缺乏经验。因此，它常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做项目。后来我分析这个“缓慢增长”是经验之谈。如果某一年增长太快，就要多捐钱，但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就很困难。　　

我在华尔街邮报网站(wspost.com)上发现，盖兹基金会规模全球最大，有二百八十八亿元，聘用二百三十四位员工，俨然是一个中型企业。盖兹基金会捐助主要在全球的卫生、教育和公共图书馆。二○○四年，它还向中国四个省图书馆捐钱，每个图书馆可以获得五十万美元资金。但是，我查不到这四个省的名字。　　过去，有人向我介绍过一家华人基金会。我在名片中找到一张滋根基金会杨埙的名片。该基金会就设在他的家里。当他向我介绍情况时，我发现它不是一家私人基金会，而且一家基金（fund）。它自己没有钱，而是向别人募捐。　　

我从他提供的资料上看到它去年筹资四十多万元，就问他钱从哪来。他说，多数钱来自个人捐款，少数是私人基金会捐款。我问基金会是哪一家，他答是黄汝斌基金会。该基金会每年资助滋根基金好几万。我说我想去看看。他马上打电话问，那边回答可以。我立刻追问，能否现在就去，那边也回答可以。杨埙说，滋根总裁杨贵平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也准备去。后来，我们一起上路。　　该基金会位于纽约市北面的白原市（White Plains），但仍在纽约州内。在路上，他们讲到到中国大陆支援教育的情况。杨贵平说，几年前周刊另一位记者写过报道后，该基金共收到十几万元的捐款。因此，她希望我能再报道一下。　　一个小时后，我们达到一栋房子前。一个中国妇女和一个美国老人在门口迎接。这个美国人坐在轮椅上。这位妇女介绍这个美国人叫马丁。马丁也用中文说“你好”。我用英文问：“You can speak Chinese（你能说中文）？”马丁立刻说：“No。”杨贵平介绍说这位妇女就是基金会的邵培珍。　　

基金会就设在马丁家里。邵培珍请我们坐下，马上去厨房做午饭。一会儿饭就端上桌，有面包和烧卖。邵培珍拿出基金会资料，上面还有创始人黄汝斌的情况介绍。黄汝斌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市，幼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在费城读小学和中学，后来回广州市中山中学读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他赴美读大学，后留在美国。　　

从工程师岗位上退休后，黄成立房产公司，从收购旧楼起家，最后拥有四栋楼宇。他把这些楼宇全部出租。为了节省开支，他仅雇用一个打扫卫生的工人，其余工作自己承担。随着曼哈顿唐人街的房价上涨，黄的财富也不断增加。　　邵培珍和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美。她在中国是乒乓球运动员，来美国后开办乒乓球培训班。她有一个老乡在唐人街开面包店，租用黄的门面。因邵常去面包店帮忙，就在面包店与黄相识。当时，黄的独女大学毕业后搬出，黄与太太分居后，就一人独居。　　

一九九○年，邵一家应邀搬去与黄同住，直到黄于二○○○年去世。邵说，黄生活极其节俭，每次饭后，他总要用水把饭碗冲洗后喝掉，吃过的鸡骨头还要留下煲汤。但他又乐善好施。他出钱为家乡的学校盖了学生搂，又盖教学楼。有一年中国发大水，他夜里梦见有人在水里喊救命。第二天一早，他就赶赴唐人街的中国银行向灾民捐款一万元。他捐款多，但不留收据。华人都希望把钱留给孩子，而黄则不然。他晚年作出决定，用其财产的百分之九十成立基金会，支持华人孩子上学，其余百分之十留给女儿。他认为钱多对子女并不好。因为美国华人没有上不起学的问题，故基金会主要支持中国大陆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　　

黄的财产主要是位于唐人街的四栋楼宇，出售后为基金会筹资六百多万元。基金会的工作是怎样让捐出的钱发挥作用，并使未捐的钱增值。邵说黄很会看人。黄认为马丁不错，决定把基金会交给这个美国白人负责。这个美国人原来是邵培珍的乒乓球班的学生。黄为何选个美国人来管理？这也是个迷。　　

马丁原来是IBM的工程师。退休后，他自学投资，说他过去十一年投资回报率是百分之九。他看不上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认为他们不一定能赚钱，而且收费又高。他每天上网察看有无投资机会，一旦发现，马上就把钱转过去。　　邵说，基金会有五个董事，马丁任主席，她是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另外三个是黄同村的同乡、邵培珍的女儿和一个目前在台湾的人。黄的侄子曾是董事之一，后因故退出。邵写捐款支票，马丁签字。捐款由董事会决定，帐目对所有董事公开。　　

我问有无照片，邵就搬出两大本影集。在许多合影的照片中，我发现一张非常抓眼。一位被资助的学生搀扶着爷爷与资助者见面。这位爷爷双目失明，其旁边的孙女则露出羞涩的神情。主编看到这幅照片后说，就这张照片都会吸引读者往下看。后来，该照片作为压题照片刊登出来。　
　
邵还谈到她去当地考察的情景，说当地学校都很欢迎。她尤其记得两个孩子表演的快板，并把原稿带回来了。其中有的句子令人难忘：“我家住在山那边，耕地只有一步宽，人穷智短见识浅，生活艰难实难言，入学读书三五年，即将辍学来耕田。”我喜欢这种原滋原味的东西，就把它用在文章中。稿子发出后，我又在我们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基金会的消息。纽约华人邓树春家庭基金会公布其近年来的资助项目。该基金专门资助服务大纽约华人社区的公益团体。六年来，它共捐助四十八个组织，捐助金额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我估算一下，若每年捐款的二十多万占到本金的百分之五，那么其基金规模应在四百万元左右。我赶紧给写稿记者打电话，索取基金会经理人的电话号码。记者告诉我，这个华裔不讲中文。因此，我就用英文打电话并留言，但几天等不到回话。星期三是改稿的最后机会。我只好把这篇新闻稿的主要内容加入我的报道中。文章发表后，一位自称是原上海大学教授的读者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家在扬州的学生，家里很穷，想为他申请黄汝斌基金会的资助，向我要邵培珍的电话。我就给邵打电话留言。邵回话说这位读者要直接向滋根基金申请。但我和在位教授联系不上，不知结果如何。

欢迎光临智囊论坛 (http://topo100.com/bbs/upload/)